作为知名批评家,张莉的新书《来自陌生人的美意》(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由影评(剧评)、书评、记人三部分构成,多是随笔式的文学思考。整本书读来轻松而不乏深刻的见解,有趣又充满思想的魅力,有一种游刃有余的大家气度。
书中很多文字有关电影和戏剧。电影、戏剧虽是通俗艺术,但是在这些评论中,仍能感受到专业学者的严谨和敏锐。例如《萧军朋友圈对萧红的“残忍”补刀》是关于电影《黄金时代》的影评,在作者看来,萧红的意义首先在于其文学贡献和文学地位,在此基础上,其动荡的人生经历才让人关注和感慨。而电影对萧红的理解不够深刻,几乎只是讲述了一个悲惨民国女人的一生,使得萧红作为作家的形象和意义缺席,观者没有看到萧红人生选择的合理性,缺失了对故事主角的认同。此外,影片以萧军的朋友们的视角叙述,这样建构的萧红是不可靠的、有偏见的,从而导致影片的说服力和深刻性有所缺失。
这篇影评展现了作者对丰富史料的占有和对历史人物的深入理解,具有学者的严谨气质。而这种严谨又是不枯燥的,体现了一种真正的人文情怀。历史和书中的人物并不是虚无的概念,也不是冷冰冰的化石,他们同样有温度有情感,有其作为人的欲望和缺陷。作者对电影的细致分析,有着学人的严谨,但根基却是出于情感,出于对人性和人情丰富的、有温度的理解。
学者式的扎实冷静之外,该书对电影、文学和人物的臧否中,有一种女性的敏锐感受和细腻情感。作者从歌剧《娜拉》,谈百年女性的独立和抗争的命运;从话剧《生死场》,谈女性和民族战争之间纠缠混杂的关系;从铁凝小说《火锅子》,谈女性对爱情的敏锐体验,和一种热气腾腾的生活化的、含蓄的平凡之爱。而在《一个民国少女的爱情》《且谈与民国文艺女神相逢》中则可以看到,作者尽力为我们还原一种真实的历史场景,打破近年兴起的“民国热”中对女性爱情和人生的戏剧化想象。文中认为,人们意图“把一个女人的生存价值等同于是否能和男人厮守一生”,“把情感生活的完满当做评价一个人价值的最高甚至唯一准则”,是对女性“成功学”式的绑架。作者呼吁写作者和读者尊重女性的精神复杂性,认同女性不附着于男性的独立价值,可谓鞭辟入里的女性声音。
对女性独立的思考,体现在文学、电影的评价上,也深入作者写作过程的认知中。《假如自由能成为一种写作习惯》中,作者对比了冰心、丁玲、萧红等女作家的写作历程和成就,认为女性不该囿于“乖乖女”的束缚,而隐匿自己的真实思考,扭曲自己的笔触。自由的勇气和自信,对写作和人生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思考的出发点是女性的,但这种自由、独立和敢于打破束缚的精神,则是所有写作者和读书人都应当秉持的。
自由的精神,体现在自由的思考和写作中,也体现在批评的勇气中。对于进入作者视野的书籍和电影,书中并不缺乏独特认真的批评。在《所谓“向死而生”》与《适度的沉默是美德》中,作者同样发出了对知名作家的可贵的批评之声。前者遗憾于阎连科的《风雅颂》在冒险尝试中,没有处理好主角人物与主题的关系,使得主角身份不可信;后者则认为,王安忆的《对话启蒙时代》一书,虽然拓展了读者对小说的理解,但是也有利用对话和阐释过度经典化自身小说之嫌,使小说失去了重要的魅惑之美。
这些批评尖锐但并不尖刻,是坦率而诚恳的。在极容易“一团和气”的当下语境中,能发出有见地的批评声音,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需要写作的真诚和勇气,也需要写作者足够的自信和专业能力。这样的追求和气质让这本书不仅是一本有观点的随笔集,也能够让读者收获一份睿智的见解和启迪。
学者的严谨、女性的细腻和批评的勇气集于一书,让人觉得,书中文章无论是赞扬、批评或是感喟,都源于作者的“不平则鸣”,具有真诚的感召力。书中的文字有情感的温度——这既是对文学的,也是对生活的。事实上,文学的根本功用,就在于深入人们的灵魂深处,提高人们对生活的感知能力,丰富人们的生命体验。我们不妨接受这份“来自陌生人的美意”,共同感受文学的温度、生活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