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与中华美学精神(周思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作为体现中华民族集体审美意识精华的中华美学精神，其形成、发展和完善的最主要途径，也就是文艺审美活动即文艺作品的创作、欣赏和传播。讴歌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精神血脉，也是中华美学精神最为坚实的构成，是中国文学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不竭源泉。

　　纵观中外文学史，不论各国作家创作出怎样的文学作品，他们的写作都与本国的文学传统血肉相连，其作品都渗透着本民族的美学精神。马尔克斯写《百年孤独》，再现了拉丁美洲百年来风云变幻的历史社会图景；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描绘了1812年卫国战争前后俄罗斯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卷；帕斯捷尔纳克写《日瓦格医生》、肖洛霍夫写《静静的顿河》，无不与他们本民族传统美学精神相契合。正如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脚下赖以生存的土地一样，作家的文学写作，也很难离开传统美学精神的观照。所以，能够达到高原、高峰的中国文学，应该写出我们伟大民族和平而不保守、中庸而不平庸、深沉而不失热情的性格，充分体现中华民族为独立和复兴而奋勇抗争、自强不息的精神，用深沉壮阔的笔触缔造一个内涵丰厚的东方审美王国。

　　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形成一种以西方美学剪裁我们的文学审美的现象，导致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出现了某些问题和误区。匡正这方面的偏差，正当其时，也刻不容缓。这样做，不仅可以拓展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化视野，也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与发展。

　　有人认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西式写作”得到了进一步认可与强化。但事实上，以莫言、陈忠实、贾平凹、王安忆、苏童等为代表的当代作家，不仅受到了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更从中华传统美学思想体系中获得了诸多滋养，从而创造了以中国经验为根本的文学硕果。

　　莫言是公认的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有所借鉴的作家，但他自己曾多次提到，他的文学创作其实深受自己母亲和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影响，这也构成了他的小说世界的民族骨骼与血肉。没有后者，他的小说可能变得艰涩陌生，难以卒读。比如莫言的《檀香刑》讲述了清末山东半岛发生的一起民间反殖民主义的惨烈斗争，小说中的三个主要人物——赵甲、钱丁、孙丙分别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刑罚文化、官场文化、民间文化的隐性内涵。这三个隐性文化层面反映和折射着民族性格中的某些内在元素。由此而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事实，不但不会阻止，反而更加促进新世纪中国作家们做出集体反省，重新反思“当代文学的民族性”“当代文学与文学传统及美学精神的关系”“当代文学如何走向世界”这样的命题。《白鹿原》是陕西作家陈忠实的代表作，这部小说浓缩着深沉的民族历史内涵，有着令人震撼的真实感和厚重的史诗风格，小说中传达的传统儒家精神续接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因此被誉为新时期长篇小说值得重读的经典之一。史铁生、张炜等作家的作品张扬的也是一种中国传统式的文人品格，渗透着既古典又现代的中华美学精神。他们所创造的文学经典，都表明了一个意向：中国文学，不能与中华传统美学精神割裂。割裂的文学，必然是无根的文学，不可能走得更加高远。

　　对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关涉到民族精神、民族风格、民族气派在文艺领域的具体体现，应当成为当代文艺创作的重要遵循。当然，我们不仅需要用文学语言表现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而且需要在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上对传统文学革故鼎新，建立新的文学秩序，绘制新的文学版图。在叙述角度﹑抒情方式﹑描写手段及结构组成上，应该有新的创造，从而在世界文学的洪流中创造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新的辉煌。

　　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体现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就是要承继和坚守历代作家、艺术家在其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关乎世道人心、顺应时代发展规律的价值关切。这种关切是面向社会的，追求修齐治平、家国一体；这种关切是面向大自然的，强调天人合一、和谐圆融；这种关切也是面向个体人生的，致力于人格完善和灵魂提升，以达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人生境界。

　　中国当代文学要繁荣发展，有必要反思来路、重构自我。在反思与重构中，我们需要继续以开放的姿态学习和汲取外国文化的精髓，同时更要积极认同与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美学精神，以此为根本，自觉弥补生活不足、情怀不够、学养不逮的短板，形成新的中国文学风格与范式，努力助推中国文学不断走向高原、攀登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