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魅力、领导艺术及学术精神(郝振省)

——读宋木文同志《一个“出版官”的自述》

　　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这一生，如果可以做一点自我肯定的话，那就是比较认真学习，直到后来我离休了也还注意读书读报，这已经养成习惯了，成为生活需要了。”正是这种认真学习，对他在工作中理论思维和方法论的运用是十分有益的，对他适应不断增加的工作负担和由一般干部到领导干部的局面，是十分有益的。当别人问他在什么时间读书学习时，他回答说，主要是在下班以后，只要有时间就学，挤时间学，虽然内容不一定都记得清楚，但是对你的思维能力的缔造，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宋木文同志著写的翔实、厚重的《一个“出版官”的自述：出版是我一生的事业》(以下简称《自述》，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静静地摆在我的面前，而这位老领导、老署长、老专家却已经离我们而去，尽管离去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口述出版史》(丛书)是笔者在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任上，和魏玉山及院领导班子确定下来的一项重要的科研工程。《自述》是其中的一部，也是付诸出版的第一部。木文同志在他的《自述》中讲道，如果没有笔者和玉山同志的推动、支持以及相关同志的尽职尽责，《自述》是难以完成的。他还讲道，应他的要求，石峰同志和笔者审看了全部文稿的初稿，我们提出的意见推动他对文稿作了进一步修改。这也是我受木文同志之约担任特约编审的背景和来历。在阅读书稿的过程中，与其说是帮助他做一些编校工作，不如说是一种先睹为快的学习和感受。当时，我就表示要写一篇真切的文字，作为对这种学习和感受的记录。由于工作的缘故，木文同志离开我们有一段时间了，才匆匆完成，算是一篇迟到的书评吧！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叙述对这部著述的印象。

　　清醒的学习意识 刻苦的学习坚持

　　木文同志学习的毅力和学习的业绩主要体现在《自述》的第一章：“我的家庭出身与成长路径”里面，这是木文同志人格魅力中最基础的部分，也是最根本的部分。最初，对木文同志学习上的影响主要来自父亲，父亲创办了私塾，又是私塾的教书先生，父亲的言传身教与木文同志的耳濡目染，使他最初的学习就“比较用功”。当时，有六七岁的样子，主要是“蒙学”，包括《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治家格言》《百家姓》，还有四书五经等经典，可见在人生的最初阶段，打造良好的学习开端，家庭和家长是多么的重要。

　　后来辗转求学，以及东北大学的颠簸式的短暂经历，对他的学习都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从《自述》看来，主要还是他的“三关”意识，即“盲目正统关”“家庭关”“文史关”，特别是其中的“文史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木文同志在《自述》中写道：因为从小接受的是日伪教育，很快参加了革命，参加了工作，当时的文史修养基础都比较薄弱，而理论工作、文化工作、艺术教育工作、出版工作都要求在文史方面有比较广泛扎实的基础，自己在这方面先天不足，总不能再让“后天失调”吧。他说过“文史关”，就更需要多一点自觉性，多一点自我设计的因素，多一点主观能动性，就是要更加自觉地补上文史修养的课，这话说得是何等之好啊！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从《自述》中我们能看到，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比较自觉地注意补上文史的基础，理论的基础，补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不是上学读书，而是工作中自学。在内容的选择上，他认真地读了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包括普列汉诺夫、尤金、列昂节夫、河上肇的著作他也读过了。文史方面中国通史、四大名著、《古文观止》，包括俄罗斯的三个“斯基”的书也读过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文史哲专版也在他经常的阅读内容之列。

　　木文在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这一生，如果可以做一点自我肯定的话，那就是比较认真学习，直到后来我离休了也还注意读书读报，这已经养成习惯了，成为生活需要了。”正是这种认真学习，对他在工作中理论思维和方法论的运用是十分有益的，对他适应不断增加的工作任务和由一般干部到领导干部的局面，是十分有益的。当别人问他在什么时间读书学习时，他回答说，主要是在下班以后，只要有时间就学，挤时间学，虽然内容不一定都记得清楚，但是对你的思维能力的缔造，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木文同志从服务党的事业出发，他的读书学习用心、用功，卓有成效，但他自己总说自己是“三无”干部(无大学毕业文凭，因工作需要没有读完；无高级出版专业职称；无特殊津贴)，尽管他是国家出版编辑专业高级职称评委会主任。

　　在木文同志身上，我们看到了他对学习的刻苦投入和学习对他的格外回报，看到了学习在共产党人的成长和革命建设事业的发展中，所具有的独特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列宁说：“谁怕用功夫，谁就无法找到真理”，那么我们则可以讲“谁如果能认真长期地学习，谁就能不断地获得理想的工作业绩”。习近平总书记讲，“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这既涵盖了我们党的整体，也包括了像木文同志这样优秀的个体。

　　辩证的工作思维 高超的领导艺术

　　《自述》的第四、五、六、七章节主要是写他在任职出版管理岗位上为出版事业谋篇布局、运筹帷幄、化解热点问题、推动改革发展的经历和体验。你从中能够不断地领略到木文同志在扎根实践、善于学习的基础上所形成的辩证工作思维与高超的领导艺术。他在《自述》中写道：“人的一生有很多偶然性，常常是这种偶然性决定你一生的走向，但在偶然性发生之后，你能不能适应这个环境、工作、业务，在陌生的环境里仍然能有所作为，这里就有必然性的东西在起作用。”“偶然性决定你的命运走向，必然性决定你的成就。”

　　这种教化与熏陶，也体现在他的责任担当与领导艺术方面。比如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中央提出了“反对精神污染”的任务以后，木文同志和边春光同志在出版战线明确地提出了“精神污染要清除，出版事业要繁荣”的指导性意见。这体现了贯彻中央精神要和行业实际相结合，“清除污染”与“繁荣发展”相结合的思想方法及领导艺术。

　　这条指导性意见很快就遇到了考验。当时人民出版社在出色完成党和国家重大出版任务的同时，也高度重视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出版，并逐步拓宽这类学术著作的出版领域，而其中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丛书)曾引起争议。人民出版社领导班子受到巨大压力。此时，木文同志在人民出版社的会议和出版系统干部会议上表示，不追究社领导的责任，而是希望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要贯彻中央的工作部署，继续做好领导工作，这需要多大的胆识和勇气！

　　木文同志在《自述》中说，“在我国社会处于大变动时期，在处理出版事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事件和问题时，要注意不因自己的失误使出版事业和出版队伍受到不应有的伤害。而最为重要的是，在分清重大是非界限的同时，保护、调动出版队伍，特别是各级出版骨干的积极性”。这真是一位成熟练达的共产党人的经验之谈，经典之谈，艺术之谈。

　　执着的科学态度 不懈的学术精神

　　笔者和木文同志有比较多的接触，严格讲是在他离开领导岗位和笔者到中国出版科研所(后更名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工作以后。就接触的内容而言，主要是所里(院里)一些重大出版科研课题，要向他请教，请他为院里的《出版发行研究》等刊物撰写一些重大题材的文章。笔者曾几次向木文同志表示，他实际上是一位专家型“出版官”、学者型“出版官”。他总以还在过“文史关”来回答我们。其实，《自述》中回顾的一些事件以及木文同志面对这些复杂事件的所思所行，表现出了一位思想理论战线的资深共产党人，对党的历史和党的事业一种光明磊落的理论担当，一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执着追求。

　　在阅读《自述》的文稿过程中，笔者发现他不只是生命不止、学习不止、研究不止，而且在学习和研究中，坚守着鲜明科学的态度和执着的学术精神。编木文同志的书稿，阅读木文同志的文稿，远不止于上述的几点体会与认识。其实木文同志离开领导岗位以后所撰写的研究性、理论性、史料性文章，远远超过好多专业研究工作者的业绩和成果，笔者曾经当面向他讲过，您是“名实不符”的出版研究大家，是我们的榜样，您使我们好多做出版科研工作的同志，每每感到惭愧和内疚。

　　还有，《自述》中讲到为出版业当年的改革与发展所设计的思路，所绘制的蓝图，讲到出版管理、出版政策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包括国家新闻出版管理机构的变迁与建议等，都是十分珍贵的史料，是我们研究和发掘出版史的重要积淀，是我们研究建设出版强国的重要借鉴。

　　总之，木文同志的追求与他的领导艺术及学术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彼此贯通的。木文同志的《自述》连同他的几本文集，都是我们行业的宝贵财富，我们要慢慢地享用它。让我们以享用的方式来追思和铭记这位出版战线上的杰出共产党人。

　　(作者系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原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