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严与实(赵建国)

　　使汪曾祺的小说如醇酒齿颊留香的，不仅是他平淡隽永的语言，浑然天成的结构，还有他对于文学创作既严又实的态度。

　　1987年9月，汪曾祺应邀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为期三个月的“国际写作计划”。美国的商业化社会，让他体会到钱的重要，在家书中多次提出得为了家人和孙辈多挣一点钱。的确，这位当时已经相当出名的大作家，还蜗居在妻子单位分配的房屋中，卧室兼书房只有7平方米。刚到美国三周后，他改写了《聊斋志异》中“四篇”，形成的“聊斋新义”，在当地侨报刊发，一同参加计划的台湾作家兼主编的陈映真也决定在台湾发表。当时美国和台湾稿费均以美元计，比大陆高出许多。同去的作家古华劝他再写出十篇《聊斋》来，凑一本书在台湾人间出版社出版。

　　以汪曾祺的才情和名望，赶写不成问题，发稿更不成问题。他却没有这么做。在家书中，他对妻子说，“我不想这么干。这四篇是我考虑得比较成熟的，有我自己的看法。赶写十篇，就是为写而写，为钱而写，质量肯定不会好”。汪曾祺的“聊斋新义”后来成稿13篇，四年后才陆续完成。

　　不蒙别人，也不蒙自己。汪曾祺的创作是清醒的，更是严格的。他是沈从文先生的高足，解放前已经崭露头角，解放后其才华更得到老舍先生的赏识。尽管如此，他对创作却从不马虎。在他佳作频频不断引起文学界和读者惊喜的时候，他却对自己解放前的小说《异秉》、《职业》、《戴车匠》进行了重写。对比文本，我们发现，差异不只在文笔，更多则是对书中人物的态度上。比如《异秉》，1948年的那篇对生活的苦笑多，对书中主人公王二揶揄的成分多，而1980年的这篇，对王二的发迹宽容了许多，对下层市民尤其是保全堂里学徒的陈相公有了更深的同情，调子也明快许多。

　　之所以这样改写，是因为解放后，他认识到“写作是件严肃的事，真不该是作者就是那样写写，读者就是那样读读”。他说，那些人原先没有出路，因为“我自己找不到出路”。而作家应该带着责任感来写作，只有“用比较明净的世界观，才能看出过去生活中的美和诗意，才能把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真实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别人，使人们的心得到滋润，从而提高对生活的信念”。

　　与态度严谨、反省严肃、要求严格相连的，是汪曾祺小说创作观的朴实。“写小说就是写生活”，在他的眼中，人的一生是散漫的，自然而然的，充满偶然，千头万绪，兔起鹘落，从来没有一个人每一秒钟相当于小说的一段，一句，一字，一标点，而长篇，本质是因果，结构是编排出来的，与小说绝不相类。

　　所以，他一生创作小说123篇，无一长篇，最长的一篇也只有1.7万字左右。他也曾打算写一部关于汉武帝的长篇，终因材料收集不够、生活感受缺少而理智放弃。这样的创作观浸润到作品中，内容真实、风格平实是必然的结果。汪曾祺的小说，多以日常生活为主，无论是早年《鸡鸭名家》中的陆长庚、余老五，还是《皮凤三楦房子》中的高大头，也无论是《受戒》中明海和小英子朦朦胧胧的爱情，还是《大淖记事》中的姑娘媳妇挑担子，或者小说中立春日的“送泥牛”、丧礼中的“六七开吊”、端午的鸭蛋、下雪天的咸菜茨菇汤，既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也没有叱咤风云的人物，有的只是我们身边的人、身边的场景、身边的事，有的只是常人所能接触到的真正的生活。即便这样的生活，也多是旧题材，除净了火气，除净了感伤主义，以平淡的笔调慢慢讲述。

　　严与实相行不悖，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淡泊自如而又对读者“不耍花招，不欺骗”的汪曾祺。静水流深。这也许正是他的小说畅销不衰、他本人备受读者喜欢的“秘诀”。(赵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