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多声部与思辨的赞美诗(陈鹏)

　　关于文学与历史的复杂关联，加拿大当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诺思罗普·弗莱曾说：“文学位于人文学科之中，其一侧是历史，另一侧是哲学；由于文学本身不是一个系统的知识结构，批评家必须从历史学家的观念框架中去找事件，从哲学家的观念框架中去找思想。 ”在这里，他强调了文学与历史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想象关系，历史通过文学使历史具备了更易感知和理解的审美形式；文学则通过历史建立了历史的观念和表达生活的“历史场景” 。

　　近日，读李仰智教授的《生成与流变——基于文学语境对“历史”理论的观察与考量》 ，对此感受尤深。作为一部文学研究文本，其和史学的交叉融合，富有创造性地建构了一个理论的多声部，其辨析的严密、梳理的逻辑，就像一首思辨的赞美诗。

　　李仰智该著中的“历史”是以在文学与历史的关联语境中考察文学问题的身份出现的，其在对历史理论的生成与流变进行综述、梳理和辨析的基础上，着重对新历史主义进行了条分缕析和探源溯流，认为在当代文化理论语境中发展起来的新历史主义的观念、方法注定会打上深深的文学烙印。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理论命题， 《生成与流变》进行了刷新式的研究，建构了一个新的阐释框架。

　　一是在历史存在和文学叙述之间提出了“文本性” 。作者强调，历史不可复原，其本身并不具文本化的可操作性，而且恰恰相反，历史的动荡不羁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历史标本的制作。有史以来，历史事实上就处在这样一种两难的境地。面对挽留历史记忆的问题，通过“文本化”的努力加以企及，就成了历史学家和关注历史的文学家的选择。这一点，就像詹姆逊所说的：“历史并不是一个文本，因为从本质上说它是非叙事的、非再现性的；然而，还必须附加一个条件，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再)文本化才能接近历史。 ”

　　二是在文学和史学的交叉地带建构了一个理论的“多声部” 。历史的记录和流传，文字是必不可少的媒介。思辨的历史哲学着眼于历史的客体；分析的历史哲学着眼于主体如何认识历史客体。在此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将“历史诗学”推出了文学研究的地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当代理论的有力塑造，它在拓宽了理论视野的同时也显示出较为明显的“拼贴”痕迹，其理论资源的驳杂性、学派边界的模糊性以及批评范围的跨学科性引人注目。这些理论之间，既有选择地吸收，也进行积极的对话，这种兼收并蓄的观点给中国当代文学极大的启发。

　　三是学术研究和理论辨析方法创新的“赞美诗” 。研究理论的方法论是学术研究的核心问题。李仰智的《生成与流变》不但资料翔实，且注重挖掘史料中蕴含的理论因子，善于从丰富的历史典籍提炼出恰如其分的理论观点，显示出深厚的学术积淀和敏锐的学术眼光。文中那种严谨的经院风格和深刻的逻辑思维，把学术研究的哲学思维和辨析理路体现得淋漓尽致。作者对文学理论和历史哲学的深度理解，经由细致周严的爬梳辨析，使精到的文本解读和理论建构有机融合，这对学术研究来说，尤为难得。这也是作者为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建构作出的一个难能可贵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