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知青题材小说中青年话语的变调(张勐)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6年03月29日09:39 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5年09期

80后文学研究与批评

“文革”时期知青题材小说中青年话语的变调

张勐(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内容提要：“文革”时期的知青题材小说着意凸显“青年意识形态”，藉此表征新生事物的成长与革命的希望所在。当知青不仅成了小说中的主要英雄人物，更不无僭越地升格为令贫下中农都仰视的英雄时，读者应会意：此处与其说仍是青年知识分子形象，不如说已悄然衍为“文革”激进派的化身。知青题材小说好用“诗化”形式，其中固然不乏源于知识分子罗曼谛克气质的外化；更多地应属彼时弥漫于文坛、舞台乃至日常生活中的所谓“透明的象征”话语方式及美学情趣的翻版。究其形式意味，盖因内容不胜载道之负，故频频使用象征，假借“诗化”文其空洞。

　　

　　　　关键词：知青题材小说 青年意识形态 诗化形式意味

　　一 “再教育”与“展宏图”的情节转换

　　1968年7、8月间，毛泽东发出号召：“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的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同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编者按语，又引述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最高指示” [1]。随即在全国各地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大批城市知识青年被下放到了农村。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以及“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是这场运动的典型口号。聚焦这两个口号，恰可见出其不同面向的含义：前者源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贯语系，将农村视为一所精神历练的“学校”，贫下中农尊如导师，知识青年则以学生身份恭恭敬敬地接受其关于革命思想、道德品质以及农业技术等多方面的教育；后者则将现实农村畅想为一片广袤空间，为被城市政治舞台放逐的青年知识分子指明一个能够在那里施展革命抱负的美好愿景。由“观念”到“形象”，知青题材小说遂将“再教育”与“展宏图”穿插交融，演绎为创作的两大情节主体。

　　值得关注的是，“再教育”与“展宏图”情节，先在地决定了小说中的知识青年应置于何种“人物等级”[2] 。因着“再教育”中，贫下中农是教育者，知识青年无疑处于被教育的矮化地位；而反观“展宏图”，则必然将革命主体的位置挪移给知识青年，从而不自觉地提升了知青形象的人物等级，情之所至，随时有僭越知识分子群体应有地位之危险。故此，小说往往在知识青年大展宏图之际，不无生

　　硬地插入贫下中农对他们的再教育，以“再教育”中知青的屈身俯就，冲淡其在“展宏图”时的昂扬向上风貌。只是知青形象的修辞话语，每每挟带几分求教的刻意；而贫下中农则不时透露出几分对“导师”身份的勉为其难，折射出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理论的一种潜在悖谬与尴尬。试读《山风》中知青们与贫下中农山大伯的一番对话： [3]

　　“山大伯，你知道，我们青年到农村来，就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呀！”欢欢虽然坐在铺上，却挺起劲地挥着拳头，

　　“我懂，我懂！”山里人乐呵呵地笑了……

　　“大伯，你看过我们的墙报吗？”

　　“看了，可我识字不多，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讲话已经够文绉绉的啦，写文章就更加文啦，不过总还能懂一点。”

　　“你帮助帮助我们吧。”曹英恳切地提出要求。

　　“我能帮助什么呢，你们干得很好，我也要向你们学习。”

　　“譬如说，你给我们讲讲革命故事也好。”曹英提出了她的想法。

　　现实生活中，较之知识青年，贫下中农所在行的其实还是农村活计，无奈单向度地描述其对知青的农活指导难免会有奉行“生产至上”之嫌；至于渲染贫下中农道德品质上的优势，又很难跳出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之类的老套，故而作者只能更多地藉贫下中农宣讲革命传统或忆苦思甜来教育知青。于是这种回忆、讲述革命传统的插叙方式，很快成为了彼时知青小说的一种习用叙事模式，在此贫下中农又平添了革命前辈的精神高度。  

　　“再教育”中的知识青年亦别有潜在的人物等级。依照“成长”时间的长短，先到农村插队者的政治思想觉悟自然高于后来者。对于长时间扎根农村的知识青年，恰如彼时评论所言：“他们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却是一切未经三大革命运动锻炼的青年所不可能有的。甚至连他们的音容笑貌，也决不会与刚进农场的‘新战友’混淆起来。显而易见，在这种特定的典型身上，深刻地体现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成长速度，体现着毛主席为革命青年指出的方向和道路是多么正确” [4]。短篇小说《朝霞》中本是教师身份的“我”， 想当然地揣度知青自然渴望抽调回城、离开农场，故对已错过报名时机的知青叶红百般譬解劝导，未料反遭致学生辈的叶红义正词严的一番教育。凸显了叶红热爱农场、扎根农场的坚定立场[5]。 原因无他，较之“我”更其纯粹的知识分子身份，叶红毕竟已是接受过“再教育”的知识青年。

　　耐人寻味的是，随着知识青年在农村不断“成长”，其“人物等级”又能升格至何境界？依照彼时“三突出”的创作原则：“主要英雄人物”方能占据小说人物的最高等级[6] 。而因着知识青年的“知识”原罪，彼时曾产生如是争议：知青形象能否成为作品的主要英雄人物？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肯定了这一可能：可以将“他们写得比现实生活中更典型、更完美些”，甚至能将“先进青年的形象写得很高大、并成为一个作品的主要英雄人物”，“重要的是不能把这种完美和高大写成脱离现实斗争土壤的空中楼阁，而必须写出他们产生的必然原因，即写出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各级党组织把他们放到斗争实践中去锻炼的深远意义和巨大成果，写出贫下中农和老同志们对他们的教育和帮助。” 。[7]

　　只是，虽然“文革”激进派有此诉求，单向度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要胜任“主要英雄人物”角色却仍然有些底气不足。相形之下，知识青年形象每每流于懵懂无知、幼稚可笑，而贫下中农形象则不时闪现出逾越自身认知水平的睿智与洞察力。即便是前述主要英雄人物叶红亦难于幸免，必得“写出贫下中农和老同志们对他们的教育和帮助”。于是，小说将痛述革命家史、教育叶红的重任托付给了某位南泥湾守山林的赵大爷。只听赵大爷深沉地教诲：“孩子，你知道这一切是怎么来的？”“那红红的枫叶染着咱们革命先烈的鲜血，那金色的谷子浸透咱劳动人民的汗水”；并赠以叶红南泥湾精神“无价之宝”。至于那个现成的教师“我”，反倒不知能为叶红这一代青年知识者传授些什么，对自身不由生出几分“多余”的感慨：“像我这样的人，拿什么礼物送给叶红这一代留作纪念呢？！像我这样的人，又该为我们的国家，那千千万万个‘南泥湾’去做些什么呢……”此中茫然适可折射出昔日好为人师的知识启蒙者，已然被“文革”激进派横扫出局，彷徨无地、无所适从的身份尴尬。

　　知识分子主体被囿于工农“再教育”的藩篱中，文本内外，莫不如是。“文革”时期的知青题材小说尚未能意识并区分作为叙事主体的“我”与作者本人之间的距离关系，因此，叙事主体的身份、视角与知觉往往与作者本人有着更多、更紧密的联系，如小说《朝霞》。谈到为何用第一人称叙事，作者的一段话意味深长：“形式是由内容决定的，革命的文艺形式是为革命的政治内容服务的。在构思短篇小说《朝霞》时，我曾考虑用第三人称来描写，但觉得很难表达。后来学习鲁迅的小说，特别是学习了他的短篇小说《一件小事》，对我很有启发。鲁迅那种无情面地解剖自己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决心学习鲁迅，把自己摆进去” [8]。从中恰可读出作者之所以采取知识分子(彼时称之为“臭老九”)视点，乃是为了自贬身份，以便预设“我”对于工农大众及至经过了“再教育”的革命小将先在的“仰视”姿态，让笔下英雄人物“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而身为教师，本该育人的“我”，也可借助第一人称叙述，直接抒发甘当小学生受教育的心得体会，重拾《一件小事》“教我惭愧，催我自新”一类牙慧，从而，心悦诚服地凸现文本之外作为知识分子的自身业已摆正了的“无情面地解剖自己”的应有姿态。

　　然而，文本中的知识分子叙述语言却一无书卷气。除却思想汇报与检讨范式的话语，“我”还不时袭用一种民间的腔调：“你把大卡车准备好，车上装的保管个个活蹦活跳！”“招来的青年，到底是叮当响的还是不入调门的，心里实在没个谱”。或许恰是缘于激进时代萦绕于耳的尽是工农兵话语，以至于作者及其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一时亦循其惯性；抑或乃是“我”入乡随俗、刻意向大众化语言学习的结果。不自觉间，却成了“文革”时期纯正的知识分子叙事“失语”已久的隐喻。

　　“展宏图”情节中的知青形象大致可细分为两类：拓荒者与战士。前者肩负着“与天斗”、“与地斗”的重任；后者却被赋予了“与人斗”的使命。此类叙事中，每每充溢着某种“崇高美学”情调 ——彼时共产主义理想憧憬与革命浪漫主义激情的派生物。然而，口气大，力气小。倘若说，“拓荒者”这种披荆斩棘的豪情壮举不幸多被改天换地的社会主义空想幻化、稀释；那么，作为“战士”的知青形象更徒见其捕风捉影的警觉、过敏，或振臂疾呼的刻意、矫情，因着小说勉力图解的“与人斗”对象，绝大多数为阶级斗争扩大化心态产生的假想敌。当此青年知识分子一时挣脱被改造地位而跻身于“三突出”的“主要英雄人物”行列，喝令山水易位，或痛打“落水狗”、“纸老虎” 之际，“其乐无穷”的作者未必能觉察如是故作英雄气概的反讽意味。

　　二 “青年意识形态”的变调  

　　知青题材小说着意凸显青年话语，或谓“青年意识形态”，由彼时小说好用《朝霞》、《青春颂》之类的题目即可顾名思义 [9]，藉此表征新生事物的成长与革命的希望所在。

　　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寄情于“青年”，即便是1957年岁末，“反右”运动正紧锣密鼓之际，大批知识分子身份的青年人均被划为“右派”，毛泽东犹把中国的前途寄托于青年身上。他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10] 自然，这里所谓的“青年”概指革命青年。早在1939年，毛泽东即提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11] 这一标准及至“文革”时期尤为强调。缘于青年人政治头脑纯真，缘于“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加之现实政治中多为小字辈向老干部夺权等因素，“文革”激进派亦分外看重“青年”及“青春写作”。江青对样板电影的色调一味强调“出绿”，显然不止是对绿意盎然意境的审美追求；亦有藉“绿” —“青春”等符码曲折隐喻“文革”“新生力量”的政治寓意。也是出于这种青春+革命的捆绑思维，姚文元在看到“文革”文学的始作俑者——《上海文艺》丛刊第一辑的题头为“朝霞”时，对其身边的人说，“你们知道朝霞是什么吗？它是早晨天空中的一种高积云。这种云的特点是它只反映太阳光中的红色。霞光灿烂。《朝霞》，这本书的书名起得好。”姚文元对于“朝霞”的如是诠释，刊物主事者自然心领神会，自1974年起遂将《上海文艺》丛刊改名为《朝霞》丛刊，更秉承姚氏“只反映红色，只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而歌唱”的办刊宗旨。[12] “出绿”与“映红”也衍为了特定时期表现青年意识形态作品的基本色调。

　　长篇小说《山风》特将“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如何看待年青一代的问题上”，因着“这个问题，是那些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张历史车轮倒退的人的一块心病”。对此，彼时的评论政治嗅觉分外灵敏，不仅援用“火红青春”、“一代新人”等语汇着力阐释作品所高扬的青年意识形态：“那漫山遍坡的烂漫山花，不正是在斗争的风雨中茁壮成长的革命青年的火红青春么？那山间小道上踩出的密密脚印，不正是毛泽东革命路线指引下的一代新人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光辉写照么？……” [13]；而且领悟作者所以高歌“青春颂”之用心即在于还击那些攻击“青年人一无是处，青年干部是‘嫩竹扁担’压不起分量，看不起‘儿童团’”的“复辟”势力。

　　小说描写女知识青年曹英“坚信时间是属于青年人的，未来必定胜过现在”。面对思想保守的农场老干部对知识青年的百般不理解、不信任，曹英针锋相对地指出：“我感到你对我们青年人总有些看法。这是为什么呢？文化大革命中，青年们批评了你，那是在你背上猛击一掌，让你再向前走嘛”，“我觉得对待青年的问题，对待青年的革命首创精神，也是一个路线问题。”上纲上线中，其实已透露了如何“正确对待广大革命青年”的背后，暗伏着如何“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故此，当读到曹英不仅成了小说中的“主要英雄人物”，更不无僭越地衍为“像当地老乡们形容他们所敬仰的英雄一样，能吞铁化钢，能捏石成灰，能聚气成风的好角色”时，应会意：此处能让工农如此仰视的与其说是青年知识分子形象；不如说是“文革”激进派的化身。   

　　小说结尾，作者甚至不惜违背政治“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原则，直接跳将出来充当不无变味的“青年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自抒胸臆：“飞云山的斗争当然是不会完结的，作者却不得不暂时同那十五位战斗在被他们称做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的小将们告别了。”“离别飞云山的时候，曹英、欢欢、竞男向作者挥手道：‘再见吧！’是的，我们相信，在无数个新的飞云山上，将会与更多的这样的英姿焕发的小将们再见的。全国青年们，努力呵！”

　　三 “诗化”的形式意味

　　因着激进政治倾向这一叶障目，农村的现状与知识青年的心理现实均被遮掩。彼时青年知识分子的“潜在写作”中曾将所谓的“广阔天地”直斥为“笼子”：“生长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却又生活在刀耕火种的桃花源里，这是怎样一种‘再教育’呵”！[14] 而在那些公开发表的知青题材小说中，却大都阉割了直面现实的精神，农村贫穷的现状视而不见，知识青年的身心困境更讳莫如深。于是，唯有在对那些“落后”知青的批判性描写中，才曲折透露些许知识者的别有幽怀——“难道真的就要在东北，在农场‘窝囊’一辈子？……她想起上海的姐姐，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在城里当个工人，或者在城里有个舒适温暖的小家庭。下了班，逛逛大街，看看电影，既为国家创造财富，又有个人的幸福和乐趣……”[15] “他的目的是通过这座桥梁进入大学之宫。每次听到同志们强调扎根边疆的深远意义，他就不声不响地管自己走开”[16] ——字里行间，依稀见出知青精神生活孤单，物质贫乏，求学无门，思乡情切等真实情景。既定矮化、丑化的笔触，令知识分子上述心愿愈发渺小卑微得令人心酸！可惜因此难能一窥刚强者身处逆境、个人奋斗的身姿。

　　值得关注的是，与样板戏这一细部吹毛求疵、大处大而化之的流弊异曲同工，“文革”小说创作中亦耐人寻味地出现了“诗化”症候，如浩然写西沙之战的中篇小说《正气篇》、《奇志篇》均采用了“诗体形式”、或谓“诗报告”、“散文诗式的语言” [17]。知青写作亦未能免俗，好用“诗化”风格。如杨代藩的《不灭的篝火》、《会燃烧的石头》[18] ，由篇名即可见出作者着意凸显的诗化意象。

　　细考“诗化”之谱系：其中固然不乏源于知识分子罗曼谛克气质的外化；更多地却是“文革”时代弥漫于文坛、舞台乃至日常生活中的所谓“透明的象征”话语方式与美学情趣的翻版。究其形式意味，即内容不胜其负，故频频使用象征以期载道，假借“诗化”文其空洞。

　　如前所述，“展宏图”中的知青常以拓荒者的身份出场，与之对应的农村、农场则是一片荒原的意境。按理，小说既意在凸显“展宏图”的成效，本应先正视荒原的荒凉无垠，描写垦荒行为的充满艰辛；然而不知怎的，作品中此类情节大都语焉不详。如《不灭的篝火》中的下列叙述：

　　六年过去了。

　　梁笑烽和战友们用自己的双手，给将军岭的草房，接上了亮晶晶的电灯；

　　梁笑烽和战友们用自己的汗水，把将军岭的树苗，浇灌成绿油油的幼林；

　　梁笑烽和战友们用自己的双脚，在将军岭的小路上，烙下了一串串的足迹；

　　梁笑烽和战友们自己的翅膀也在长硬。

　　许是缘于现实中知青徒怀社会主义空想，难能真正大有作为，故唯有藉“诗化”文字不断闪回，几笔掠过。

　　《山风》描写一群上海知识青年向高山进军，在一千多米的高山上开垦出大片农田，并获得了大丰收。与事件的“大跃进”范式对应的是小说叙述的浪漫传奇，内容与形式契合共同谱写了革命狂想曲；而《农场的主人》则更大而化之，直接归因于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农场的春天”，但见风景这边独好：“我被眼前的景象迷住了。四台崭新的插秧机分别在四格田里，像在缓缓地铺设绿色的地毯。插秧机一边是青翠的秧苗，另一边是水平如镜，倒映着天上的彩云”；知青形象也被映衬得何其鲜亮明丽：“就在这美丽动人的画卷上，点缀着一个十分鲜艳夺目的姑娘的形象：阳光给她披上金装”……  [19]然那过度优美的修辞反见出叙事的矫情。若不是姑娘那“垂在胸前的右臂上的纱布”之提示，几欲令人迷失于“桃花源里可耕田”的乌托邦虚幻中。

　　“诗化”不仅显示于文字的抒情化、乃至矫情化；亦体现于叙述的隐喻化、意象化倾向。确切地说，与样板戏话语相类，应是一种所谓“‘透明的象征’，喻体与本体之间保持某种固定的对应关系”。[20] 

　　《只要主义真》开首写：“六月的一天，长江口，白浪滔天。长江的一条支流中，有艘小木船，正顶着狂风恶浪，激流勇进。浪涛，发疯似地，一会儿把木船托得高高的，使船上的人仿佛一伸手就能触到云层；一会儿又把它压向波谷深处，像要把它吞没。摇橹的，是个二十岁上下的姑娘，挂着水珠的眉梢，凝聚着迎战狂澜的勇敢和沉着。”文末首尾呼应：“夏党恩的声音在大堤上振荡：‘今后，在我们跟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搏斗中，还会遇到形形色色的风浪’。放眼远眺，长江口，滔滔江水奔向大海，浩浩荡荡……远处传来国际歌雄壮的乐曲，和大潮的巨响汇成一片……” [21]作者着意在斗争的风口浪尖，塑造面对农场走资派攻击文化大革命的“翻案风”，毅然挺身“反潮流”的知青形象夏党恩。而前引“狂风恶浪”、“激流勇进”、“迎战狂澜”、“江水浩浩荡荡奔向大海”一类的喻象，均可在“文革”盛行的“诗化”意象系统中，读出其对应于既成观念、意义直露的本体。

　　许是因着六十年代由贺敬之等首开其端，至“文革”时期风行一时的政治抒情诗的启示 [22]，“诗化”还促成了知青题材小说别出一格的“宏大叙事”：

　　看身后：一条宽广的公路联结着红莲山林场第一分场场部，联结着总场场部，联结着山外，啊，一直联结着我们党的诞生地——上海，联结着那曾经席卷过一月革命风暴的人民大道——今天清晨，梁笑烽和上千名战友，正是集结在那儿上汽车，奔赴这条伸向山里的公路的。一路上，车轮滚滚，梁笑烽的思路也在飞转：这漫长而宽广的路，是由前人劈开多少险峰峻岭才开拓出来的呢？你看，我们年青的一代，纵然是要走上这条前人开创的道路，也经历了顽强的斗争啊！梁笑烽记得，当他还戴着红领巾，听讲新四军在皖南的革命斗争故事时，他就向往着有一天，能亲自走一走这条道路；当他和红卫兵战友在校门口贴出第一张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字报时，他就在砸碎着束缚他奔上这条道路的锁链；当他步行串联到达天安门广场，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宣誓时，他就在磨练今后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的意志……今天，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终于把他引到这条路上来啦！ [23]

　　小说的叙述秩序被打碎重组，借助于诗化的想象与排比，当下与历史，时间与空间，纪实与虚构，诗情与政论、小说与大说于瞬间交会，呈现出一种大跨度的、融通的形态；“党的诞生”、“新四军的革命斗争”、“一月风暴”、“上山下乡”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赫然入文。集中表现了彼一时代的“崇高美学”精神。

　　知青小说(连同其“诗化”倾向)固然多有回避现实的矫情，亦不乏趋时奉势的高调，识者因此提出“伪知青文学”一说，认为“它们都经过组织化，不是知青自由创作的、真实反映自身生活的作品”[24] 。如是一言以蔽之，难免忽略了文本意蕴的驳杂。即如“诗化”中除却时调矫情外，分明还混融着知青扎根农村的献身激情，渗杂着昔日红卫兵重振当年勇的英雄幻觉；此外，也未尝不含有久遭压抑的知识分子亟待施展抱负的纯真理想。

　　与前述诗化小说一脉相承，堪称贺敬之式政治抒情诗翻版的长诗《理想之歌》的作者高红十为此愤愤不平，急欲一辩真伪。她在其创作自述中称：《理想之歌》的“主题是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青年一代的成长”，当时写得很投入很倾心；紧接着她又遵命创作知青小说《成长》[25] ，一度因“没有这种心情体验”，难以表现“主人公毕业后回农村的思想境界”而纠结；直至1975年大学毕业时她动情地喊出了“《理想之歌》不光写在纸上，也要落实在行动上”的心声，三次写申请，要求“回延安，继续当农民” [26]，方以自身的一腔真情与实际行动，完成了小说主人公的“成长”仪式。

　　历史吊诡，《理想之歌》风行不久，“文革”结束，“上山下乡”运动渐趋式微。时过境迁，仍执着于当年那份真情、理想的高红十，在其插队的农村不由地仰天长问：“究竟来干什么？为了自己？为了乡亲？还是为了自己也讲不清的一片念想，一份责任，一个使命，一缕虚名……” [27]

　　日本学者岩佐昌璋跻身海外站位，恰能旁观者清：“一年后的十月(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高红十正在陕北的一个山村务农。欢庆胜利大规模集会的锣鼓声和鞭炮声也一定传到了黄土高原。我无法推测，她那时想了些什么，但我现在可以确信，她一定听到了鞭炮声和锣鼓声。在她听来是把她推向主角的时代的结束，是宣布产生她作品的上山下乡集团开始瓦解的葬送曲。”“并不是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歌，但是高红十这一代人有着自豪奋进的《理想之歌》，这是一首未完成的理想悲歌，如果把这一代人被历史毫无道理地抛弃后的困惑、激愤和悲哀写进去，这才是一部完整的歌，《理想之歌》的未完成性，象征着文革时期文学及其承担者的命运。” [28]岩佐昌璋之同情的了解，适可引为七十年代“未完成”的主流知青文学的墓志铭。

　　虽则情感是真，行为是真，却缘于观念是伪，故而俱沦为了殉葬品。知青题材文学—— 一代知识青年的“理想之歌”，终成理想悲歌！

　　注释：　　

　　　　[1] 《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2日，第1版。　　

　　　　[2]  卢卡契曾详述过小说中所谓的 “人物等级”：“我们只能从形式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这一类的等级，在每一部认真写作的艺术作品中都有的，作者给他的人物以某一种‘地位’，使他们成为主要人物或穿插的人物。由于这种形式的需要是这么迫切，于是读者便本能地在那些结构并不周到的作品中，去寻求这一种等级；而当主要人物的的描画并没有照应着他在作品中所占的相当的‘地位’时，他们就只有失望了。”《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第179页。　　

　　　　[3]  周嘉俊《山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5月第1版。文中引文除特别注明的之外，均出自此书，不一一注出。　　

　　　　[4]  任犊《燃烧着战斗豪情的作品──<农场的春天>代序》，收入《走出“彼得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7月第1版，第152页，　　

　　　　[5]  史汉富《朝霞》，《上海短篇小说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版，第272页。　　

　　　　[6] “三突出”原则最初由于会泳提出，后姚文元将其修订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7]  任犊《燃烧着战斗豪情的作品──<农场的春天>代序》，收入《走出“彼得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7月第1版，第154页。　　

　　　　[8]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评论组编《短篇小说创作谈》，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3月第1版，第88页。　　

　　　　[9]  姚华《青春颂》，收入《序曲》(朝霞文艺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　　

　　　　[10]  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会见中国留学生时的讲话》，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第650页。　　

　　　　[11]  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收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66页。　　

　　　　[12]  陈翼德《生逢其时——“文革”第一文艺刊物<朝霞>主编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有限公司2008年7月第1版。　　

　　　　[13]  石川《山花烂漫迎风开──长篇小说<山风>漫评》，《朝霞》月刊1975年第8期，第63页，第62页。　　

　　　　[14]  靳凡《公开的情书》，北京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第4页。　　

　　　　[15]  张抗抗《分界线》，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9月第1版，第355页，第237页。　　　　[16]  郭先红《征途》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6月第1版，第358页。　　

　　　　[17]  浩然自称：在修改《西沙儿女》初稿时，“由于对生活不熟悉，《西沙儿女》采用诗体形式，在形式上变变样，避免把故事写得那么细。”参阅《浩然口述自传》，浩然口述，郑实采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第260页。　　

　　　　[18]  杨代藩 张成珊《会燃烧的石头》，《朝霞》1974年第6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4月20日版。　　

　　　　[19]  孔太和《农场的主人》，收入前进农场业余大学编《前进！》，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9月第1版，第63页。　　

　　　　[20]  姚丹《“革命中国”的通俗表征与主体建构——林海雪原及其衍生文本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第154页。　　

　　　　[21]  杨代藩《只要主义真》，《朝霞》月刊1976年第4期，第38页，第28页。　　

　　　　[22]  贺敬之的《放歌集》曾于“文革”时期重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9月第2版。　　

　　　　[23] 《不灭的篝火》，黄山茶林场《不灭的篝火》创作组集体创作，杨代藩执笔，收入《不灭的篝火》(朝霞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8月第1版，第2页。　　

　　　　[24]  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264页。　　

　　　　[25]  高红十《成长》，收入《碧绿的秧苗》，该短篇小说集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七二、七三级学生集体创作，署名凌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2月第1版，第125页。　　

　　　　[26]  高红十《<理想之歌>问世前后》，收入《乡情，你是我永远的珍藏》，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第219页。　　

　　　　[27]  高红十《回延安》，收入《乡情，你是我永远的珍藏》，第236页。　　

　　　　[28]  读毕岩佐昌璋的《文革时期文学的另一面——高红十和她的<理想之歌>》，高红十称：“我很为文章入情入理的分析和独到的见地所感动”。 转引自《<理想之歌>问世前后》，收入《乡情，你是我永远的珍藏》，第2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