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育群《己卯年雨雪》：时光抹不去的“雨雪”(舒文治)

　　熊育群的长篇小说《己卯年雨雪》以知识功课的兼修储备为底气，深入历史文化内层，思考战争状态下人性兽性的交织、忏悔与救赎的可能，继而寻找文 明冲突的形成内因，凸现那些从历史投向现实的决不可漠视的警醒意蕴。它最可贵的部分，也许不在那些知识考证和衍生的地方，而在雾气迷漫、人影灵动、人性深 结的河流上、湖泊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战火纷飞，雨雪融化，泥浆四溢，大地有容，生命得以修护，创伤得以疗治，一种强烈的反思勇气、生命意识、复调精神 渗透到了文本的视角、结构、时空形态、语言形象和叙事伦理之中。

　　从它织锦般的历史和文学的双重叙述中，从中日主人公交替转换的双重视角中，我看到了熊育群追求突破性书写的心迹和信心，他想借文学的想象之功， 发掘家园那一段已被湮没的历史，创造性地再现历史现场，以期发现那段历史所蕴含的文化和人性交齿互咬的；在两种家国意识激烈碰撞的两难时刻，细写“个体生 命的价值和民族共同体的情感”，整合历史和文学的力量，以人性的通融来深化相互救赎的主题，以反思的高度来提升反战的力度。

　　它或许是首次在中国作家的长篇小说中引入了中日主人公的双重视角，主要是日本一对夫妻武田修宏和武田千鹤子的视角，对中国语境而言，这是完全陌 生化的写法；对熊育群的写作追求而言，这是对驾轻就熟的颠覆性书写，是孜孜以求对异域文化、性格、心理、气质的探究、揣摩、发现和塑造。日本人不再是那样 类型化、表征化、简单化地进入我们的文学作品，他们日本式的思维、情态、味道，全由一个中国作家来全息化反映和想象，其难度可想而知。熊育群颇自信地完成 了当代文学史上这次主角的替换，这是一次不可小觑的“变脸”，彰显了中国作家在处理民族冲突题材时曾经缺失的国际视野、理性容量、复调精神、文化自信和艺 术高蹈。对中国作家写作经验的丰富和写作空间的打开，极富启示意义。

　　熊育群要考量的是，日本人的战争逻辑是如何荒谬地形成的，并如何成为了国民的文化共识。日本人发动“圣战”说到底就是以文化自傲、种族优越作理 论支撑的文化征服。如何揭露这一实质，继而通过敌对双方的文化交锋来更清楚地认识这一实质，这是《己卯年雨雪》要解决的棘手难题。

　　要将这种文化图式写得活泼泼气韵流布、汹汹之声紧张耐看，小说暗合了巴赫金的复调理论。至少在文本显现上，可以看到对话的精心组织，即关于中日 两个民族在心理、人格、人情、审美、宗教上的碰撞、冲突、化解及其内部复杂性的层层展开。按照巴赫金关于复调小说的整体设计，其必须始终贯穿强烈的自省意 识，既意识到来自自身深处的多种发声，也能倾听到对方、多方的话语表达。在这样多声部的交织中，理解与交流得以实现，还会从中涌现出深刻的感悟，“而这种 感悟多半都是在危机四伏的人生与命运的门槛处获得”。具体到小说中，千鹤子是在荒洲与孤舟上疗伤时慢慢获得的，武田修宏是在火葬地和战地医院的病床上从向 死而生中获得的；前者是与左太乙及其女儿女婿左坤苇、祝奕典的多重对话中获得，而后者是与自己的激烈辩论中由沉思而获得。他们的“深刻的感悟”在于，看到 了真相，看到了本国政府的文化欺骗，看到了战争的残酷、荒谬和对人性的普遍摧毁，看到了中国人和他们的文化一样不可能被“共荣”。

　　文化转述和心理演变是熊育群推动小说进程所依仗的两轮驱动，虽然这些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对话类型，但作家在回答“历史是如何自我叙述的”问题 上，试图站在文化的高点提供自己的解释系统，抓住了中日之战这个碰撞最剧烈的危机时期，各种主体话语都要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正义性，围绕战争的“语言杂 多”前所未有的激烈，他写人之未写，写出了抗日战争之间的深层运动，揭示了文化在战争魔兽的指挥下如何扭曲它的价值标准，导致的后果是，温良贤淑的妻子一 腔热情柔情参加的慰问活动怎么变成了战争的帮凶，刚正善良的丈夫满怀解放支那的梦想怎么变成了杀人比赛——在如此巨大的扭曲面前，文化最终又是如何自我修 复并修复人性的。

　　小说只有充分表现人性的深层复杂性，才能获得更多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它们都必须依靠记忆才能获得与传递，而记忆必然依托于时空型的精神结 构，因此，时空型概念首先是一种文化概念和历史概念，“时空型是人类认识历史、认识自我的重要依据……分析、了解时空型，是认识人类自我意识和文化观的重 要步骤”。《己卯年雨雪》中，主要有三类不同的时空，熊育群采取了三种不同写法。

　　第一类时空：战争进行时的营田。他采取的是历史还原法，大量引用有关本次战役的史料，主体部分粗线勾勒，局部加以形象化的细节，极写了日本兵在营田制造了一个像《源氏物语》里的“须磨世界”，由此带来的沉痛感尖锐、直接、难以消弥。

　　第二类时空：疗伤时的荒洲湖泊。被村民打成重伤的千鹤子被祝奕典用船带进了湖洲，与岳父、妻儿共处一船生活，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而微妙的 转变。荒洲成为了战时的世外桃源，小船成为了救赎肉体和精神的诺亚方舟。写此类时空，熊育群并没有简单地套用神话模式，他放开了散文家的大写意之笔，水乡 的气味、风俗、生机、美景、幻觉扑面而来。在文本的美学效果上，这一时空内的表现摇曳多姿，是自然与人性最相谐的部分，是小说的水墨丹青，是心灵投射的水 幕电影。

　　第三类时空：紧随战争推进的心理时空。武田夫妇的视角一直在跟随由他们国家发动的这场“圣战”，相互交织，反复纠缠，不停追问，进行着自我心理 分析，在可见与不可见处均推动着小说的进展，汇成意识的深流，奔向小说的主旨：对这场战争的拷问和反省，对人性在战争状态下的复杂性、可变性的透视和显 影，对两种文化剧烈撞击后的未来走向的沉思和想象。

　　描写武田夫妇的时空型也符合巴赫金所给出的一个美学标准：“历史实在的时间的融合以及在这一时间内的历史个人的融合。”武田夫妇是帮助他们的国 家和同胞在反思他们的战时处境，也完成了历史性的反思，不管日本人接不接受他们的反思，他们的经历都会渗透到日本人的现实之境，并成为他们未来的一部分。 每一种时空型也都自成语境：历史的、现实的、个人的、集体的，交织出可抽丝剥茧的文化信息，文学的艺术价值得到了全面激活。

　　一部作品若无文化高度，无论它怎样声泪俱下、气焰万丈，终究难逃“言之无文，其行不远”的命运。因此，我理解，与其泛泛而说《己卯年雨雪》是抗 战题材小说，倒不如说它是关于抗战的文化反思小说，是关于中日文化的“战争与和平”。不但在同类题材中是第一部这样别致而写的，而且在长篇小说的方阵中， 其写法也十分罕见，有着鲜明的熊育群特色，并与地域文化深度融合，有一种隐藏的书写原型，或者说深层结构在暗作用于这个鲜活初生的文本。

　　《己卯年雨雪》是熊育群向家乡土地献上《国殇》般的祭歌，是遥向《国殇》致敬并得其声韵真气的唱诗。这是一片适宜诞生悲剧的厚土。这种文化精神 塑造着楚人的勇武刚强、宁死不屈。作为楚人的熊育群先天获得了这种文化基因，对悲剧的敏锐天分也一直在寻找它熟悉的“那样一种气息”，我宿命地认为，营田 之战一直沉睡在那片湖泊包围的地下，等着熊育群的出生与发掘。

　　《己卯年雨雪》也写出了文化之“殇”。抗日战争深处的文化撞击，有更重要、更深层的包含，浓烈的悲剧色彩笼罩在小说结尾。

　　复调叙事、多种时空型并置、“国殇”新意蕴的赋格使《己卯年雨雪》有别于其他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若深入文本细读，可发现小说内藏着人性与兽性 的对立转化、罪恶与救赎的双声倾诉，从中可清晰看到，历史的自述与转述如何交织出历史的深度叙述，从而帮助善忘不思的人们记住历史的血浸画册，记住马尔库 斯的提醒：“思想的一个最崇高的任务就是反对屈从时间，恢复记忆的权利，把它作为解放的手段。”在此意义上，《己卯年雨雪》获得了血浸的历史感和深透的思 想性，其记忆的价值是我们精神上的一个增量，可以倍增而不是蒸发，任何现时性的、让身体沉湎的消费都不能湮没它，任何年代的雨雪都不该将它抹去。它不会封 死在自己的时空里。

　　从文学对历史的想象和表现来看，《己卯年雨雪》该是一部追求立传、立塔的作品，为营田战役乃至抗日战争中受伤害的生灵和威武不屈的英雄立传，鲜 血和着泥土堆积成塔，塔立在洞庭湖边，所标的意义经得住时光的丈量与细读，在某种意义上，时光的侵蚀也就意味着它所留下的遗产更加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