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的口才(韩石山)

　　“快别害人了，叫孩子好好念书吧！”

　　李敬泽的职务，在我的印象里是“快闪”的。《人民文学》副主编的印象还不深，已是主编了，主编刚记住不久，又是中国作协的党组成员、书记处的书记了。好在虚长十几岁，不太老也可以装个老，见了面就直筒筒地叫他敬泽，而敬泽也还答应。

　　第一次见敬泽，是那一年春天，在中国作家协会一次新会员的评议会上。我俩分在一组。我们是小说组，办法是每人分几个申请者的材料，先看材料再发言。敬泽坐在我的对面，一坐下掏出一个短短的烟嘴，按上烟吸起来，一面随意地翻翻面前的材料。轮到发言了，看了材料的先说，其他人有意见也说，没意见就过。

　　那两年，时兴少年作家，且年龄越来越小。记得轮到某省的一个少年作家，高中学生，出了一本书，文字也不错，看材料的认为该通过，很有几个附和的。不料敬泽冷冷地说：

　　“快别害人了，叫孩子好好念书吧！”

　　就这么一句话，这个少年作家至少从名分上说，就被“扼杀”在摇篮里了。

　　轮到我了，我看的材料里有某省一位“美女作家”，出了三部长篇小说，还是作家出版社出的。我认为该通过。别人都没说什么，独有敬泽说，此人他知道，写的那叫什么呀。我说，三本全是作家出版社出的，编辑是某某某，意思是，这是正式出版物，三本呐。敬泽绝不松口，说某某某嘛，他那儿全是自费出版的。就这样，一个“美女作家”，至少这一次，活生生地被拒于作协门外了。

　　这小子敢说。这是我头一次见敬泽留下的一个深刻印象。

　　转年秋天，中日韩三国作家在汉城举办文学研讨会。中国作家协会派出一个十数人的代表团，跟这么多大腕在一起，铁凝的优雅、莫言的憨厚、雷抒雁的沉稳、苏童的机灵，都一一看在眼里，独独对敬泽估摸不透。

　　这次会上，几个明星作家都大出风头，除了大会发言外，还有专题讲座。敬泽似乎更特殊些，文学大刊的主编，又是评论家，几乎每次会上，都有他的发言。要么是主讲，要么是评议。他也真行，平挺着个脸，一口京腔，不疾不缓，不枝不蔓。有理论的透辟，却没有理论的艰涩，有叙说的亲切，却没有叙说的冗繁。几分真诚，几分调侃，拿捏得分毫不爽。

　　此行还知道，敬泽的老家是山西芮城，也只是老家而已，生在天津长在北京，实际跟山西没有多深的联系。我也无心攀这个老乡。这样的人见得多了，只要不以山西为耻，就可说心怀故土，桑梓情深了。

　　让我们在阅读中相互走近

　　真正对敬泽有所了解，是去年的台湾之行。文化部组织的代表团附设一个专家团，敬泽还是专家团的团长。

　　最主要的一项活动是“文化论坛”，敬泽是大陆方面主要发言人之一。他的发言风格，在韩国已有领教，这次的两岸文化论坛，可就不同了。台湾方面，文化界知名人士不少，比如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历史博物馆馆长、美术院院长、文学馆馆长等。都用国语发言，不存在语言障碍，文化程度又都不低，你有个小幽默，全能听出来，你有个小纰漏，说不说是一回事，不明白则是不会的。外表上欢欢喜喜，内里说“细心鉴赏”，则绝对不错。

　　敬泽的讲题是《大陆和台湾：互相阅读》。虽说早就写了讲稿，他是玩电脑的，电脑在面前搁着，偶然瞥上一眼，似看不看，加上语速不紧不慢，有时还故作思考状，更像是胸有成竹，信口开河。

　　“你要干什么？”劈面先问上这么一句。接下来说：“这样一句话，由我说出来和由在座的某位台湾朋友说出来，是一样的，也是不一样的；记录下来、落在纸上是一样的，但是，在口语中，语调、重音，乃至说话时的表情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可能使这句话，在特定语境中表达的意思和情绪有很大的不同。”

　　对这种语调、表情的不同，他认为乃历史对国家的赐予，不必惋惜且应当加倍珍爱：汉语的分途发展，如同两个兄弟各自带着母语去经历世界和人生，他们多年后坐在一起，发现他们的口音和表达有相同也有不同，这种相同是珍贵的，使他们兄弟相认；这种不同也是珍贵的，正是这种不同表明，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拓展了母语，使这母语变成一种更广阔、更丰富、更具弹性、更具表现力的语言。

　　最后两段甚是精彩，是这么说的：

　　“不久前，我和一位常住北京的台湾出版人吃饭、喝酒，他让我见识了台湾人的酒量和豪爽，他说的一口‘国语’在他激动和亢奋时我几乎就听不清。但是，有一句话，他说了，我听清楚了，字字入耳，他说：读书让人越读越近。他说得真是好，文学的一个根本功能，就是让我们相互走近。儒家说，推己及人，就是像看待自己一样想象别人。昆德拉又说：文学让人理解他人的真理，就是说，要在别人的想象中看待自己。这两个方向的想象，都会使人走近、使人贴心，使人满怀信心地确认我们的共同之处，也使我们把相互间可能的差异和对差异的理解，视作使我们的共同生活变得丰富和美好的因素。所以在今天这个场合，我真正想说的只是：让我们互相阅读，让我们在阅读中相互走近。”辩才无碍！我听了由衷地赞叹。

　　写这篇文章前，在电脑上浏览，见一位也还有名的作家说：一个文学人到了北京，有两件事不做会后悔的，一是吃顿烤鸭，再就是跟李敬泽聊天。我由不得想笑。这句话可以改编为歇后语：烤鸭与敬泽——两张煮不烂的嘴。

　　“小说，应该是个野孩子”

　　敬泽的秉性，是最近于文学批评的。这也是此番台湾之行，一路上我的一个小小的感触。一辆大巴，数百里飞驰；相邻而坐，兴致好的时候，谈天说地，落脚处总是文学。一次我问：

　　“老兄对当下的小说写作有何高见？”

　　“对小说能有高见？”敬泽淡然一笑。

　　“低见也成。”

　　“这么说吧，太规矩，不像小说。”又一笑，“你看过莫言早年写的《透明的红萝卜》吗？看过？我总是期待着一种小说——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但总归它不该是现在我经常看到的那副样子。小说，应该是个野孩子——不是小学里当上课代表、随时准备打小报告的孩子，也不是长大了西装革履的成功人士，是吸溜着鼻涕，有小兽一样的眼睛，上房揭瓦爬树掏鸟，恶作剧的、有纯真的善和纯真的恶的孩子，身上有一种‘摩罗诗力’，通灵，通着另外某种幽暗的、光影闪烁难以言表的意义。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就是我期待的那种野孩子。”

　　记得还有一次，他说那些不断修改自己作品的作家，实则是对文学的一种强暴。这话真是够狠的。

　　从他的眼神上，能看出一种睥睨群雄的冷漠。是北大的出身，还是国刊的依凭，起初或许会作如是之想，久了就会感到，这是一种秉性的使然。这样的秉性，是最适宜于文学批评的。中国并不缺少批评家，缺少的是勇毅与决断，敢为人先，敢言人不。毛病谁都能看得出来，全在你敢说不敢说，说到什么份上。他的这种睥睨的眼光，让他看出许多常人难以觉察的文坛弊端，也让他看出许多作家顾自欣喜的写作险境。纵有这样的本事，在他的文章里，却很少作酣畅的表述，多是一言半语，斩钉截铁。谁能理解得了，谁会去理解，他是不管的。

　　“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这是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里说的。文史不分家，敬泽该是这一流的批评家吧。

　　中国批评界的通病是，眼光高的缺少批评的热情，有热情的又缺少眼光。

　　敬泽问，那你呢？我说，我是有热情而没有眼光，只能是抡板砖，砸住谁算谁，有的砸在别的人的脸上，有的砸在自己的脚上。敬泽和杨克都笑了。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敝省的一位编辑朋友，大概在什么地方见过敬泽，跟我说起甚是兴奋。我问感觉如何，说是李老师这个人，就是有见解，给了他很多指点，也挺随和的。我笑问，挺随和的？朋友大概听出了我的意思，说，韩老师你跟李老师接触不多，接触多了你就知道，还是挺随和的。我没说什么，心想，年轻人真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