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柳青传》 追忆柳青(周明)

　　今年是柳青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在柳青逝世将近四十年之后，晚年一直陪伴他的女儿刘可风，在二○○○年由出版社编辑岗位退休后全力以赴、全身投入，努力完成了一部三十八万字的厚重之作——《柳青传》。这本书既有宝贵的史料价值，又是一部出色的传记文学，读它，我们可以从中更深入地了解一个真实的柳青，一个可亲可敬而丰富的柳青。

　　柳青是新中国成立后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他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生动、深刻地记录了那个时代农村的巨大变革。他热诚地关注现实、关注民生，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写作道路，对新中国的作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二○一四年十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到柳青时，深情地说：“柳青为了深入农民生活，一九五二年曾经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后来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并定居在那儿的皇甫村，蹲点十四年，集中精力创作《创业史》。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读着《柳青传》我常常被感动着，启示着，回忆着那过往的岁月里，有幸同这位我敬重的前辈作家的交往不断浮现眼前。

　　柳青长期深入生活，扎根农村，同农民打成一片。早在一九五二年，他就离开繁华的城市西安，落户到终南山下的长安县皇甫村，成为这个村一名普通的“庄稼人”。虽然他担任着中共长安县委副书记的职务，却不曾在韦曲城里坐过一天办公室。他把全家搬到了皇甫村。他在村里的住房是利用村头一座叫中宫寺的旧庙宇修补而成的，柳青自己又在院里种植了些花草树木，铺了一条石子路，别有一番田园风味。柳青的长篇巨著《创业史》正是取材于皇甫村，酝酿于此，写作于此。他在和皇甫村农民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劳动中同呼吸、共命运，结下了血肉相连的鱼水之情。群众把柳青当做知心人、当做自家人。村里人心里有话儿喜欢向他倾吐；遇到困难事儿愿意找他出主意帮忙；哪家女儿出嫁、儿子结婚，总也要先奔村头来告诉柳青；队上的牲口病了急得没法子，队干部半夜里提上马灯也来找柳青，商量医治的办法。柳青在构思和写作《创业史》的过程中，有时他写出一段或一个章节，必要时就念给农民听，征求他们的意见，听取他们的批评，常常是农民社员给了他莫大的启发和帮助。我几次到皇甫村拜访柳青时，我们的谈话常常被不断的来客(都是本村的男女老幼社员)所中断。

　　社员们有的来向他报告生产队上的喜讯，有的和他来商议某一件具体的工作，还有的是发生了家庭纠纷，来请柳青评议、调解，有的遇到了某些解不开的疙瘩，也诚恳地向他敞开自己的思想，请柳青分析帮助……柳青总是——耐心地帮助农民朋友分析问题、研究问题，力所能及地帮助社员们解决。队干部、社员们总是愁着来，喜着去，甚至有的两口子面红耳赤地吵着嘴来的，被柳青说服了，走时却高高兴兴，亲亲热热。农村的集市最为热闹。逢集的日子柳青总是身着不变的对襟褂子，头戴瓜皮帽，手拿长杆旱烟袋，同农民一样提上个筐，高高兴兴地去赶集，因为在赶集的路上和热闹的集市中他能听到农民真实的心声。

　　看到柳青和皇甫村的农民们亲如一家的动人情景，我觉得柳青之所以能够为我们创作出如此卓越的长篇巨著《创业史》，正是他坚持不懈地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生活的结果。也正是由于他如此深入生活，接近群众、熟悉群众、了解群众，所以在他的作品中，人物栩栩如生，情节曲折引人，生活丰富多彩，为我们呈现的是农村历史的画卷。他的创作态度也是极为认真、严肃。有一次在皇甫村时，在他家里，我偶然在他的书桌上看到几张《创业史》的人物表。那细致、周密、完善的程度，真像生活中实有其人一样。作者等于给他作品中每个人物写了一个简要的自传，然而这又是典型化了的人物形象。这是多么大的功力呵！当我指着人物表向他求教某些问题时，他笑着说，这些人物像梁生宝他们早已在我头脑里活起来了。他们整天在我脑子里跳腾哩！使你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香，非把他们写出来不可！我想《创业史》的成功，原因也许就在于此。

　　不幸的是柳青积劳成疾，被病魔过早地夺去了生命。这是我国文学界的一大损失。在他患病期间，一九七二年五月，当周恩来总理获悉柳青的病情后，立即指示卫生部门为柳青积极治疗，指示陕西省委要对柳青妥善安排，并说：希望柳青养好病，写完四部《创业史》。总理的关怀和鼓励，使柳青深为感动，他增强了要加快步伐完成四部《创业史》的信心和力量。于是他在治疗了一段时间之后，虽然病症没有痊愈，他却于一九七三年怀着兴奋的心情，重返生活基地皇甫村，坚持把《创业史》第一部修改了一遍，之后又开始动手继续写第二部。粉碎“四人帮”后，柳青也彻底得到了解放！他精神焕发、意气昂扬，在病床上坚持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克服重重困难，奇迹般地完成了第二部的修订工作。

　　一九七七年秋天，柳青来京治病，住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招待所。我和阎纲相约去看望他，不料进屋后，我们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位朴实然而瘦削的农村庄稼汉模样的老人蜷缩在一张小床上，正在休息。他的身旁放着氧气袋，床头放着几本新书，氧气管上还堆放着一厚摞《企业史》的小说校样。见此情景，我们真是感到心疼。他显然苍老了，病倒了！我们真不愿意把他惊醒，宁肯只看上他一眼，回头再来。正当我们悄悄离开时，他醒了，抬起身子有气无力地用他那我们所熟悉的陕北话慢腾腾地说：“谁呀，进来呀。”

　　我俩回到他的床边。他一看是我们俩，笑了。第一句话便是关切地问：“文化大革命中你们咋样？现在在哪里工作？”我们回答说，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刊物编辑工作岗位。他欣慰地笑了，点点头，心情沉重地说：“你们今天来不是看到么，我的身体不行了，怕完不成计划了……不过，只要我还能动弹，我挣扎着也要写下去……”看得出，他说话时已经很费力，时不时还咳嗽，但他的目光是坚毅的，精神是顽强的，信心十足。这使我们感到高兴，坚信《创业史》一定能够完成。这其实也是广大读者的愿望。我们又和他说了些家乡的情况，便告辞了。后来听说直到他病危时，还多次向大夫倾诉自己的心情：“让我再活二三年，我就能完成《创业史》，那时我就安心了。”

　　这是一位作家强烈的使命感哪！这使我记忆起有一次我在皇甫村拜访柳青时，他就曾经说过：“西安城里我是没有重要活动不去的，我希望集中精力和时间，这辈子完成四部《创业史》，就是我对党对人民尽力了……”至今，这句话依然响在我的耳际。它，已经成为柳青无法弥补的终身憾事，当然，也成为我国文艺事业的一大憾事。

　　柳青，人民的柳青，不朽的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