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说的难度与超越——读钟兆云《我的国籍我的血》(傅翔)

　　我一向认为，历史小说是很难写的，难就难在历史是真实的，而小说需要虚构与想象。当大量的史料记载指向一个真实可感的历史人物时，留给小说家的 空间就微乎其微了，小说家的任务也就越显艰难。当然，除去历史固定在人物身上的伟大事迹与光环，历史人物的所思所想与日常生活常常是空白的，而这便是小说 家大展身手的舞台。如何写出有血有肉的人物，让纷繁复杂、枯燥生硬的历史化为生动活泼、引人入胜的故事与传奇？这就是历史小说的难度。

　　钟兆云以传记作品成名，其创作的成就与勤奋是有目共睹的，他对历史的执著与兴趣也令人动容与敬服。当他把目光聚焦在台湾人民反侵略反殖民的抗日 斗争时，他选取了李友邦组建“台湾义勇队”这一题材，洋洋50 余万言，生动再现了70 多年前台湾人民投身抗日、血荐轩辕、光复台湾的可歌可泣的历史。这一历史题材足以填补我们在这一领域的创作空白。它不仅关涉闽台关系，更是凝聚了台湾人民 祖国向心力的爱国主义题材。如此一部充满了正能量的历史，如此一个伟岸的英雄人物，如何去写？如何施展自己的拳脚？我想，钟兆云肯定遭遇到不少难处与困 境。

　　李友邦与台湾义勇队肯定不是大多数人都熟悉的历史，作者本来有充足的空间施展拳脚，但他却本着对历史的尊重与对人物的敬仰，放弃了更大空间的想 象与虚构。他力求从史实与资料的记载中蹚出一条小路来，小心翼翼地还原历史与人物的本来面目。这种形象当然更接近于正史，接近于我们从史实中得到的印象。 因此，作者的追求也就昭然若揭，也无可厚非。这是一位严肃的传记文学作家，他依然以一种近乎于传记的笔法在阐释着对历史人物的理解与尊重。正如司马迁的 《史记》一样，如“鸿门宴”等众多历史事件的记载与人物的传记就堪称“小说”，它绘声绘色，充满文学的魅力。但它依然是历史，因为它是真实的记载与还原。 而《三国演义》就不一样，它文学的色彩更浓，虚构与演义的比例更重，人物更加鲜明突出，甚至突破了历史的疆界。从这点来说，钟兆云的写法更接近于《史记》 的严谨与还原，而非《三国演义》的放纵与虚构。

　　这实际上牵扯到一个人对历史的认知与理解。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历史，对同一段历史、同一个人物，不同时代的人也有着不同的理解与认识。再者， 重读历史，我们更多的企望可能在于以史为镜，借古喻今，藉史抒怀，浇心头块垒。这便是从历史的维度观照现实，从今天的视角、今人的眼光去重新解读历史。让 历史映照当下，给今人启示。历史小说存在的意义很大程度上便源自于此。《我的国籍我的血》显然也有着这样的企图与期许，但这种期许更多是一种意识形态上 的，是一种饱满的正能量。作者的热血与感情由此可见。

　　当然，历史小说之所以难写，最关键的还不在于把纷繁复杂的史料化为自己的叙事，也不是如何还原那一段历史，而是在于如何讲述故事，并在故事中塑造人物。没有一个好看的故事，没有一个与读者同呼吸、共命运的人物，小说还是很难站立得住的。

　　在《我的国籍我的血》中，郑中原、郑华美、程雪花等虚构的人物显然倾注了作者更多的喜爱与情感，他们的形象也因此更丰满，更感人，显得生动与可 爱。胡天仇、杜鹃、宋洁、王正南等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也都各有千秋，直见性情。相较而言，历史人物李友邦、严秀峰夫妻的塑造就相对谨慎，更多制约于史料 的记载。李友邦的形象也更多地停留在历史与客观的维度，从而缺少了鲜活的情感内涵。在黄绍竑、陈仪、张治中等历史人物身上，作者信奉的也是史实与记载。作 者秉承的正是这种严肃的历史观，无意于随意捏造与想象英雄人物的情感与生活。

　　但是，小说就是小说。虽然历史小说要尊重历史，但塑造人物还是首要的。历史说到底是由人创造的。个体的人可以改变与推动历史，历史也常常无情地 淹没个体的存在。这些被历史车轮淹没的或渺小或伟大的人常常便是小说的使命与空间。如何揭开个体人物命运与历史的偶然、必然之间的隐秘联系，如何打开个体 人物在历史面前或喜或悲的宿命，这才是我们小说家努力的方向。所以，小说更关注的常常不是历史，而是历史背后的人，以及这个人折射出来的思想与意义。因为 人物的命运、人物的情怀、人物的思想才是小说的命脉所在，写出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才是小说的根本目标。小说的力量在于：重新发现与解读历史，见人之所未 见，闻人之所未闻，力求耳目一新，力求振聋发聩；或者通过某个人物的塑造，让读者为他哭，为他笑，同喜同悲。

　　显然，《我的国籍我的血》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小说朴素自然，真实感人，不少细节令人热泪盈眶，难以释怀。特别是在表现李友邦这个人 物以及台湾人民抗日这一历史题材上，它的意义是很显著的。面对作者的勤奋与艰辛，面对作者的追求与目标，我实在不想饶舌小说的理想，也无意过多苛求人物的 追求，只想再一次表达对作者的敬重与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