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念张一弓与《钟山》的一次友情合作(徐兆淮)

———编余琐忆：张一弓和他的中篇三连冠之作

　　作为年逾七十七岁的文人，退休十余年来，我自然喜欢与一些老友或聚会叙谈或作家庭拜访；作为一名有三十年编龄的老编辑，我还不时地关注那些有过组编发稿经历的老作家的近况。每每看到他们有新作问世，或是遽尔离世，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写些忆旧文字，表达思念之情。

　　2016年元月中旬的一天，偶尔翻阅《文艺报》，忽见报纸头版刊有一则张一弓同志逝世的信息，我顿时愣住了，随后便陷入长久的沉思之中。无论是作为他的读者，还是获奖小说的责编，我不禁连续几日回忆起我与他从家访到组约编发稿件的经历与往事，搜寻他刊发在《钟山》上的中篇三连冠之作 《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还有他与我的信件往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积多年编辑工作的经验，我已然领悟到，一家地方文学期刊要想成为有全国影响的刊物，必须在不断发现文学新人的同时，团结、联络一批有实力有名气的作家；同时，我也逐渐体验到，要想从京沪一流作家那里获得一流作品，实在不容易。因而，我在组稿方向上作了一些适当调整：在尽力团结本省重点作家，并继续加强京沪老中青作家的组稿工作之外，我又把组稿方向拓展到某些重点文学省份的重点作家，于是，陕西、湖南和河南等文学重镇，遂成为我重点关注的对象。因而，陕西的路遥、贾平凹，湖南的古华、韩少功，便成为我的重点组稿对象。而河南正在走红的张一弓、叶文玲也在我热衷组稿之列。

　　作为一本在办刊宗旨上有较高追求的文学期刊，我所供职多年的《钟山》并非那类盲目追踪名家、迷信大家的刊物，1983年我在赴郑州登门拜访张一弓之前，即已拜读了他的两部获奖中篇成名作《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和《张铁匠的罗曼史》，对张一弓的创作风格和思想艺术特色，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与理解。我认为，这实在是称职编辑的必修课。

　　如今时过三十多年，我还清晰记得首次去河南郑州拜访张一弓时的情景。张一弓是以获奖短篇小说《黑娃照相》而崭露头角于新时期文学思潮之伤痕文学潮头的，随后即以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和《张铁匠的罗曼史》突破禁区，引领反思文学潮流，进而引起文学界的广泛注意，吸引了国内一些有影响的文学编辑关注的目光。

　　我依稀记得，1980年前后，张一弓的年龄大抵介于王蒙、陆文夫等“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之间，他的人生经历与创作道路，却与他们大有不同。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从事过新闻工作并在政府部门工作多年，七八十年代又曾沉浸于河南灾区，具有农村工作的特殊经历，这使他的创作一出手便显示了自己独特思考和艺术表现的优势所在。

　　那时刚任文学编辑不久的我注意到，张一弓的中篇小说确与同样描写农村题材的浩然、刘绍棠等作家的作品迥异，有着突破禁区的沉重灾难意识，生动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农民重获新生后情感的变化历程。

　　1983年夏秋之际，我正是带着对张一弓的这些印象，以 《钟山》 编辑的身份赴郑州探访崭露头角令许多编辑十分向往的作家张一弓的。还记得，当时他家住在省委二区25楼3号。陪同我一起探访一弓的，还有刚借来编辑部的工人作家李春光老兄。他也是河南人，当然也十分有兴趣与我一同拜访老乡作家。

　　时年四十九岁正处于中年人生的张一弓待人特别热情，在他的并不显摆的家里，这位身材适中、面色稍显黑瘦的结实的汉子，殷勤地为我俩泡茶，谈他的人生经历，更毫无保留地谈他正在构思的几篇小说的设想。这情形，颇似相谈甚欢的朋友聚会。当我讲到1970年前后，我曾在信阳、驻马店地区学部“五·七”干校待过二三年的经历时，我俩的交谈就更像是文友和乡亲般的亲切随和了。临别之际，一弓满口答应明年年中为《钟山》寄一中篇。

　　此次的郑州之行，除了重点拜访张一弓之外，我俩还特地看望了当时小有名气的女作家叶文玲。记得这位浙江籍女作家特地请我和春光到她家吃饭，席间爽快答应为《钟山》写稿。果然不久，我就收到她寄来的一篇佳作，这令我对河南作家的热情纯朴留有颇为深刻的印象。

　　这次成功的组稿之行，让我领悟到，文学期刊与名家的友情合作，主要不是看稿酬的高低，要价的多少，而是建立在编辑与作家之间是否有共同的文学观念和友情沟通的基础上的。因此，1999年庆贺 《钟山》 创刊二十周年之际，张一弓又为我寄来了他的贺词：“生活之树常青”。我以为，这是对《钟山》的祝贺，也是一位成熟的作家对生活的感悟。

　　1984年七八月间，一弓果然应约如期寄来了他的中篇新作，这就是《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

　　收到一弓寄来新作的那一刻，我既感谢一弓的应约守时，也为《钟山》的读者高兴。读毕新作，我更为一弓的成功新变和丰收在即而兴奋不已，立即安排在1984年《钟山》第五期“作家之窗”专栏上，以头条位置予以刊发。同期还刊发了一弓的一篇创作谈和一篇重点评论文章，及一弓的作品目录。

　　在我看来，张一弓的中篇新作刊于《钟山》“作家之窗”专栏，实可算是旗鼓相当、恰逢其时的友好和成功的合作。盖因1982年前后创办的《钟山》“作家之窗”专栏集名家新作、创作谈与评论于一体，熔作家创作与文学观念(创作谈)、文学小传、作品目录与评论界对该作家的评论于一炉，故而甚得作家和读者的好评，亦为不少中文系师生阅读研究当代文学提供了一定的方便。故而创办不久，即受到文学报刊界的关注与好评，亦成为刊物吸引名作家目光的缘由之一。

　　据我所知，新时期以来，继伤痕文学之后，所涌动的反思文学思潮大多是“右派”作家(如王蒙、从维熙、李国文、高晓声、陆文夫等)所推动发起的，而一弓的前期作品，之所以能成为这股文学思潮的代表作，与一弓年轻时担任报社记者、总编和行政官员，后又下放农村，从事县级文化馆工作，耳闻目睹过河南农民的生活情景不无直接关联。

　　显然，张一弓早期代表作，从《黑娃照相》到中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和《张铁匠的罗曼史》，除了显示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酣畅淋漓的文笔之外，更见特色的乃是塑造被“极左”路线戕害的悲剧英雄形象，集中表现了作者对中国农民命运和农村面貌的关注及对变革时期农村生活的及时捕捉，从而在显露出思想犀利、穿透力强的同时，又颇见理想主义的色彩，凸显了现实主义的力度。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作家与编辑之间的联系，通常是编辑上门拜访，或以通信方式沟通，作家投寄稿件亦大多是通过邮局或航空邮件。就在这般困难的通讯条件下，拜访约稿一年后，《钟山》终于按时收到了一弓挂号寄来的中篇新作及一篇创作谈和作品目录，我和病中的春光都不由地对一弓从内心生发出一股感激之情。

　　当然，更令我俩兴奋不已的还是急切读罢这篇中篇新作后的感觉。我们高兴地发现，这部中篇小说比之《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和《张铁匠的罗曼史》，显然又有了新的发展和新的元素。他让我们明白，一弓毕竟不是那类满足现有成就、重复自己的作家，他的创作正在发生新的蜕变，走向新的高度。

　　出于对一弓的感谢、对作品的喜爱，我也曾写过一篇题为《致力于塑造农村新人的形象》 的短文，予以特别的推荐。短评中，既肯定了张一弓的创作不同于新时期其他农村题材作品的鲜明特色，也着重指出这一中篇新作某些不同于一弓以往作品的成功蜕变。在我看来，与其他作家描述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的新颖独特之处，正在于作品既迅速准确地捕捉到当前农村的新矛盾新问题和农民心理变化的新信息，塑造出农村新人的艺术形象，又避免了写中心写运动和图解政策的概念化倾向。

　　此外，在《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的创作中，张一弓在艺术表现方式上确也注入了某些新的元素，呈现出某种新的变化。作品里的矛盾并不像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那样尖锐突出，情节亦不像《张铁匠的罗曼史》 那样跌宕起伏，大起大落；笔调也由雄健豪迈转为清新明快，色彩也由深沉凝重转为乐观明朗。

　　果不其然，《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在《钟山》一经刊发后，立即获得读者和评论界的颇多好评。随后，即在全国优秀中篇评奖中荣获全国大奖，张一弓也创造了连续三届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大奖的记录。

　　只可惜，1986年前后，当《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颁奖之时，作为作品责编之一的李春光已经悄然离世了，他再也不能与一弓、与同为责编的我分享这份荣誉与快乐了。

　　如今，一弓也走了，作为编辑与文友，我自然忘不了他和他的中篇三连冠之作《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当代文学史更忘不了这位擅长描述农民形象，深刻揭示农村与农民精神蜕变历史的不凡作家。他走了，却为当代中国农村面貌留下了一幅幅难以忘怀、色彩斑斓的时代图画。是的，一弓委实应该在新时期文学史上，尤其是在表现农村题材的现实性和历史感方面，占有属于他的重要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