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广西长篇小说：野气横生的南方写作(张燕玲)

　　在同质化语境日益严重的今天，对文学个性的呼唤，尤其新乡土写作以及成长记忆等等，对地域性、自然、乡民生存真实、乡土本真的呼唤越来越迫切。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从作家足下的土地生发，自然便有他的地域性，所谓一方人文的水土，这是一种地理的文学自觉。　　

　　近期广西的长篇小说显示了一种根扎原乡、心生情怀，通过各自的文本凸显“地方性”对于文学空间的整体建构价值。

　　新一代广西作家，勇于直面时代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作品有更强烈的社会批判性，颇具时代担当和人文担当。他们以不俗的创作实绩，成长为广西现代文脉的传承者与创新者。

林白　东西　鬼子　田耳　李约热　朱山坡　光盘

　　评论家王干在“广西后三剑客”作品研讨会上说：“广西作家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野生’。‘野生’与野心、野性、荒野相关联，也与生态、自然、 乡村密切联系。”王干一语道破广西作家的文学共性与个性，就中国文学而言，这是广西作家的个性；就广西文学而言，这是广西作家的共性。

　　在同质化语境日益严重的今天，对文学个性的呼唤，尤其新乡土写作以及成长记忆等等，对地域性、自然、乡民生存真实、乡土本真的呼唤越来越迫切。 因为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从作家足下的土地生发，自然便有他的地域性，所谓一方人文的水土，这是一种地理的文学自觉；同时，也是当下建构国际化视野与中国文 学理想，提升国际视野下的本土化写作，乃至中国当代作家如何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前沿问题，也是文学的母题。

　　近期广西的长篇小说也显示了一种根扎原乡、心生情怀，通过各自的文本凸显“地方性”对于文学空间的整体建构价值，因为在破碎化、私人化和虚拟化 的时代，文学需要通过一种“地方”认知来重新获得其动力，我想这也是广西近期讨论人文广西以“美丽南方”为切口，以对南方的“地域·自然”的重新挖掘发 现，来强化对广西文化的认知，重新获得广西文化在今天的意义和价值，也许是切实的途径，也是有效的途径。

　　其实，当代广西文学的发轫之作，正源自陆地的《美丽的南方》。而今天，关于美丽南方的文学表达已经更为丰沛奇崛，也更有其自身的艺术影响力与生 命力，尤其新一代广西作家，勇于直面时代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作品有更强烈的社会批判性，颇具时代担当和人文担当。他们以不俗的创作实绩，成长为以陆 地、韦其麟等开创的广西现代文脉的传承者与创新者，广西相关部门顺势而为，如联合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文艺报》等单位于1997、2015年先后召开 “广西三剑客”、“广西后三剑客”作品研讨会，深得好评，把广西作家深度融入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如近年权威的年度文学排行榜，广西各文体不时榜上有名， 显示了广西文学经历近十年的蓄势，正在勃发，尤以其野气横生的南方写作屹立于中国文学之林，这是“美丽南方”的一棵棵嘉木。

　　一

　　当代广西文学一直活跃着陡峭的剑走偏锋的文风，一如上世纪80年代的“百越境界”，也如八桂大地遍地的野生植物，散发出生猛奇异、蓬蓬勃勃的活力。当下此文脉最有力道的当属东西、鬼子、田耳、李约热、朱山坡、光盘，以及更年轻的小昌、周耒等。

　　作家东西常说：自己是南方写作者，因为炎热，容易产生幻觉，想象力异常活跃。是的，亚热带充沛的阳光雨露，北回归线横贯广西的生机与繁茂，同 时，大石山区的奇峰林立，特有的喀斯特地貌弥漫着一种野性和神秘感，使广西山水景物，时而山林迷莽、野气横生、奇崛苍劲，时而空濛、灵动、丰润豁朗。由此 而生多样化的广西文学，尤其凸显了两种文风，即哥特式的陡峭奇崛与神似巴洛特的圆润朗阔。

　　直刺天空般的哥特式直面人生，当然充满着犀利诡异与力道十足，又相应着地理的野性，当代广西文学一直就活跃着这脉陡峭的剑走偏锋的文风，一如上 世纪80年代的“百越境界”，也如八桂大地遍地的野生植物，散发出生猛奇异、蓬蓬勃勃的活力。当下此文脉最有力道的当属东西、鬼子、田耳、李约热、朱山 坡、光盘，以及更年轻的小昌、周耒等。除鬼子的《伤痛三部曲》正在成型外，东西的《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似乎可称为“命运三部曲”，坚定的执 著关注民间苦难的平民立场，紧密的内在逻辑形成井然密实的结构，棱角分明的主人公构成个性鲜活的人物形象，命运的诡异坎坷赋予小说的狠毒绝望与野气横生， 所幸洞晓一切的作者还给字里行间融入机智的幽默与凡间的快乐，使小说里这些野地里生野地里长的南方小民们充满艺术的张力。东西始终立足桂西北的贫瘠，以特 立独行的创作对命运不懈的追问，以及不妥协的绝望反抗，来张扬现实批判意识。这种坚定的平民立场和决绝的批判精神，也是近20年中国作家对马尔克斯创作精 神的张扬。

　　2015年夏至，读东西的新长篇《篡改的命》，“貌似用传统写法，夹杂了先锋的、荒诞的、魔幻的、黑色幽默的元素”为读者讲述了汪家三代篡改命 运的故事。“命”为何要篡改？篡改谁之“命”？如何篡改？谁篡改？又“是什么支配我们的命运？”东西以含泪的笑，更以命运的荒诞层层推进，步步追问，犀利 尖锐却又机智幽默，想象力丰富又劲道十分。令人触摸到东西对社会时代与人心的深度批判与深切绝望，掩卷之余，却有冷冬寒潮彻骨之感，绝望、虚无不期而至。

　　虚无中，我抓起梁漱溟的《这个世界还会好吗》读起来，仿佛救命稻草。梁漱溟让我们脆弱而不绝望，但我与东西都没有梁老先生的思想资源和生命厚 度，也难有力量从容而豁达地承受汪长尺般命运的捉弄和现实的冲刷。我想，要既对生命及其际遇充满怜悯，又能对特定的苦难抱有一种“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的淡定态度，是需要有多么高深的生命厚度才可能抵达，一如梁漱溟等。但世间满地皆是汪长尺这样陷于生存困境的草根，渴望改变命运的精神追求，何其艰难？垂 死地篡改只能陷入无边的绝望。有意味的是故事的结尾。被篡改了命运的汪大志，尽管他把父亲汪长尺的案宗及自己照片扔入父亲自杀的西江大桥下，但昨日的汪大 志今天的林方生怎会知道，是否还有什么真相或魔掌等在命运的前方，一如林方生突然现身牙大山面前，牙大山正在享受冒名汪长尺而偷来的生活，命运充满偶然性 和戏剧性。这一切似乎都掌控在结构高手东西的笔下，可见东西绝望之深、悲悯之切。我想这也是我读后不能释怀之故吧。

　　沿着东西文风执著前行的当属朱山坡，近年他以一部《懦夫传》为民间野生人物立传，通过荒诞不经的故事情节挖掘文本隐喻意义。众多论者对其凶猛野 性的文学劲道称赞有加，也对其略有情绪化的灵魂叙述有所期许。我个人更为喜欢朱山坡的中短篇小说，无论《我的叔叔于力》《跟范宏大告别》《陪夜的女人》 《喂饱两匹马》《鸟失踪》，还是近期的《灵魂课》《一个冒雪锯木的早晨》等，既能触摸到作者俯视人间、悲悯万物与灵魂救赎的情怀，还能感受到人物的不妥协 精神，以及作者对小说的准确观念，一种撒野后的节制的精粹和魔力。

　　绝望的反抗与犀利的劲道，也贯穿在田耳与李约热的创作中，只是他们的叙事较之东西、朱山坡更为舒缓绵实些。在他们耐心的缓缓的叙述中，一个无序 的社会渐次打开，眼前一个个充满寓意与野草般的小说场域，同样洋溢着扎根田原市井的野性，田耳、李约热是广西难得的颇具民间品质的优秀作家。

　　李约热是个辨识度很高的作家。他始终书写那些“屁民们”在生存困境的左冲右突，那些有着对抗性的隐忍的小人物，犹如一株株野生植物，芒棘横生， 却生命力蓬勃。他的长篇处女作《我是恶人》塑造了一个发誓就是要当恶人的马万良，以此书写80年代南方野马镇的生存、乡村底层的命运挣扎和根深蒂固的国民 性。小说如他的优秀中短篇一样粗野坚硬，一样以荒诞的表象，内蕴着一种潜在而犀利的文学力量。何为恶？如何恶？到底因何而恶？最终明白马万良的“恶”是与 众人关联的，是野马镇人身上的愚昧麻木、听命从众看客般的“平庸之恶”，一如美国思想家阿伦特所论。要挑战这种国民性的“平庸之恶”，犹如进入无物之阵。 作者以尖锐的笔触直指时代、权势和世道人心，颇具批判性又内敛而自省。小说芒棘凌厉，野气横生，充满隐喻和文学劲道，既热辣辣，更沉郁无奈。

　　同样书写失败者的田耳，则多了生之欢乐与人之尊严，脆弱而不绝望。从《一个人张灯结彩》到长篇《天体悬浮》，这散发异质的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 都是当下小说创作中与众不同的存在。在田耳设置的分裂的两极间，他耐心地抽丝剥茧般渐次打开的是一个无序的社会——一个从派出所到街道到酒馆到出租屋到妓 院再到广场的无序社会。《天体悬浮》，一群无名无份的辅警，面对这些烂到泥潭里的生活，而悬挂于灰色不洁生活之上的是观星，是星空天体乃至广宇。小说便分 出向下与向上的维度，而两极都活色生香，生气勃勃。亦正亦邪的警察符启明，他的日常的乃至尘埃芜杂生活，在田耳笔下活力四射，人物的精神层层分裂却野气横 生。同为失败者的故事，但田耳深得文学三味，明了小说也是为笔中绝望的小人物寻求反抗生路的，落实到具体人物，哪怕野地里生野地里长的小人物一如符启明、 丁一腾等无名无份的辅警等，也是有生的幸福感的，那便是何为人？何为生？生的尊严，卑微的却是巍峨的。尤其到了《金刚四拿》的回乡农民工罗四拿身上尤为彰 显。在这个进城与归来的故事中，野生植物般生气勃勃的四拿，令人忍俊不禁，更令人感动尊敬。到城里去，再回到乡村，四拿与路遥《人生》的高加林一样，历经 了一次人生蜕变，生活的度量也发生了转变；历经过城市底层的血泪挣扎，终于在家乡找到了存在感与生命尊严。尊严，乃至安全感、幸福感，超越城乡与阶层，超 越世俗功利，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所在。而四拿的尊严在于从小立下的渴望，即当一次抬棺的“八大金刚”之一。何其卑微！但那却是许多乡村少年渴望受人尊重 的成长梦。有梦想，便有追求。在一次无“八大金刚”劳力，却成功地如法炮制出“十六金刚”的轰动四乡的送葬后，四拿决定不走了，当村长助理，因为“这里需 要我……需要我抬棺材，我才能变成金刚。”

　　田耳再次成功地在“垃圾堆里做道场”(杨庆祥言)，也为此，田耳的文学世界会更为高远和阔大。四拿，乃至丁一滕，正是以对自我生命的尊重而超越 生活与命运的际遇，从而免于受伤。田耳的大气象，正是在于他从丰富的思想和生活中汲取能量，尤其以满纸的人间烟火、市井气息、民间智慧抵御吞噬人的虚无， 以依稀的人性之光透射现实与命运的幽暗之处，成就了他的“垃圾堆里做道场”的“这一个”。

　　李敬泽说光盘的写作“有一种蓬勃的、不衫不履的气质，这是非常少的”。这自然是肯定光盘独特的创作个性。从《王痞子的欲望》到《英雄水雷》，光 盘的文学世界既有分裂感，更多荒诞感，他“不衫不履”的野性散发着一抹随性与草莽之气，散发着直面现实的勇气与掌控人物命运的强悍，那一个个荒诞故事表达 了光盘对英雄意识形态化的真相发现。《王痞子的欲望》是把女儿养大来报恩。《英雄水雷》的水皮与雷加武，在纵火者与救火英雄的身份错位中，一路致力于还原 真相而狂奔。这既是光盘的草莽野性，也是其对命运不妥协的曲折表现。

　　林白作品的异质和魅力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鲜明存在。我见证了林白对文学三十年如一日不顾一切的追求。她撕裂自己的“一个人战争”，她的激情野 性，她的丰沛妖娆，她不妥协的故意冒犯，仿佛她是为文学而生。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私人化写作的代表，林白从《一个人的战争》《妇女闲聊录》到《北去来辞》， 她创造性地把私生活写成了时代生活。《北去来辞》的北漂文青海红为寻找生活的意义，从一个人左冲右突的战争中走出，在厘清自身与史道良的相依关系后，也看 清自己的梦想与疑难、可能与局限，回归生活，完成了治愈性的心灵疗伤与自我拯救。不仅为知识女性探索一条走出个人时空，寻找精神回归的自我救赎之路，而且 描绘了一幅生动而繁复的现代社会生活图景。林白的创作充满女性的疼痛与悲情，文风尖锐奇崛，内蕴饱满，活力四射，为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提供了持续而长久的阐 析范本。

　　二

　　假如说前述的长篇以凌厉决绝的野性和批判性见长，那么黄佩华、凡一平、潘红日、潘大林、龚桂华、朱东、李小舰等人的长篇便是对现代传统的各自创造；如果前者似哥特式建筑，后者在各自创作个性外，或多或少以丰润朗健而颇领巴洛特神韵。

　　假如说前述的长篇以凌厉决绝的野性和批判性见长，那么黄佩华、凡一平、潘红日、潘大林、龚桂华、朱东、李小舰等人的长篇便是对现代传统的各自创造；如果前者似哥特式建筑，后者在各自创作个性外，或多或少以丰润朗健而颇领巴洛特神韵。

　　黄佩华是广西独有的专注以南方河流开掘民族与家国故事的作家，从《涉过红水》《生生长流》，到2015年的《河之上》，三十几年如一日执著于自 己的精神原乡，从桂西这块红土地与母亲河找到了自己的生命体验、自己的独特的语法和语言，因而，他的创作是作者生命里带出来的，体现了他的文学自觉。《河 之上》以作者的赤子之心书写自己的母亲河右江，书写河岸上那些带着美善向往的事物，那些看似普通庸常的人们，他们这样或那样的欢喜与忧愁、高尚与卑微；黄 佩华引导我们去挖掘探究其中蕴含的生命质地与形而上的追问和思索。作者笔下的河流从表相上看似乎没有波澜，水面之下却是涟漪四起，惊涛骇浪，掀起了河之下 的右江百年历史，熊家、梁家、龙家，还有陆家早已在历史大河中历经沧桑，历史与现实交汇处也早已物是人非，作者的敬畏与批判、厌恶与悲悯悄然浮现在河之 上，作者说他要“捍卫历史和现实的真相”，包括对南方土匪的个性解读，给了我们一个重新认识历史的新视角。尽管后半部略显粗疏，但前半部显示的艺术功力， 作者善于从虚构中触摸历史伤痕，并且不断反思乡土中国的政治和伦理的意义，其朗健机智的写实叙事，犹如那条条河流般缓湍畅扬，散发着南方蓬勃的生命力，显 现了作者一以贯之的现实主义人文情怀。如果说，“文明史是对河岸上人们生活的记录”，那么黄佩华的“大河系列”，便是中国南方文明史的一部分。

　　2015年出版的还有红日的长篇小说《述职报告》，及其“文联三部曲”，红日告诉我们：当荒诞成为日常工作生活的本质，人的存在便遭遇巨大的挑 战与质疑。他借此抒发了中国式的职场中别样的情怀，同时作为描摹日常的高手，那些新鲜如昨的细节、动人的人与事，诸如玖和平的乡村伦理之善，辐射出满纸桂 西北质朴的乡村智慧与民间情怀，显示出作者有着较好的生活还原能力，尤其白描功夫，常常寥寥几笔，尽得精神。散发着南方泥土芬芳的新乡土写作还有《股份农 民》，朱东、张越为我们塑造了桂东南新农村包家文这一新式农民的形象；《苦窑》桂北高尚坪黄、秦、令三大家族的沧海桑田，是龚桂华对人性幽微与裂变的深度 表现。此外，凡一平的《上岭村的谋杀》以“中国盒子式”的框架结构，环环相套，在建构完整封闭的叙事圈套中，为读者奉献了一个悬念迭出的好故事。潘大林的 黑旗军的历史书写，李小舰的《西江风雨》，杨仕芳的《白天黑夜》等等都可圈可点。

　　长篇小说创作还有一个出色的文学存在，那便是广西女作家群。比如王勇英新作不断，以心性在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中，建构了一座自己的南方艺术之城。 是的，王勇英多以“城”的意象构建自己的作品空间，“弄泥的童年风景”系列中的南方客家孩子《巴澎的城》，“鸟麻之城”系列中的“鸟麻之城”，城里童心四 溢、本真纯净，巫性十足、野气横生。比如远在美国硅谷的广西籍女作家陈谦，其文学原乡皆根扎南宁，她的留学生生活精神困境系列、精神疗伤与自我救赎系列令 人关注，近日的长篇《无穷镜》出色描述了人生在蝇营狗苟、片片浮云之上还有物质的“无穷镜”与精神的无止境，“成功者”高处不胜寒的虚无与绝望，时代精神 症候在陈谦洞若观火的透切中，“人生何以如此？人何以如此？”的追问便得以淋漓呈现。比如一地苍凉的《淑女学堂》，映川以感性丰盈的笔触表现了新一代淑女 是如何炼成的，女人也需要像男人一样奋斗。还有网络作家辛夷坞从《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到《应许之日》，成为国内网文都市言情的代表写手之一。辛夷坞的 书写有生活、有记忆，干净、细腻。又比如远居德国、比利时的纪尘、凌洁，即将出版的新长篇《冰之焰》《侨港春秋》，比如锦璐、陶丽群、林虹、潘小楼等等， 杂花生树的她们，本身就是一棵棵挺立的南方嘉木。

　　嘉木当然是品性卓然，刚硬与柔软同在，锋芒与独到相应，野性与个性共生，惟此，南方才可能美丽，中国文学之林才可能蔚然成荫，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