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赎如何不可能——读孙频小说集《同体》(方岩)

　　《同体》是孙频的第五部小说集，封面上印着一行小字：“我的几篇最生猛酷烈的小说”。这句话让我想起作家蒋韵对她创作的评价：“也黑暗也迷人。”“黑暗”大概是指孙频写下了一个又一个惨烈的故事，这些故事以极端的状态呈现了人性的坍塌和尘世的凋敝；“迷人”大约是指孙频总是试图在废墟和绝望之中重新编织关于“善”和“美”微茫的希望。用孙频自己的话来说，这是“悬崖上的致敬”。《同体》这部小说集(笔者注：文中所有引文均来自这部小说集收录的四部中篇，故不再一一标出)大体延续了这种风格，只是更为惨烈，也更为极端。

　　孙频是个被贴过多种标签的作家，“底层”便是其中之一。大概是因为孙频所描写的那些“黑暗”的故事比较符合知识精英关于底层的想象。《同体》里有这样一句话：“除了妓女、民工、小贩、刚毕业的大学生，在这栋楼里还住着更多隐秘的人群，逃亡的杀人犯、刚出狱的犯人，都在这里稍作休养。”这句话大体包含了孙频创作中曾经涉及的各类人物，这些人通常以“城中村”或“地下室”作为栖身之地。例如，《同体》里的冯一灯居住于地下室：“晃荡一天，黄昏接踵而至，冯一灯惧怕接下来的天黑。那地下室像大地上裂开的一道口子把他吸进去，她无处可逃。”又如，《菩提阱》里康萍路则蜗居于城中村：“这种城中村的楼房根本不管采光问题，一栋和一栋之间甚至不超过两尺，两个人从窗户里伸手都能够着。屋子终年不见阳光，散发着青苔的霉味……地上全是她的行李包，豁牙一样敞开着，露出内脏一样浑浊的衣服。没有衣柜……天花板上亮着一只昏黄的灯泡，把这屋子照得像尼姑庵一样。”惨淡的日常、绝望的情绪都通过逼仄的空间传达出来。然而，若把这些经验仅仅理解为社会分层中的某个底层群体的悲惨故事，反倒是弱化了孙频小说内涵的丰富性。

　　她的写作触及了近年来青年作家创作中一个很典型的叙事主题，即“城中村”(或“地下室”)。“城中村”虽是城市现象，却在根本上触及“中国故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具体而言，“城中村”所涉及的种种经验通常都会被处理成某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群体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其实就是具体的制度缺陷或社会公正缺失在“虚构”层面的再次演绎，并在题材分类的意义上成为“底层”叙事的一部分内容。但这只是问题的表象。《同体》 这个中篇里写到一个细节。康萍路只有一套职业套装，她称之为“戏服”，她穿着这套衣服穿行于“城中村”与“写字楼”之间。这套衣服既使她区别于“城中村”的那些卑微、边缘的社会群体，又能使她混迹于“写字楼”并获得身份认同的幻象：“每次看到楼下的那些妓女、嫖客、赌徒的时候，她都会像个烈士一样凛然地地想，我是个做正经工作的人，我起码是在写字楼里上班的，我起码是个正常人。想到这里，她觉得自己简直是开在这栋楼房阴影里的一朵莲花，出淤泥而不染，连上楼的时候都大义凛然，是近于悲壮的。”

　　正如文章开头引文中提及的那些人物，每种身份的人群都对应着一种突出的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当下中国体制结构性矛盾的种种反映。由此，“城中村”便成为中国经验、中国问题的汇聚场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城中村”超越“底层”叙事所设置的社会分层和价值判断边界，成为“中国故事”的普遍性、丰富性的表征。

　　然而，热切而直白的社会诉求依然不是孙频最终的意图。《同体》 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女人(冯一灯)对加害于他的男人逐步产生心理依恋并将其视为精神之父。故事的结尾，她为了保护这个男人毅然放弃了生命。充沛的细节、出色的精神分析，使得《同体》在表达社会诉求的同时，又成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案例的精彩演绎。《菩提阱》里则讲述一个屡屡被骗的女人(康萍路)最终成为庞大的非法传销组织的头目的故事。这个组织的宣传口号是：“每个人都是自己最大的陷阱”，很显然这是对她自身苦难经历的总结。由此，一个令人绝望的冲突在叙事中展开：一方面，是社会现实中“恶”的滋生和膨胀。另一方面，是叙述者孙频试图用“佛家四道”的救赎之说来解释、宽慰康萍路的悲惨经历。所以，在现实运行逻辑的碾压之下，《菩提阱》 成为一个宗教救赎无望的故事。

　　孙频自己认为《同体》这部小说集是“关于信仰”的，这与我的判断多少存在着一些抵牾。这反倒是印证了解读孙频小说的多重可能性。(“女性写作”是孙频被贴上的另一个标签。)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尽管现实因素构成了孙频小说叙述起点甚至是其情节走向的关键因素，然而其文本意蕴总是向现实之外或现实以上的层面敞开了多种解读的路径。所以，这些“黑暗”的故事难以被类似于“底层”“女性写作”这样既定的批评概念所界定，反而修正、拓展、深化了概念的适用性。我想，这也是孙频小说的“迷人”之处。

　　(《同体》，孙频/著，文汇出版社2015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