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内：呈现一种中国式的“慈悲”(张滢莹)

　　路内

　　从《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天使坠落在哪里》三部曲，到刚刚推出的《慈悲》，作家路内一直在探索自我的写作路径。无论因为前作被认为是“青春文学作家”，还是因为后作被称为“工厂作家”，这些外在的归类和定义并没有影响他对于写作逐渐形成的系统理念。日前，在思南读书会上，路内与《收获》杂志副主编钟红明、编辑走走就私人历史的文学重塑话题展开讨论。

　　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到工厂在时代发展中的沿革与变迁和衰退，小说以十万字的篇幅将这近50年的历史浓缩到以水生、玉生、根生为主题的一个家庭身上。某种角度而言，作品也是从私人角度对于历史的一种描摹和重构。“为什么今天我们会特别提出私人历史、家族史？我们所经历的时代和岁月是十分动荡的，我们希望把一些东西留存下来，将时间和空间静止，优秀的文学作品就能做到这一点。”钟红明认为，“文学修复了我们的记忆，在修复过程中用他的文学以及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对灵魂的看法重新过滤了那段历史。你看到是小说里面的故事，其实它并不仅仅只停留在小说里。《慈悲》现在看上去是私人史，也许过段时间我们意识到它写的是公共史，好的文学作品累积起来才会真正形成对过往的时代、对现在这个时代的一种深刻认识。”

　　在以往的作品中，路内的写作常被人认为是厚重的“砖头式”写作，相较而言，《慈悲》则以精短篇幅构成了一部“菜刀式”的作品。他也坦言，希望在这部小说中构成一种更为锋利的写作质感。

　　在《慈悲》中，所有人物的命运都没能跳过历史，而是跟着历史的脉络沉浮。路内想呈现的是一种中国式的慈悲———人性中拥有宽容和善良，即使有时候这种善良并不高明。在钟红明看来，《慈悲》也是一种对历史的态度和自身的态度，是“70后”作家对于父辈历史的理解和去标签化，“不管对父辈，还是对历史，我们都拥有太多标签，路内所尝试的则是去掉这些标签，使我们从各个角度来真正理解小说中所描述的现实”。

　　因为在化工厂工作，根生、水生、玉生的一辈子离不开化工品污染的阴影，虽然名字里都带着“生”，他们却面对着实实在在的“死”，并在这种阴影下艰难求取生活的乐趣。这种朴素的人生观，在路内眼里是中国人一种很基础的价值观：“中国人名字里有生很简单，就是为了活着，并且记住自己因什么而生，否则的话不可能放到名字里去。”

　　在许多媒体把《慈悲》与余华的《活着》相比时，走走认为，这两部作品最本质的区别是一代人和另一代人的区别。“在余华的作品中，好死不如赖活，活下去是人的最大信仰，而在路内的小说中，每个卑微的人，都有他的底线，人永远是端端正正坐在那里的。即使两部作品中同样面对了许多人的死亡，但其背后含义并不相同，这也许是一代人和另一代人对‘生’的不同看法。”

　　而在钟红明看来，“活着”一词是一种当时社会语境下的生活哲学，概括了许多中国人当时的生活状态，而《慈悲》则是作家对生存、对过去、对岁月的个人理解，或者说是一个坐标和衡量方式。她表示：“在这两部作品中可以看到，我们生活的底蕴发生了缓慢的变化，他们的作品都体现了这种变化，展现出非常真诚的力量。”路内则这样理解自己作品与前辈作家的关系：“一个作家和他上一代的作家，以及他周围的作家之间会产生一种上下文的关系，这是一种传承和接纳，而我认为这种传承和接纳在文学中间非常重要，所有作家都处在向上或横向的学习过程中。”

　　包括《慈悲》在内，近年来许多作家正进行着挖掘私人历史并进行文学重塑的工作，这些作品的独特性和重要性究竟何在？“作家有什么样的目光、通过目光来打量这一段历史、得出怎样的结论，又如何生动地将其表现出来，这在我看来非常重要。”钟红明说，“今天，私人历史成为了一个太时髦的词，但这并不会掩盖，也不会削弱作品所具有的意义。故事背后都有其真实原因，生存往往比文学作品更精彩。如何形成独立的格局、以宽阔的目光来进行理解和打量，把作品构筑成一个整体，是路内以及许多作家正在努力的。许多‘70后’作家开始写特别具有分量的作品，虽然多从自身开始书写，但已经具有了较强的社会概括性。即使所写的是私人史，但我认为其中好的作品还是会进入公共史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