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凡的柯灵[下] (刘绪源)

　　他评钱钟书：“以静穆对喧嚣，以冷隽对狂热，以不变对万变”

　　柯灵文章之好，还在于其大文化人的眼界。他不满三十岁就担任报纸副总编，有新闻的全局观，养成了在漩涡中心思考的习惯。他又手不释卷，腹笥极广，对人情世故的体验也极细切，所以下笔每每非同一般。

　　试以名文《促膝闲话中书君》为例。他先从自己这代人所处的时代涡流下笔，由此转入钱锺书之特异：“他的存在几乎就是迎接不断的挑战：政治动荡的挑战，宗派成见的挑战，世俗的挑战，乃至荣誉的挑战。但他却如驾轻舟，击浪中流，容与自在，以静穆对喧嚣，以冷隽对狂热，以不变对万变。”这真是说到了点子上。而对钱氏的性格学问，他拈出两点：“渊博和睿智，二者互相渗透，互为羽翼，浑然一体，如影随形……二者缺一，就不是钱锺书了。”又说：“钱氏健谈，口若悬河，舌粲莲花，隽思妙语，议论风生，令人忘倦。但他更解得‘沉默是金’的真谛。”

　　当初读这样的文字，颇有“敛衽无间言”之叹，只赞得出“知人”二字。此文写于1988年11月，钱氏《谈艺录》与《管锥编》正风行，二书都以文言书写，柯灵在赞赏其文言功力的同时，专门有一段谈钱氏白话，这也显示了柯灵的非凡：“钱氏通晓多种外语，兼擅文言，但他笔下的白话文，却是道地的白，清如水，明如镜，绝少沾染洋气和古气，纯净而耐人寻味。这种难以企及的佳境，除了清醒的头脑，卓异的识力加深厚的功底，无法作更合理的解释。”与现在偶读几句文言就大骂白话文的论者相比，前辈文化人的深度和定力，让人有壁立千仞之感。

　　柯灵文章的第三个特点，是情感的丰饶和笔墨的凝重华美，他那炼字的功夫，从上面的引文中已可看出。也因此，他几乎所有文章，包括理论和批评，都属“有情文章”，都是美文，都可作上好的散文来读。

　　当然，上述三端，是就柯灵的文章绝品而言。他是大名人，一生撰文无数，有些短文未臻绝品，也不难理解。不过仅就晚年而言，能称上绝品的，至少有《怀傅雷》《促膝闲话中书君》《遥寄张爱玲》《爱俪园的噩梦——李恩绩 〈爱俪园梦影录〉　序》《幸存者的足迹——读〈懒寻旧梦录〉》《回看血泪相和流》等，以及兼具史论和文论深度的《从〈秋瑾传〉说到〈赛金花〉》《现代散文放谈——借此评议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第三个十年——〈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卷序》。这些文章发表后都传诵一时，对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研究的深入，起到了推动作用。它们都秉公而写，都是要把自己知道的真相和真实思考留给历史的，都耐读而有味。我当初读后受益乃至豁然开朗的感激之情，至今难以忘怀。

　　柯灵看不下去了，他在12月30日文教版上发了一篇 《且慢“结束”——为吴祖光先生辩诬》，1500字，态度凛然，毫无为自己报纸护短的意思

　　柯灵之成为柯灵，还有一点须特别强调的，即他的正义感。他下笔为文时，这正义感往往是居于第一位的。

　　这里再谈一件知者较少的旧事。此事黄裳先生曾在几篇文章中提及，如《珠还记幸》一书中的《忆李广田》，就说到1946年与吴祖光的误会和论争，但语焉不详，看了不甚明了。我曾将当年《文汇报》和《新民晚报》逐日翻阅，总算弄清了来龙去脉。

　　事情的起因是1946年12月6日，黄裳先生在他所编的《文汇报·文教版》上，发了一篇李广田(时任南开大学教授)的访问记，题为《李广田先生》。这是自发来稿，作者韩世新自称是李的学生，但文字粗疏，错漏满眼，如将《放下你的鞭子》说成丁玲的创作，将张天翼《华威先生》说成长篇小说，还说都是李广田说的；文中又记了李广田谈抗战戏剧的话：“戏剧由街头走进城市，更转化为商业化，在技巧方面的进步不容否认，然而思想方面则衰退到不值一顾的地步。”

　　《文汇报》是进步报刊，这类言论影响很大。于是，12月18日，另一进步报刊《新民晚报》在副刊“夜光杯”上发了署名“一卒”的文章《戏剧界不能心服——李广田先生谈话质疑》。此文1200字，条理清晰，有理有据，先指出访问记中的一些常识错误，认为很可能李广田的话也有误记，而文汇报是有信誉有地位的报纸，李广田是有名的诗人和学者，所以今后采用外稿宜慎重，这显示作者有一定编报经验；然后指出“抗战前抗战中抗战后，戏剧在全文化领域中担任起了最勇敢最艰苦的战斗”；　又指出每个戏的上演当时都要经过三道官方检查，把“思想的衰退”怪在作家头上太不公平；又列举了《蜕变》《屈原》《国家至上》《风雪夜归人》等剧目，以证明戏剧工作者的成绩。

　　12月24日，黄裳先生在《文汇报》文教版发表署名“白及”的读者来信(此文后收入了《来燕榭集外文钞》，可见是黄裳自撰)，文仅900字，只抓住一卒提到的《风雪夜归人》做文章，说它与抗战无关，只写了“北京城中一位戏剧工作者和一个姨奶奶的故事”，而“无关抗战”是“梁实秋之流的老套”，又说自己在战时读这剧本如读垓下楚歌；并说沦陷区的《秋海棠》或周作人的小品也可自夸比它更好，因至少没有“宣扬毒素，毒害人民”，等等。《新民晚报》的“夜光杯”时由吴祖光主编，一卒是不是吴本人不得而知。黄裳曾说，是因为看到吴祖光在自己编的版面上为自己辩护，认为这不对，于是写了这一篇，当时报社领导柯灵曾阻止，但他不听。

　　后《新民晚报》又在12月28日发了依人的《戏剧作品的思想问题》反驳白及，这是很有理论水平的文章，写得也有说服力；同时，李广田也来信声明“完全同意一卒的意见”，说韩某的访问记毫无根据。黄裳先生有点四面楚歌，便在12月29日打退堂鼓，在版面上以编者名义发了四百多字的《一个结束》，抄录了李广田的来信，表示了作为编者的歉意；又说，白及的小杂感“作为回答一卒先生的波俏的笔触，说话也波俏了一点。一点点误会，引起了一连串不愉快。”但又不忘说一句新刊的“依人先生的《戏剧作品的思想问题》，问题扯得太大”。最后是：“今后当自谨慎，不再做此无益之事……再会。”

　　对这件事，身为《文汇报》副总编的柯灵看不下去了，他在12月30日文教版上发了一篇《且慢“结束”——为吴祖光先生辩诬》，1500字，态度凛然，毫无为自己报纸护短的意思。他认为对韩某的访问记不必再说什么，“必须辩正的是白及先生的 ‘小杂感’”，他认为这篇杂感只是一味攻击，“不是坦荡荡追求真理的态度”，这对于吴先生这样正直而有成就的剧作家，是一件极不公平的事；又谈了《风雪夜归人》的价值以及它遭检查机关禁演的事实；对白文指责此剧是“闲情之作”，是“叹赏才子佳人”，是“宣扬毒素，毒害人民”，柯灵直言：“好重的罪名啊！请问问《风雪夜归人》的演者和观众，这是多么不知轻重的构陷！”整个事件，就以柯灵对文汇报的这通严厉批评作结。

　　——柯灵先生这句“坦荡荡追求真理的态度”，不正是他一生为文的圭臬吗？

　　(题图为柯灵肖像画，作者董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