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传递与修复世界(金理)

　　张悦然长篇小说《茧》，《收获》2016年第2期

　　创伤传递与修复世界

　　某种意义上，张悦然的长篇小说新作《茧》提供的是一部关于创伤记忆“代际传递”的小说。主人公李佳栖与程恭，一位是负罪者，一位是复仇者，因袭着巨大的创痛，既徘徊在历史边缘，又主动与周围世界疏离。他们有过密切交往，曾经心心相印，因为分享着一个共同的身份：“文革”创伤记忆的代际传递者与见证人(见证不仅指涉创伤者自身的经历，也意味着创伤记忆的传播、交流、分享)。创伤记忆影响着身为后来人的李佳栖与程恭的自我认知与身份认同。很不幸，他们并不是健康的传递者。

　　先来说李佳栖。据心理学家的研究，在创伤记忆的隔代传递中，首先被传递的往往是暴力。“我把竹签插进鸽子瘦小的身体，紧实的肉被刺穿的时候，会有噗的一声响，那个声音令我着迷。”——类似这样的细节在李佳栖(还包括程恭)的自我陈述中所在多有，她着迷于某种看破世事后的冷酷与残忍。虽然未曾目睹身历创伤的第一现场，但是这段创伤如梦魇般缠绕，甚至在“一遍又一遍的回忆”中持续发酵、渲染，梦魇中见证者所承载的人性，就如李佳栖一般被这样几种元素所凝固：冷酷与残忍，孤独、恐惧与原罪感的锁闭，“颓废厌世的情绪”。恋人唐晖曾经对李佳栖有过一段诛心之论：“你非要挤进一段不属于你的历史里去，这只是为了逃避，为了掩饰你面对现实生活的怯懦和无能为力……”到底是因为被深重的原罪感所拖累而无法顺畅走入现实生活，还是将当下的不如意挂靠到父辈“溃烂的疮疤”上，以此掩饰没有能力在现实生活中自建存在价值？或许，上述疑问正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李佳栖式的自我放逐之外，“后灾难见证者”的人性状态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的发展：“在人道灾难之后，我们生活在一个人性和道德秩序都已再难修复的世界中。但是，只要人的生活还在延续，只要人的生存还需要意义，人类就必须修补这个世界”，“打破这种孤独和恐惧，并在与他人的联系过程中重新拾回共同抵抗灾难邪恶的希望和信心”(徐贲：《见证文学的道德意义：反叛和“后灾难”共同人性》)。以此丈量，李佳栖显然还不具备“修补世界”的能力。

　　再来看程恭。这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创伤传递者。与李佳栖相比，程恭的暴戾有过之而无不及。强烈的报仇意愿是他唤醒记忆的惟一动力。某种程度上，程恭确实是“文革”的间接受害者，当然没有理由要求受害者忘记过去忘记伤害；但是在遗忘之外，受害者还有另一种面对过去的立场——宽恕。宽恕不是忘记，“宽恕是一种有意识的决定行为，因此可以改变人的态度，真正克服愤怒和仇恨”。当然，我们并没有“义务”去宽恕加害者，“我们对其他人不欠有宽恕，但我们对自己欠有宽恕。或者，可以说对我们自己负有义务。这种义务源自我们不想生活在愤恨和复仇的状态中”(玛格利特：《记忆的伦理》)。宽恕与和解不是软弱，而是对个人与共同体未来的深远慧见，使得“一群人压迫另一群人”的悲剧不再发生。而对程恭式的个体来说，宽恕才有可能终止暴力的恶性循环。当程恭面对陈莎莎倒在地上翻滚抽搐而无动于衷时，他自己也走到了悬崖边。

　　个人和家族的所有失意，都被推到“文革”中爷爷受到伤害这一“源头”，程恭的自我意识由此推衍：因为“我”受到了伤害，所以应当索取报偿；进而发展出一种二元对立的执念：干净的“我”和肮脏的“世界”之间的对立，至于被“我”伤害的陈莎莎则是服务于复仇目的的手段无损于“我”的清白；因为“我”是清白的，所以有资格审判他人，“我心里变得很静，像是被带到一个很高的地方俯瞰着人间”，一位超越如上帝般的审判者在君临人间……程恭的意识结构显然有诸多盲视。比如，这种善恶对立、黑白分明的人性图景其实无法触及“文革”发生的具体背景，制度、客观环境与人性、人的能动性如何互动，不同利益代表者如何各怀心事又集体投入到浩劫中，宏大的运动如何与具体个人深陷在对当下生活的即刻关注、尤其是他们各自的情感和利益考虑发生耦合？这位高高在上的审判者也不会去换位思考：设若“我”身临其境，是否一定能保全“义人”、“完人”的姿态呢？程恭也没有耐心去倾听真正的幸存者殷正的发言，他疾言厉色的判词中也不会给大斌、陈莎莎这样的卑微者留下生存的余地，受害者的经历未必必然通向智慧与正义。

　　与张悦然此前的作品相比，《茧》的结尾更多显露出作者的善意。小说如同病历档案，同时也提供了一份康复记录。小说由18年后的现在开始叙述，然后启动回忆，涉入时间的长流，最后回到当下，挣扎着上岸，衣袂上还淅淅沥沥落着水滴，终章却干脆利落地结穴于一份炸酱面“倒入洁白剔透的碗中”，并不拖泥带水……说实话，张悦然对笔下主人公也许有点偏爱，或者说，这一刻，小说人物某种潜意识的心理渴求渗入了作家笔端，作者与叙述者似乎分享着对这一结局的渴求。

　　再回到叙述者层面。自传式的回忆，或者说，从纠缠其中并延续到现在的伤痛中表达并传递故事，能够讲述自我故事的发生、转变，这一讲述行为本身常常意味着创伤的逐渐治愈。在自我故事的讲述中，有可能发展出和自己、和他人、和世界的新的关系，有可能将创伤记忆重新整合到经验之中。小说的章节安排表明，回忆是在李佳栖和程恭的对话中展开的，此前闭锁在历史创伤中的孤独个人渐次走向与他者共存，见证不是孤寂中的独白，“见证者是和某人交谈：对一个他们等待很久的人谈话”(王欣：《创伤、记忆和历史》)。

　　其实，在李佳栖与程恭之间的对话之外，小说还隐藏着一个更加内在的对话结构——两位主人公各自心灵内部的对话、辩难。记忆在展开的过程中免不了渗透进现实的需要和当下的向度，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小说中能辨析出两个“我”在交流，一个是往日/记忆叙事内部的“我”，一个是当下/记忆叙事外部的“我”。记忆的展开就是两个“我”之间的往复对话，我们尤其需要重视的是当下之“我”对往昔之“我”的质询。比如，此前对世界抱持紧张敌意的程恭，终于“感觉这个世界好像和原来有点不一样了，它似乎对我抱有极大的善意”。在体认世界的善意的同时，程恭也需要与自己内心的恶不断抗争。正视自己内心的黑暗，在自我对抗中遏制恶，伴随着这一持续的抗争过程，程恭才能走出梦魇、重获自由。恢复“我”对他人、对世界的健康认识，恢复“我”和他人、和世界之间的健康互动关系；而这一恢复过程，同时就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

　　从纳粹集中营九死一生地走出来，克里玛曾一度“着迷于报仇的思想”，但随即意识到“极端的经验可能使我们的判断力倾斜”，下面这段自省，应当提示给为创伤记忆所纠缠的、程恭式的复仇者们：“在这个世纪，我们作为个人和作为团体成员所经历的非同寻常的经验，可能使得我们迷失得更远。想要从我们的受苦经历中得出结论，会被导向致命的错误，不是把我们引向我们想得到的自由和正义的境地，而是把我们引向相反的方向。对于这些人本身来说，极端的经历并不打开通向智慧的道路。和自身的经验保持一定距离，我们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伊凡·克里玛：《一个如此不同寻常的童年》)

　　记忆是对往昔的追溯与耽溺，也是对现在的救赎与重建。小说终章，“天已经亮了，风停住了”，是的，“雪还在下”(想起《以赛亚书》：“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程恭和李佳栖一起站在雪地里，听着远处的各种声音，“一个早晨开始的声音”……经历了这一段黑暗羁旅之后，读者尽管将信将疑但至此也不免松一口气：一个新的早晨开始了，是否预示着“修复世界”的能力正在潜滋暗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