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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女巫……(艾玛)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6年03月14日09:24 来源:中国作家网 艾 玛

  《没错,我是一个女巫》是张鸿新出的散文集,全书写了19世纪中期以来的15位杰出的女性,她们中的大部分人,比如西蒙·波伏娃、玛格丽特·杜拉斯、弗吉尼亚·伍尔夫以及约翰·列侬的夫人小野洋子,我们都早已耳熟能详,但张鸿在这本书里,以独特的视角为读者提供了许多新鲜的东西。

  “想要成为自己,必须经过克尔凯郭尔所说审美、伦理以及宗教的三个阶段,大多数女人只能走到审美的阶段,最多也只能走到伦理的阶段,而最后走到宗教阶段的极为罕见。这必须是做好充分准备的大淫大德者,是上帝遴选的人,而她就成为直面‘上帝’的人。”显然,张鸿认为西蒙·波伏娃正是这样的“大淫大德者”,是“上帝遴选的人”。我读的第一本西蒙·波伏娃的书,是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少女的心》,是这本书让我知道了西蒙·波伏娃,同时也让我知道了《第二性》,知道了让·保罗·萨特,知道了存在主义,他们惊世骇俗、充满生命力的生活令我震惊,如此自由,如此没有禁忌,如此富有创造性,就像他们握有上帝赠与的特别权柄。张鸿显然也看到了这一点,她在书中写道:“太过于秩序的生活是平庸的,而平庸的生活是不利于写作的。”而西蒙·波伏娃也在她的自传中写道:“人类有待重新创造,这种发明创造有一部分可能就是我们创作的作品。”“我们曾经有过的机遇也许向我们掩盖了生活的阴暗面。”这种直觉唤醒了这对年轻的情侣认识世界并表现自己的决心,日常生活的革命最终使他们得以自由自在地去走自己的路……生活是我们写作的源泉,但显然,它也可能会成为一种羁绊,或许对一个写作的人来说,改造自己的生活也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至于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玛格丽特·杜拉斯,张鸿把笔墨更多地放在了她们的感情生活上,她们是如此不同,却又如此相似,一个活得寂寥,一个爱得热闹,而写作成为了她们共同的精神出口。书中关于伍尔夫的那篇文章实际上是篇影评,张鸿从英国导演史蒂夫·道瑞的电影Hours(《时时刻刻》)来解读这位西方文学史上不可忽略的女作家,“她有责任感,建立了女性传统,通过她的作品,以全新的方式塑造了女性自身的形象,但绝不是女权主义者的形象。”没错,正如电影Hours所表现的那样,生活在不同时代的女性,弗吉尼亚·伍尔夫、布朗太太、克拉丽丝或者达诺卫夫人,无论她们身处哪个时代,她们都在经历同一样事情,那就是在她们的内心深处,对自由的渴求、对生活的挣扎与抗争从未停止。而玛格丽特·杜拉斯则不同,她的一生简直摇曳生姿,在电影Hours中,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丈夫伦纳德对伍尔夫说:“你不能通过逃避生活来获得安宁。”玛格丽特·杜拉斯显然深谙这点,她把自己完全打开了,“欲望打开了所有的门,包括创作之门”。张鸿在书中写道:“有人说杜拉斯是许多中国女作家的偶像,她的自传性文学作品深深影响了一批新派的女作家,以至于她和她的作品在中国内地形成了一股风潮,几乎被奉为女性文学的圣人和圣典。”我不明了是否确实如此,但杜拉斯深远的影响却是能感受到的,直到今天,她依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拥有令许多作家们嫉妒的庞大的读者群。我对她本人的敬意要多过她的作品,她的一生都在抒写自由与爱,这点真的令人敬佩。我读的第一本杜拉斯的作品是她最为著名的《情人》,书中关于中国财产继承制的不准确的描述一度败坏了我的阅读兴趣,那时我固执地认为对男人的爱消耗了她太多的精力,使她对有些问题无暇顾及,现在看来,她应该是没兴趣。当然,如果你在青年时代就阅读了玛格丽特·尤瑟纳尔,那你在阅读杜拉斯时就难免不会有午后小憩喝了杯加奶红茶的感觉。

  “心是高高在上的,而身体却在下。”关于杜拉斯,张鸿如是说。而我亦深以为然。

  《没错,我是一个女巫》的首篇献给了罗丹的情人卡米耶·克洛代尔,一个才华横溢、在爱情中迷失了自己的女性。卡米耶·克洛代尔不是弗吉尼亚·伍尔夫,不是玛格丽特·杜拉斯,她的出路是疯狂,才华和深情像两根鞭子,将她驱逐到绝境。张鸿也写到了小野洋子。《没错,我是一个女巫》得名于小野洋子在年届八旬时推出的同名音乐专辑,作为最著名的摇滚寡妇,因为约翰·列侬人们才记住了小野洋子。“我们两个人的生活就是艺术”,约翰·列侬这样评价他们的结合。张鸿申明并不喜欢她,但她写了她。对于写作的人来说,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而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一部作品往往会被呈现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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