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锐的观察与独到的判断——读樊星《新生代作家与中国传统文化》(古远清)

　

　　摆在案头上的《新生代作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我在春节时间断地阅读，是它让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夜晚。我对大陆新生代作家关注不多，但我可以感觉到这是一部规模宏伟、立论严谨、文笔生动的学术著作。

　　在当代文学史上，新生代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创作劲旅。对它作全面深入研究，尤其是从新生代作家与中国传统文化立论，樊星是第一人。这本书不仅填补了当代文学研究的空白，而且对新生代今后朝着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方向创作，具有指标性意义。

　　研究新生代作家的文化品格，离不开20世纪末思想史的研究。樊星以前就出版过这类书，故他这本新著建立在厚重的理论积累上。对新生代作家如何在 20世纪末崛起，崛起后又如何展示出时代主题并且预示了未来的大趋势，作者作了令人折服的论述。值得肯定的是，在研究范围上，樊星没有将新生代局限在“知 青族”上，而是扩大到更年轻一代，以此说明这些新生代作家如何与“知青族”、“五七族”这些文化精英一起为启蒙主义呼风唤雨，为思想解放运动大声呐喊。他 们虽然没有过上山下乡扎根农村的苦难经历，但他们有自己的另类思想追求，尤其是在1986年，他们发表了许多宣泄苦闷与焦虑情绪的理论主张、艺术宣言和文 艺作品，由它们烘托出了非理性主义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不是宿命的力量，而是一种不同于李泽厚的时代力量，是商品经济大潮铸成了他们的梦想和憧憬。

　　为做好这一课题，樊星几乎搜集了新生代作家的全部作品，然后分新生代文学与传统文化、新生代作家与古典诗词、新生代小说与古典小说、新生代作家 的“诗化”小说、新生代女作家的另类“诗化”小说、“新生代”文学与传统神秘文化、新生代作家的“家园”情结、新生代作家的狂放心态、改写经典不同境界、 “新生代”作家的方言小说、新生代作家的武侠小说进行论述。他通过大量的典范性作品进行的鉴赏和分析，使内容更加充实，更便于读者把握新生代作家作品的文 化内蕴。

　　在体系的建构上，《新生代作家与中国传统文化》重点突出新生代作家的“当代性”与“中国性”。一般人认为，新生代与前代作家最大的不同是反叛传 统，乃至在向西方看齐时将传统放一把火烧光。也确实有这样的新生代作家，但并不是全部。樊星认为，新生代作家的创作呈现了多姿多彩的风貌，用反传统去概括 他们的特色，显然偏颇。无论是余华还是毕飞宇，他们与传统文化都有割不断的关系。该书条分缕析地论述了新生代作家如何从李商隐、李白等人的古典诗词中吸取 养料，还从四大古典名著《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获取创作灵感，乃至进行创造性的改写。这些创作实践，均证实了新生代作家既有横的移 植，更有纵的继承。梳理这种联系，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揭示新生代作家在反传统姿态与继承传统之间创作时的复杂心态，而且对于揭示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思潮的冲 击下嬗变的某些新质、拓展当代文学研究的新思路和新的学术生长点，均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作者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分析了新生代作家与寻根派作家发扬传统文 化的不同特色，对这些作品内涵的重新挖掘然后阐释传统文化所作的成功尝试，以及对传统文化或理解、或嘲弄、或批判的复杂心态的分析。

　　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不应停留在作家创作现状的追踪上，或跟随着作家在后面作些画蛇添足的解说，而应比作家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在现象之上对创作规 律作出发现与概括，从而提出自己的“洞见”。尤其是新生代作家缺乏老一辈作家那样丰厚的学养，其创作又处在不稳定状态，为使他们更好地创作出无愧于伟大时 代的作品，更应对他们作严格要求。樊星是具有使命感与责任感的评论家，《新生代作家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展示新生代作家不同风姿的同时，作者更以自己的敏锐 观察与独到判断，为新生代作家创作取得突破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使《新生代作家与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有学理深度的著作。

　　当代文学史有通史、断代史与专题史这几种。《新生代作家与中国传统文化》无疑属于后者。虽然是专题史，樊星也力图让它具有“通史”的品格，从多 层次展现新生代作家的创作实绩和贡献。像第九章《改写经典的不同境界》，从散见的作品中撷取改写经典或颠覆经典的范例，并按照严密的逻辑与结构，将其串联 起来，对有定见的作品重新作出自己的评价，这在第三章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还有樊星对新生代作家的方言写作尤其是武侠小说的研究，所采取的是一种客观公正的 态度，如对慕容雪村的“川味小说”麻辣风味的概括、对盛可以的“湘方言小说”凌厉狠辣文风的定位，均可以体会到作者一丝不苟的治学方法、态度与境界，以及 创新的祈求、努力与心境。并不是每位新生代作家都可以进入樊星的法眼，也并不是每种文体都可以得到作者的青睐。这决定于评论家的学术追求、视野及取舍。能 得到樊星的肯定不易，能成为《新生代作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论述对象，同样很难。樊星这种严格选择的治学态度，很值得新生代评论家借鉴和学习。

　　限于资料和书稿的杀青时间，樊星对新生代作家的研究并未达到穷尽的地步。未能将大陆新生代作家与台港新生代作家进行比较，也是不足，但我们毕竟 从樊星的研究中看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视界和新经验。新生代作家能有樊星这样的知音，应该说是他们的幸运。樊星在为下一代作家燃灯，新生代作家则为研究者传 灯——提供丰富的研究资料。燃灯与传灯，均会照亮整个文坛，同样也会照亮当代学术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