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王蒙老师的民族文学情缘(艾克拜尔•米吉提)

1981年9月，作者与王蒙先生在新疆

　　　　王蒙老师文艺思想很丰富，尤其不要忘记他在民族间的亲和力，这是他的独特贡献。

　　文◎艾克拜尔•米吉提(哈萨克族)

　　1981年9月，作者与王蒙先生在新疆

　　我是17岁第一次见到王蒙老师。当时我16岁初中毕业下乡，是一名知青，后来让我到伊宁县一个公社(红星公社，现在的吐鲁番芋孜乡)去当新闻干事。那时候王蒙老师是自治区文化厅一个“三结合”创作组的成员，只有执笔权，没有署名权。创作组成员中也有画家。他们准备以我们公社所在地阶级斗争的活教材“血泪树”为题材，创作一本《血泪树》连环画。公社党委吴元生书记让我给这个创作组当翻译。当时王蒙老师不需要我翻译，他自己直接就和这里的维吾尔族贫下中农老乡们交流。我就奇怪了，问和他一起来的都幸福：“这个人是什么人，他怎么懂维吾尔语？”都幸福回答说：“这个人是作家，当年写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受到了毛主席点名批评，所以把他打成了‘右派’，后来把他发放到新疆，在伊犁巴彦岱待了六年，后来又回到了乌鲁木齐。”我一听到他是被毛主席点过名的人，立即肃然起敬，因为当时在我看来被毛主席点过的人，无论是好人坏人都不得了，只要是上了他老人家的口，肯定是了不起的人物。在这之前，我读过很多长篇小说，很多都是国外大胡子的故去作家的作品，或者是国内那些离我很遥远的老作家的作品，突然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作家站在面前的时候，我是既感动又激动，突然就萌生了一个念头：我为什么不可以做一个作家？我的作家梦就是17岁那年，王蒙老师在我心里种下的，然后就这么一路走来。

　　后来，我的作品获得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到北京领奖时见到王蒙老师，他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获奖作品集，让我看了你那个短篇，格言民谚多了一点，我给你删了一些，你不会介意吧？”我说：“这怎么可能？我怎么会介意呢？我感激不尽！”他告诉我说，写小说民间格言不要用太多。这是对我智慧的一个启迪。在这之前，我觉得写少数民族生活题材小说，可能大量的用民间俚语、格言会更有民族特色，但是王蒙老师这一下就把天窗打开了，我就明白了。

　　得奖以后，第五期文学讲习所(鲁迅文学院的前身)就把我留下来让我学习。记得那会儿拿来了十五个老前辈的名字，让我们自己选择导师。我一看，里头有著名的作家，特别是爷爷辈的作家，我就说我选王蒙老师。选他的理由是因为他在新疆生活过，在伊犁这片土地上学会了维吾尔语。而伊犁河谷是非常典型的地区，这里既有高山草原，又有森林、雪山，一眼望去，从雪线到平原看不到头。伊犁土地肥沃，气候适宜。他熟悉这一块土地，如果和他交流文学创作，他能点化我。别的老师他们虽然都是大家，但他们对新疆这块土地是陌生的，所以我就选择了王蒙老师。还有陈世旭和瞿小平、刘淑华也选择了他。

　　我们第一次见王蒙老师的时候，他非常谦虚地说：“你们怎么能成我学生呢？你们也是得过全国奖的人，我是‘摘桃派’，我摘了你们这些桃子”。其实这是一种非常谦虚的说法，他这么一说，我就更加尊敬他了。

　　1981年，王蒙老师又去新疆，我就跟着王蒙老师去了伊犁的尼勒克县，和他当年在巴彦岱公社当副大队长时候的公社党委书记、时任尼克勒县委书记刘成同志一起到九月的天山草原走一圈，回来他就写了表现哈萨克生活的短篇小说《最后的陶》，和著名的中篇小说《杂色》。我觉得，伊犁的生活对于王蒙老师掌握维吾尔语和对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的了解和学习至关重要。真正让王蒙老师了解维吾尔文化、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和新疆地域风光，应该是从伊犁开始的。李白也应该在这一带生活过，实际上根据郭沫若的考证，李白诞生地是在中亚现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碎叶城，也就是西域，四岁的时候才回到四川。

　　那么到现在为止，我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两个作家在语言上是不可模仿的，一个是唐代李白这种浪漫主义的诗，一千多年了，现在还没有人能按他的这种模式来写，因为他四岁以前就会西域那边的语言，而这种语言给他一种心理文化的参照系。第二个就是王蒙老师的小说，王蒙老师的小说从文本学意义上研究，很多人说他是意识流，也有人说他是黑色幽默，其实我读了以后，觉得他语言的那种排山倒海的气势，是一种典型的中亚叙述方式，也包含了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的机智、幽默。

　　咱们内地的很多作家懂英语、懂德语、懂法语、懂日语，很多语言都懂，但是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他不懂！王蒙老师的语言的精妙之处就来自这里。反过来又对中国当代的文学创作做出了巨大贡献。我觉得用古老汉语中的成语来形容王蒙老师，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当时他被打成“右派”，被发配到新疆(尽管他是主动要求去的)，他作为一个有主见、有追求的文化人，学习了当地语言和文化之后，他成为了中国顶天立地的作家。

　　现在大家研究王蒙老师的思想，崔建飞说到他作品体现了当代政治史，我觉得还要加一点，就是与少数民族的交往史。王蒙老师与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普通百姓都是朋友，这些朋友甚至找到北京来。好多次他给我打电话，说当年的某某某来了，甚至某某某的孩子来了，你替我接待一下。在北京我们多次和维吾尔族领袖级的人物在一起聚会，他们对王蒙老师非常尊敬，我觉着王蒙老师促进了民族之间的文化和谐，他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使者！

　　“七•五”事件以后，我觉得有一种冰凉的事情发生，这个时候正好王蒙老师的新疆题材作品集出来，由我们《中国作家》出面组织，在中国作家协会举办了一个他的新疆题材作品集研讨会，在北京的几位维吾尔族领导人都参加了，然后我们在新疆又搞了个首发式。王蒙老师那些作品，维吾尔族人民由衷喜爱。他们一般都把王蒙老师称呼为“王蒙阿卡(大哥)”。所以，我觉得在研究王蒙老师文艺思想的时候，不要忘记他在民族间的亲和力，这是他的独特贡献。

作者和夫人景宜与王蒙先生合影

　　他写维吾尔族也好，写哈萨克族也好，那些都已经成为当地文学史的名篇，是维吾尔族生活的集大成者。发表长篇小说《这边风景》时，王蒙老师对我说：“我离开新疆三十多年了，年岁也大了，有些事也记不太清了，你给我做个特邀编辑，把把关。”然后让我把书从头到尾全部看了。我感觉他把伊犁的生活写得非常美好，而且还原了当时伊犁的生活。因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那种风光，那种自然的人文的环境，那种地质地貌，都会发生变化，那些活着的人都已经故去了，当时的语言形态与今天的语言形态都会发生变化。这本书的重大意义就是还原了当时社会那种真实的状况，而这种还原，不光是对文学的还原，实际上是对人文社会的还原，对历史的还原，对参照物的还原，对人心的还原。在这点上王蒙老师这些作品不光是对我们中文读者，而且是对少数民族读者都是不可或缺的范本。

　　王蒙老师的重要性，新疆领导们也都认识到了，2013年聘请他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文化顾问。其实他的作用还远不止于此，有些现象正是因为王蒙老师直接向中央反映，才得到修正或者是重新定位的，这些东西都值得我们认真的研究和探讨，然后再来阅读王蒙的作品，你会有新的收获、新的理解。

　　学术研究，我们不能是简单地从文本到文本研究，从文本到文本的研究只是冰山浮在海面上我们能看到的一部分，真正支撑冰山的海底部分，我们却没有看到。像他这样有深厚政治资历和睿智眼光的大作家，才有这种洞察力，才能对社会从整体上进行把握。《中国作家》杂志1989年第2期发表王蒙老师的小说《坚硬的稀粥》，它不但是文学作品，而且是一个真正透彻的剖析社会的作品。这样的作品体现了只有他这样做过部长的人，真正达到过政治高层的人，才能有这样的眼光，才能有这样超拔的视野。

　　因为他了解新疆，在那里真正和老百姓摸爬滚打十六年，后来又在乌鲁木齐工作，又到五•七干校，又到这里那里的，去了很多地方，到重新执笔写作的时候，真的是一发而不可收！那时候我也刚刚开始写小说，他发的每一篇作品，无论发在哪里，我都要设法找来第一时间阅读，阅读完以后，那种畅快淋漓，那种欢畅，那种喜悦，那种心灵的收获是难以表达的。正是他这种睿智的释放，对新时期的中国文学发挥了革命性的作用！

　　　　(作者：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影视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原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