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对话：“后刘巧珍时代”的乡土女性及其文学表达(郭艳 等)

郭 艳 　　　　　　黄咏梅 　　　　　　艾玛 　　　　　　　　川妮 　　　　　杨怡芬

　　郭  艳：在文学批评和写作领域，女性写作和关于女性的写作从来都是一个充满困惑与尴尬的话题。《阁楼上的疯女人》作为第一部女性主义文学史，让女性写作和关于女性的写作开始有了自己的理论阐释，而经典文本《一间自己的屋子》则从男女经济上的不平等来阐述女性写作与经济独立之间的关系。中国女性主义写作的滥觞更早可以上溯到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1980年代女作家林白、陈染等明确的女性经验表达引起文坛关注，于此同时，1990年代艾晓明的女性主义文本解读和戏剧《阴道独白》一起，成为那个时代女性主义的符号。“70后”女作家登场时的“身体写作”和“美女写作”遮蔽了这一批女作家对于现代都市生存的新感觉和新体验，而是在消费和传播上和1990年代的物质主义兴起接轨。1980年代是一个时间的标志(当然存在着地域的差异性和时间上的前后变动)，在1980年代前后出生的中国人，随着新媒体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普及，他们大多会在传统和现代两端的纠结中，寻找自己的身体、欲望和情感定位。作为个体的中国人来说，更多的人开始不羞于谈论物质主义、身体和性，中国当代文学此前对于这方面的文学叙事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新世纪以来，女性主义文本创作和女性主义文本批评都趋于沉寂，究其原因，对于更多的城市女性来说，此前文学作品中所表达的身体、欲望和情感元素都被大众文化时代的影视图像对于身体和物质主义的启蒙所消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女性主义话语在当下中国文化情境中是无效的。例如对于女性作家婚恋题材的文化消费，在关于张爱玲、萧红、丁玲等女作家的文艺片中对于女性婚恋的过度猎奇，而忽略这些女性的主体性精神欲求，用物质主义价值观穿越回民国，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消解了这些作家女性精神主体性的特立独行。而“70后”女作家金仁顺、魏微、戴来等的写作则自觉地完成对于女性主义的沉默与回避，盛可以《北妹》等作品所承载的成长经验和真正女性主义之间存在着相当大悖谬等等。与此同时，网络上的木子美日记、常艳的艳遇日记等却在大众文化和公共领域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议。由此可见，中国当下女性主义话题并非无效，而是缺乏对于女性精神主体性空间探幽缩微的探讨。对于广大乡土社会的女性来说，文学更多赋予她们苦难的地母形象，或者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形象，而少有对于她们随着时代前行的精神困境的摹写与阐释。春节年假中，各界对于中国当下乡土社会的热议不绝于耳。自1990年代市场经济之后，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女性命运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淳朴善良的乡下妹子刘巧珍们都进城打工了，打工妹(外来妹)成为“后刘巧珍时代”最为典型的人物，这些乡土女性在乡村和城市之间辗转迁移，用劳力和身体换取着进入城市和在乡土立足的物质基础。

　　黄咏梅：过年期间，网络上热传一组图片，几个年轻女人，晒出了自己在城市里的靓丽照片，同时又晒出了自己回到农村老家过年的家常照。从城市的咖啡厅到老家的土围墙，从立交桥到菜地，她们的样子从浓妆到素颜，着装从丝绸到土棉袄……这组照片让我想起以前一个说法：过年了，玛丽、珍妮都回家了，回家后都变成了小红、小莉。这就是乡土女性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身份、角色的切换。这种切换，带来的是“水土不服”——她们已经不习惯乡村的生活，就算仍然还有乡愁，但这些乡愁是脆弱的，真正面临土地，她们会觉得难以立足；同时，她们融入城市的脚步又是举步维艰。她们所面临的最为具体的精神困境在于无归宿感，无归宿感给她们带来一系列的人生失调乃至精神的“内分泌”失调，生存问题、情感问题……更不要谈高大上一点的“存在感”这个问题了。

　　杨怡芬：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乡土女性，最喜欢的活动距离是“走几步能到”，也就是在一个小村庄的范围内起居生活，一到北京或上海，我就觉得空荡荡的。当然，我知道，我这类通过高考离开乡土的乡土女性，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里，我们今天是想讨论打工妹(外来妹)，也就是和我一起度过少女时代的姐妹们。我上小学之前，也就是上世纪70年代，我的大姨到我外公工作的镇海船厂打工，不过，那也算家属工吧，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打工；1982年左右，有个堂姐进城做保姆，她们俩到了婚嫁的年龄，还是回到了我们的小岛上，重新过起母辈的生活——我知道，她们也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内，她们是“刘巧珍”的妹妹们，我们这里要讨论的，应该是“刘巧珍”的女儿们——她们大都完成了初中教育，幸运的，完成了高中教育。我的两个妹妹也在其中，她们都在广东中山取得过“十佳外来打工妹”的荣誉，这个荣誉的奖励是把她们的户口迁进中山市。我不知道，现在从乡村出来且又完成了大学教育的乡土女性在不在讨论范围之内，也许，不在吧。我这样反复地说到女孩子们所受的教育，是为了说出我对乡土女性的了解，也就是“知识改变命运”，一个女人，只要在学习，有学习的条件，她就有比较大的可能比同辈们获得人生上的成功，好吧，让我们无奈地把留在城市变成城市人作为人生的成功吧。我阿姨和堂姐，之所以还是回到乡村，因为她们只有小学学历；而我的妹妹们，她们一直在工作中考取各种证书，她们留在城市里，过上了至少是城市平均生活线以上的生活。然而更多的打工妹是“用劳力和身体”的乡土女性，这才是今天要讨论的主要的女性群体。我父亲再三跟我们讲：“万万不能以你们的成功来俯瞰别人。”我父亲所说的“成功”，也就是我上面所定义的，我父亲所说的别人，也就是我们要讨论的主要女性群体，是我熟悉的同学和她们的女儿——她们没有能力在城市里扎下根来，也不能再接受母辈的生活，也就是你所说的在乡村和城市之间辗转迁移。以父亲比我们更苍凉的眼光，他一定看到了比我观察到的更宽广的“打工妹进城”图景，所以，才有如此再三告诫。今天这么一梳理，才发现自己对“打工妹”这一群体其实是很陌生的。她们的喜怒哀乐，与我也是隔着的。但无论怎么说，城乡区别、社会不公的存在，才会有这么个群体存在。我们可以没心没肺地说这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甚至可以铁着心怪她们自己不够争气，做一个占据道德高地的壁上观是安全的，但那是我父亲一再告诫不可以的。我们也在其中，我们应该比城市人更知道其中的症结所在。原谅我如此对立城乡吧，但城市人祖辈占据了太多太多的资源，比农村人享有好得多又多的教育和就业的资源，只要城乡差别一直在，她们就一直在，在城市里“成功”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为此心存内疚。

　　川  妮：我有过一次去深圳参观工厂的经历，仅仅半天，跟随工厂主进入厂区，经过绿茵茵的足球场，走进白色城堡风格的办公楼。工厂主的办公室在三楼的东头，差不多有四五百平米，南北都是落地的玻璃大窗户，办公室里摆放了一些工厂主收集的雕花旧家具和高大茂盛的绿植。坐在靠近南窗户的地方喝茶，抬眼就能看见南面的足球场和精致的小花园，透过北窗户，可以看见两排树。喝茶的间隙，我走到北窗户边，隔着一条马路和路两边的树木，看见几栋灰色的长方形厂房。那条马路，把工厂分成了两个部分。工厂主的办公室里，温度适宜，音乐流淌，茶香弥漫。喝过几道茶，我坚持要去厂房里看看，工厂主带着我们来到厂房，厂房里是另外一番天地，女工们穿着一样的浅灰色工装，在噪音和复杂的空气味道里埋头做活，即使工厂主陪着我们走过去，她们也没有停下手里的活。这是一个玩具工厂。厂房后面，有一栋六层楼的红砖建筑，窗户上晾着一些女孩的衣物，红砖建筑的旁边，还有一栋矮小的房屋，飘出饭菜的味道。我很想去看看女工们的宿舍，看看食堂，还想跟做工的女孩聊聊天，但是工厂主已经一脸汗水，被汗水浸泡过的脸，显出不耐烦的神色。出了厂房，工厂主邀请我们坐进冷气很足的车里，马上谈起了在北方新建的滑雪场项目。工厂主对工人没有兴趣，他常年在各地投资，新建项目，他叫不出任何一个工人的名字，工人在他眼里，只是一个劳动的符号。车开出厂区，一个接一个工厂从视野里退去。离开工厂之后，我很久都在想着那些穿浅灰色工装的女孩，她们在这个前半部分美得像公园的工厂里，会有怎样的经历？

　　艾  玛：很惭愧，尽管我在农村长大，一直也自以为很熟悉乡村，熟悉乡村女性，可当要认真谈论这个话题时，我才发现自己其实和乡村已在不知不觉中疏远了，甚至都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说起。春节前后，关于乡村的话题一度在微信圈很流行，盛大的节日过去了，这个话题也就过去了。至于如何理解进城打工的乡村女性，她们进城打工当然是为了生活，个人发展什么的最初应该都是谈不上的。中国乡村女性命运的改变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特殊性，她们与农民这个群体密不可分。农民为什么要离开土地进城打工？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滚滚袭来，中国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理所当然的，吃苦耐劳而又廉价劳动力的最好来源，就是农民了。乡村女性，也就是女性农民，当然也不能幸免。她们进城是出于自愿的选择，还是生活所迫？不管答案是什么，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土地没能给农民，或者女性农民带来她们想要的生活。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热爱没人能怀疑，可这些年来，农民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也一直在逃离土地，他们宁可去做城市贫民也不愿回到家乡。按说市场经济是追求自由的，可上世纪90年代的农民并没有享受到这种自由，市场经济只是将大量农民席卷进了城市，使他们成为了农民工。农业一直是我国最弱的产业，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经营权，没有产权，因而也没有产权收益。农民曾长期、彻底地被甩在国家福利保障体制之外，这种情况近些年才得到改变。而女性相对于男性，在乡村社会中能享受到的资源更少、地位更低，是城市给她们提供了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我还在大学工作的时候，去学校清洁工大姐的宿舍玩过，她们住在学校操场看台下的工具房里，条件非常简陋，没有卫生间没有厨房，工作很辛苦，报酬也不高，可她们很满足，她们朴实开心的笑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郭  艳：“后刘巧珍时代”的乡土女性进入城市之后的分化是多元和无序的，有着世态百相的各类生存和生活状态，呈现出面目难辨的精神面相。从女性精神自身发展的层面上来说，这些乡土女性的精神状态和情感追求与1980年代有了很大的区别。

　　黄咏梅：如果刘巧珍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乡土女性，那么在她身上所体现的勇敢，除了来自于她对传统的反抗和爱情的执著之外，更重要的是在于她对文化的信仰。事实上，高加林在刘巧珍眼里，就象征着文明、文化。因此，在我们读来，刘巧珍的悲剧，是有着英雄意味的。而在“后刘巧珍时代”，多数的进城女性，她们的信仰是物质，让她们勇敢进城的动力仅仅来自于摆脱乡村绝望的生活，这是本质上的区别。物质欲望消费着“后刘巧珍”们的人生，而城市这只大胃又在消费着她们，当这些真相浮出水面的时候，她们感觉到失去尊严和自我，迷惘、空虚、孤独这些感受成为她们最终对城市的感觉，然而，回不去了，她们即使漫游在城市的中心却依旧是个边缘人，她们的漂泊感并不会因为在城市安居下来而消失。

　　近年来，出现了很多写这些“后刘巧珍”们的文学作品，写都市背景下一群被侮辱和损害的乡土女性， 写这些作品的有男作家也有女作家，他们呈现出了一系列乡土女性的命运和际遇，然而，这些作品似乎都遵循一个套路，乡村女性被城市欲望“强暴”的方式，几乎都伴随着肉体的伤害而来，她们就像城市里那些向下生长的枝条，茂盛地坠落。这种极致的表现套路，似乎更能体现命运，但这不应该是全部，也不能代表“后刘巧珍”们的普遍状态。我更喜欢读到一些作品，捕捉女性自我迷失的轨迹，书写捍卫个体尊严的挣扎，这些作品会告诉读者——并不是只有肉体受伤才会疼痛，灵魂的伤口才是她们巨大的疼痛。

　　杨怡芬：依我的观察，1980年代进城的女性心理更类似于《嘉莉妹妹》那样的，在那个时代，或许真的可以凭身体辗转在男性的、工业化的世界里改变一下自己的境遇，她们的精神状态和“刘巧珍”是比较近的，受了伤害，她们可以安然回到乡村，继续生活。而现在进城的乡土女性，她们更决绝，少了许多玫瑰色的梦想，或许是更清醒的。说实话，高中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人生》怎样，高加林怎样，尤其男生，很认同高加林的种种心态，路遥的这部小说，在这个层面上是成功的。而我，这个“刘巧珍”的妹妹，却并不喜欢，到现在也是不喜欢这部小说。感觉那里面的人生观都是旧的、男权的，“新的时代”里，应该有更新的语言和思想体系，应该有新的女人和新的男人。

　　艾  玛：没有做过具体调查，谈一点粗浅的认识吧。上世纪80年代乡村女性的生活环境单一，就是村庄，所以她们的整体精神面貌应该是比较好概括的，淳朴、善良、能忍耐、有奉献精神。进城后肯定会改变，主要是生活环境改变了，时代的冲击也不是她们能预料能完全应付的，所以不管变好变坏，改变是她们不可避免的命运。曾有一首歌这样唱：“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进城后至少发型就会变得多样。现在人们怀念乡村，很难说不是在怀念从前小芳这样的姑娘，朴实如泥土，清纯似山泉，她们代表着那些美好的事物。可那又怎么样？“谢谢你对我的爱，伴我度过那个年代，多少次我回头看看走过的路，衷心祝福你善良的姑娘。”都过去了，不是吗？时代把小芳抛在了脑后，一句空洞的祝福告诉她们从前是回不去的，也没人愿意为她们做些什么，所以不管多头破血流，她们也得往前走了。

　　郭  艳：乡土社会中的女性没有条件接受真正的现代教育，获得一定的学历和技术资格，因此她们无法以现代职业女性的方式进入城市。对于她们来说，进入城市的路径逼仄，个体生存环境艰难。具体来说，她们大多只能从事有限的低收入服务型行业，或者高收入劳动强度很大的职业(也不排除高收入非法职业)。由此在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乡土女性被诸多客观条件所制约，她们成为庞大的沉默的集体，成为一群面目模糊而又无法言说自我的群体。作为女性作家，如何理解和呈现这样的社会现实？物质生存夹缝中的女性精神成长如何实践？作为女性作家，你的写作更关注女性物质生存层面的原生态还是女性精神困境的摹写？

　　川  妮：参观玩具工厂的经历，触动我写了《玩偶的眼睛》。我写得很慢，我在小说里一点一点建构起一个叫做“玩偶之家”的工厂，然后，让几个心怀梦想的乡村女孩走进工厂，开始了她们离开乡村的生活。善良胆小的禾香，泼辣能干的王小烟，心思活泛的柳春……当几个女孩被我安置在“玩偶之家”，她们好像突然有了自己的意志，自己奔着自己的命运而去。在美如童话的“玩偶之家”，她们每年为工厂主创造了上千万的利润，但是，无论她们如何努力，如何要强，都无法凭借辛苦的劳动和良好的品行在城市安身立命。柳春迫于经济的压力，第一个离开工厂去了夜总会，王小烟想靠爱情立足，被骗，工伤致残后只得到了区区两万元的赔偿，绝望的禾香乘乱偷了价值一栋楼的宝石，那是定制玩偶的眼睛。王小烟跳楼的时候，禾香和男朋友拿着宝石跑出了工厂。“银色的月光洒满了大地，月光下，安静的公路像一条银色的带子。陶强林拉着禾香跑在路上，他们越跑越快，像要飞起来。”在一个深夜，我敲下最后几行字，心痛得不能呼吸，再也没有力气回过头去重看一遍。写作的过程，既是虚构的过程，也是思考的过程。《玩偶的眼睛》，是我惟一写工厂和乡村女孩的小说，写的是我最不熟悉的生活。但是，这一次写作的经历，对我来说是最为宝贵的。这次写作，让我发现了乡村女孩令人绝望的处境。现在回过头再看，我看到了当初的局限。我对离开乡土的女性处境的认识和思考，更多停留在物质生存的层面。

　　我家的钟点工秀芳，促使我关注到了背井离乡的女性在精神层面的痛苦。秀芳带着两个孩子，跟丈夫一起在北京打拼，她做活不惜力，爱干净，是一个品行端正的女人。她给我讲了种种在别人家做活的遭遇，如何不受尊敬，如何被歧视，如何被怀疑……在秀芳的身上，这些精神的痛苦，已经超过了物质的困境。当我以秀芳的生活为素材写作《我们如何变得陌生》时，我思考的重心，是她们的精神处境。如果没有离开乡村，这些女性的命运不见得有多么美好，但是，在古老的乡村大地，她们一直是大地的孩子，在大地的庇护下，哪怕是一棵最不起眼的小草，也有安放自己的角落。在那个熟悉的人情社会里，她们是女儿、妻子、母亲，她们可以凭借自己端正的品行、善良的心性、辛勤的劳动，成为凝聚一个家庭的核心人物和十里八乡受人尊敬的女性，这应该是世代乡村女性最朴素的人生理想。城市化进程改变了乡村女性的命运，离开乡村，失去了大地的庇护，她们沦落为被人同情的弱势群体，在钢筋水泥的冰冷丛林里，她们朴素的人生理想无所依凭。这样坚硬的现实，无法靠少数人的成功改写。面对如此众多女性无所依凭的人生，我无能为力。这样的写作是令人痛苦的。这痛苦的力度，甚至让我怀疑写作的意义。

　　艾  玛：近来我也想写点女性题材的短篇，春节回老家和亲戚朋友聚会，也收集了些素材，总体的感受是，我们现在生活的现代化程度是比从前高了许多，汽车开着，高楼住着，但从个人精神面貌来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现代化，乡村女性也是如此，一直以来她们面临的那些问题大都是些老问题，也大多还没有解决呢，有些甚至像我们的生态环境一样，变得更糟了。

　　乡村女性是农民群体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最弱的那一部分，“农民”这个身份标签跟随着她们。在农村农民是农民，进入城市农民是农民工，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从农民这个角度来看，还没有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乡村女性更不容易摆脱因为出身在农村而具有的先天的劣势。当然现在她们的境况还是要比从前好，至少人生的选择多了。乡村女性在生产和生活资源的占有与使用上与男性是不平等的，女童的失学率要高于男性，所以她们进入城市后，她们面临的困难可能要多于乡村男性，有些女性的境遇可能会变得更可悲。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对女性的不公与歧视一直都是存在的，很多单位的招聘公开写着“限男性”，我甚至在一些大学的招聘广告上也看到过这样的字眼，难道他们不知道他们违宪了吗？整个社会环境不利于弱者权益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劳动单位应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许多单位都采取了回避法律规定的方式。我曾与环卫女工交流过，她们与环卫单位都没有签合同，普遍的做法是中介将她们打包给环卫单位。大环境如此。相对文化程度低、未受过职业培训的乡村女性进入城市后，她们可走的路又少又艰难，这是可以想象的。解决这些问题，除了政府对乡村要加大教育、职业培训等方面的投入外，推进国家的法治化进程也是非常重要的。作为写作的人，我可能会更关注女性精神困境的摹写，我对人的内心更有兴趣，当然我也明白，要想抵达人的精神世界，必须先要通过一条叫现实的路。

　　杨怡芬：是的，她们是庞大的沉默的集体，是一群面目模糊而又无法言说自我的群体，我们以她们为对象的写作，多出于观察和想象，当然，虚构也许能抵达更深的事实，我的小说里，真的没有写过她们。近五六年，我有处房子用来出租，有在酒店和夜总会上班的女孩子来租，好几茬了，我也得以有机会近距离和她们接触，都是些可爱的女孩子，我想，我或许可以梳理一下，写几篇小说。真的要谢谢你，这样说说话，我才恍然大悟。作家，也许是和将要写、正在写的人物一起去观察，去试着理解和呈现这个社会的，我的写作，不会忽略物质，女性想要精神独立，物质生存是基础，但对物质的要求是无底洞，无论处在哪个“物质层面”都会有精神困境，我对精神困境更敏感些。

　　黄咏梅：作为女性作家，我有意识去写这一群庞大的沉默群体。一方面，我自觉摆脱一直以来对女性所持的经验书写和私人化书写的偏见，一方面，我力图跟这一群人站在一起，用她们的视角去看这些难以言说又无处可说的问题，我不是代言者，也不是引导者，我只是个聆听者，还原她们的困境，探索她们内心昏暗不定的火光。我最希望自己的作品，还能看到这些女性在物质生存的夹缝中有着精神生长，虽然，在现实的水泥缝里，这些生长何其困难，但却何其珍贵。事实上，书写“后刘巧珍时代”的这些女性，比起写被侮辱和损害，写被尊重和理解更为艰难，正如她们所处的现实一样艰难。但这是我的理想，也是我写作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