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晖：成就与坚守皆缘于热爱(洪玉华)

　　对一个编辑来说，选择自己喜欢的领域，找准与市场的结合点，深耕下去，必然会有收获。

　　——2013年全国三八红旗手，江西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 余晖

　　□本报记者 洪玉华

　　“我并没有刻意追求坐到某个位置或者拿到多少奖项，如果现在获得的这些奖励算作成就，那么这些成就都来自我对编辑这一职业的热爱。”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全国三八红旗手获得者，江西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余晖如此谈论自己的工作和曾经获得的各种奖项。她坦言，自己对“热爱是最好的老师”感受深刻，近30年的编辑生涯，因为一份热爱开始，也因为这份热爱编出了一本本好书。

　　想做出好书？

　　找准兴趣与市场的结合点

　　余晖编辑的图书获得过中国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入选过国家“十二五”重大出版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等。当记者问起她编辑出版好书的经验时，她以舒缓的语气很中肯地说，对一个编辑来说，选择自己喜欢的领域，找准与市场的结合点，深耕下去，必然会有收获。

　　余晖的获奖图书中，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丛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信仰永恒——中国共产党人的故事》等，这自然与她所在的江西人民社的定位不无关系。但从个人角度来讲，华东政法大学毕业，关注时政、法律、哲学，喜欢研究学术，是编辑好这些图书的主观因素。她认为，判断选题、做出好书是很多环节协同合作的结果，但其中编辑的兴趣所在与持之以恒的知识积累至关重要。如若不然，可能会与好选题擦肩而过，也可能白白浪费了好选题。

　　采访中，余晖还与记者分享了一本畅销书的编辑经历。20世纪90年代初，图书市场上一本关于联合国著名演讲的书卖得很好。那年恰逢美国总统竞选，余晖突然想到，为何不做一本关于美国总统竞选演讲的书呢？想到就做，经她编辑的《美国总统竞选演说精选》很快热销。此后该书形成了一个系列，并有了中英文对照版，目前，该书每年还能卖出几千册。余晖说：“这套丛书的策划出版，离不开我日常工作中对西方政治理论的关注，以及在此类图书编辑过程中结识的优秀译者，更离不开20多年的深耕不辍。”

　　想约到名家？

　　持之以恒储备专业知识

　　对于专业类图书来说，作者的选择不仅决定了专业水平的高低，也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图书的市场关注度与销量。可是专业的、知名的作者可能会让“小编辑”很犯难，甚至望而却步。其实，只要“小编辑”的专业知识足够与他们对话，能够赢得信任，就距离约到好稿子近了一大步。

　　“有一次我去拜访学者俞可平，在谈他的一本有关西方政治思想的著作时我受到启发，策划了后来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的‘西方保守主义经典译丛’。”余晖说，在那之后，她就更加注重研读知名作者的著作，不仅看他们的名作，更是持续性、跟踪式地阅读。

　　名作者日程常常排得很紧，加之又是某个领域的权威，给他们的书稿提修改意见时要特别慎重。让余晖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民族问题》的作者郝时远，他曾是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所长。约了这部稿子后，社里想赶在纪念建党90周年时推出。当时，余晖几乎每天都以邮件、短信等各种方式催郝时远交稿。可能是催得太急，作者有一天突然发火说不写了，因为他担心这么短时间出书很难保证书稿质量。后来经过耐心解释，余晖将编辑好的几章文稿给郝时远发过去，让他知道编辑也在加班加点编稿子，且特别认真。郝时远最终被说服，如期交了稿。余晖说：“我记得最后一章是郝先生在宁夏讲学时利用晚上时间写完的，发给我的时间是凌晨4点50分，我当时十分感动。”

　　想做好领导？

　　多用影响力少用权力

　　除了“图书编辑经”，作为副总编辑、副社长的余晖也在不断思索怎样做个好领导。

　　图书编辑行业是一个创意产业，从业的人也大都有文化、有个性、有想法，他们有很强的自尊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传统意义上的管理，只能管住他们的手和脚，却管不住他们的心。余晖认为，在这样的行业，领导就是影响，依靠个人的人格魅力、对事业的执着等去影响属下，尽量不要去使用权力。

　　江西人民社实行导师制。青少年编辑中心的吴丽红就是余晖正在带的“学生”。谈起与导师的交往，吴丽红讲了一件小事：“去年冬天，有一天余社长问我：‘你要不要住到单位的集体宿舍来，免得路上辛苦。’要知道，我并没有和她说过上班路上太冷之类的话题，余社长竟然连这样的生活问题都想到了。”

　　除了主动服务，在编辑业务上，余晖更是率先垂范、言传身教。白天有很多行政事务，她就利用晚上8∶30~11∶00之间的时间，在家里安静地编辑书稿。爱人问她：“你不是一下班就说好累吗？”她回答：“哎呀，静静地编书的时候就不觉得累了，可能愿意做就是享受吧。”

　　余晖说，很多时候，她不仅想把编辑规范、经验告诉年轻编辑，更想把对编辑工作的兴趣与热爱传递给他们。因为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她本人就在兴趣与热爱中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