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美凤：时代在变，校对质量不能变(李婧璇)

　　校对工作是编辑工作的补充和完善，不能替代编辑，要提高编校质量只针对校对质量也是不全面的。

　　——2014年全国三八红旗手、人民文学出版社排校部副主任 朱美凤

　　□本报记者 李婧璇

　　“在人民大会堂这么庄重的场合出席表彰大会，当时我心情很激动。作为校对工作者获得这一荣誉，我觉得这不仅是对我个人十几年工作成绩的认可，也是对校对岗位重要性的一种肯定。”谈及当年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这一荣誉称号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排校部副主任朱美凤向《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坦陈自己当时那一刻的激动心情，“在会上听了很多优秀代表的事迹报告，深深为之感动，意识到自己今后要更加努力地学习，努力工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能辱没这一光荣称号。”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作为一名“80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朱美凤，2002年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人文社校对科工作。谈及自己当年的这一职业选择时，朱美凤表示，在4年的专业学习过程中接触到很多人文社的作品，认识到人文社在文学出版领域的重要地位。“对人文社作品的喜爱、对文学出版的兴趣使我对人文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从小形成的对文字差错的敏感又促使我选择了校对这一岗位。”

　　具有优良传统的人文社校对科，对校对质量的要求比较严格。新员工必须从折校做起，折校质量达到合格并能长期保持稳定后再进入试读阶段(即试行通读)，在试读阶段全面接触通读工作的方方面面。试读的校样由多位老通读进行把关。这些老通读既是老师，也是考官，只有通读质量达到合格并长期保持稳定才算“出师”，才能正式成为通读人员。

　　和所有的新员工一样，当时进入校对科之后的朱美凤就是从折校的一校开始做起的，凭着刻苦钻研的精神和脚踏实地的努力，她的校对水平的提高可谓是突飞猛进。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年以后，朱美凤就通过了考核，正式“出师”，成为通读人员，这在人文社校对科的历史上可谓是“前所未有”。谈及此中的秘笈时，朱美凤表示，自己在工作中认真对待每一份校样，后面的校次提出的问题都会及时核查。“平时经常向同事尤其是老师傅们请教，总结经验教训，争取不犯同样的错误。能不能通读全看质量，时间长短全凭自身。”她说。

　　锐意进取 大胆创新

　　2004年，由于工作需要，朱美凤开始参与校对科的管理工作，“当时什么都不懂，只是按照前辈教的去做”。后来时间长了，尤其是主管校对业务后，朱美凤对校对管理工作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面临的问题更多了，压力更大了，这些都促使我积极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面对着社内校对力量不足的现实情况，朱美凤探索出一条“以保证图书质量为前提，以内校为核心，加强外校管理，合理利用外校资源”的路径。“相对于人文社的出版规模，校对科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这时候借助外校资源势在必行。”针对外校的使用具有难于管理、校对质量不好控制等问题，在使用外校时，朱美凤保持了人文社校对科自主培养使用校对的做法，即使与校对公司合作，也坚持“追踪”到个人，记录其校对质量，有针对性地培养；外发校样的核红整理及检查都由内校人员负责，对外校人员的校对质量持续关注，并根据其校对质量付校对费。“在加强外校管理的同时，加强内部业务学习和质量检查，激励内校人员也是我的工作重点之一。”在校对科已有的奖金分配方案基础上，朱美凤引入了质量参数，制定了质量和数量因素都有所体现的奖金分配方案，极大地调动了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她表示，未来还要继续完善该分配方案。

　　与时俱进 精益求精

　　谈到自己参加工作以来那些印象深刻的事情，朱美凤对记者动情地说道：“记得刚开始通读的时候，我通读过一本屠岸的评论集，后来责任编辑转告我说屠岸说我看得不错，有几个字改得有水平。现在想想这可能只是老先生出于善意对后辈的勉励吧，但对当时参加工作不久的我来说却是莫大的鼓励。因为屠岸曾任人文社总编辑，他的话对我来说还像是前辈对自己的肯定，这件事使我第一次对自己从事校对工作产生了信心。”

　　生活在当下浮躁的时代，人们越来越难沉下心来去尽力做好一件事，而从事校对工作最基本的职业素养和职业需求就是要专心致志、全神贯注，认真对待案头的文字。对此，朱美凤表示：“时代在变化，但是对图书品质的要求不会降低，大浪淘沙，最终只有精品才能留下。”在她看来，近年来读者对于市场上图书质量的意见，以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连续几年针对图书质量出台的一些举措，“都促使我们必须重视图书编校质量”。

　　针对出版社校对工作如何适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这个问题，朱美凤有着自己的思考。“作为出版社的校对部门，必须提高校对人员的校对水平，加强校对质量管理，必须提高生产效率，适应新形势下快速的生产节奏。但对于出版社来说，编辑发稿质量的控制也要有所加强。校对工作是编辑工作的补充和完善，不能替代编辑，要提高编校质量只针对校对质量也是不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