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传》：她走着荆棘鲜花共生的天路(杨碧薇)

《丁玲传》封面

1928年胡也频与丁玲摄于杭州

　　《丁玲传》，作者李向东、王增如，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于2015年5月出版。写下这些信息时，我突然意识到，在2015年度国内出版的图书中，这是使我最觉有趣的一本。它的有趣，不仅在于它是一本人物传记，以人物生平为主脉，而历史与时间则沿此辐射开；也不在于它铺陈了翔实的史料，并对斯人斯事有着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还在于它本身散发着一种镇定自若而又波澜暗涌的气质，中和着秀美与壮阔。因此，虽然没有浪漫的文笔与泛滥的抒情，但是它将丁玲写“活”了。当不断成长着的丁玲以文字的形式站立在我面前时，我感觉到，这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她的理想、她的爱恨、她的追求都是那么真实丰满、可感可触。

　　与延安文学有关的书都涉及丁玲

　　我第一次对丁玲“触电”，是因为一张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黑白照片。从光影效果来看，拍摄时间应该是一个晴天。照片上的女人留着齐耳短发，将一张饱经沧桑却又坚强乐观的面孔呈现给我们。深深的鱼尾纹，从她的眼角蔓延开来，但这并不妨碍她在镜头前自信愉快地咧着嘴笑。

　　那时，我还在上初中，有一天，无意间从父亲的书房里翻到一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的《丁玲选集》。我翻看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但更令我感兴趣的，是她早期带有“革命+恋爱”色彩的《韦护》。

　　高中时，我第二次读到有关丁玲的文字。这次是汉学家史景迁的《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在这本迷人的书里，丁玲坎坷的一生、她的创作之路与中国20世纪的革命历程被完整地勾连起来，史景迁精彩的叙述让我对丁玲产生了不小的兴趣。很快就上大学了，因为修中国现代文学史，我趁此机会读了丁玲的《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三八节”有感》等著名篇章。但是，在二十出头的年纪里，我还是更迷恋萧红、张爱玲等在文字里展现出来的风采。

　　好在我的“审美”没有原地不动。读研后，因为学有关延安文学的课程，我开始进一步走近丁玲。随着知识兴趣点的转移，我越来越认识到丁玲的特殊性，那段时间，我读了若干与延安文学有关的书，其中莫不涉及到丁玲。而现在手边这厚厚的上下两册《丁玲传》，我相信，它们与我有着注定的缘分。

　　她的一生传奇而复杂

　　《丁玲传》里是怎样的一个丁玲呢？作者从她的故乡写起。“那里(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是楚文化的重要传承地，现存有宋玉墓、宋玉城等遗迹”；她的家族富裕而有名望，蒋家老屋“原是一组五进深的大院子，石头垒砌的高大院墙，青石板铺就的地面，木料都是上好的杉木，大小房子128间，还有后花园和假山石。大门前有一对朝廷赏赐的石狮子，东西两侧的桂花树有一抱粗”。为了证明这一点，作者引用了丁玲自己的回忆文字：“家家都做官，这个官，那个官，皇帝封敕的金匾，家家挂，节烈夫人的石牌坊处处有。”

　　丁玲三岁丧父，但她有一位自强的母亲。年轻的母亲为改变命运，作了奋力一搏，带着一双儿女，前往常德女子师范学校求学。这在那个年代可谓是惊世骇俗之举。虽然遇到很多困难，但母亲依然挺了过来，毕业后，母亲成了老师，后来还当了校长，并把不到二十岁的丁玲送去上海求学。

　　离开了湖南，丁玲的灿烂人生就展开了。她开始听陈独秀、茅盾、陈望道、刘少奇等人讲课，结识了瞿秋白。接着，又认识了胡也频、冯雪峰、鲁迅。年轻的她也有过迷茫，但是很快，随着爱人胡也频的被捕与就义，刚做了母亲的丁玲思想急速左转，左联与《北斗》水到渠成地成为她最初成长的两个阵地。

　　终于，她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了，鲁迅、蔡元培、宋庆龄、罗曼·罗兰等出面营救，这为她赢得了国际声誉。软禁于南京的几年中，离开了组织，她的信仰却更加炽烈了。她想方设法逃离了南京，走过万水千山，策马抵达了在梦里百转千回的延安。在那个时代，延安是革命圣地，象征着中国新的希望。延安十年，丁玲领导了西北战地服务团、编辑了《解放日报》、经历了整风……她逐渐蜕变为一位成熟的中年女性，还遇到了爱情——她与小自己13岁的陈明喜结连理。这段并不被人看好的婚姻，却有着出奇的生命力：他们不离不弃，携手走过了一生。

　　此后，丁玲收获了辉煌与荣耀，也遭遇了诸多磨难，几起几落；直到晚年，还因办《中国》而颇费心血，招致非议。她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复杂的一生，其与中国革命的彼此缠绕、互为映证，正如清华大学教授解志熙所说“这是一种既相向而行、生死与共而又不无矛盾和抵触、甚至必有抵触和磨折的复杂关系。而之所以如此复杂，则既关乎现代中国革命的特性及其对革命文艺的规定性，也关乎丁玲自己的革命性和个性”。

　　她是一种文艺思潮的代表

　　因此，《丁玲传》还有另一层解读，有其他的解码方式，它让我们透过个体去观察更为宏大的东西。而关于波澜起伏的中国革命，丁玲无疑是最佳的透视点之一。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她“有着超越一般现代才子才女只为个性解放、个人欲望而纠结的深广社会关怀和社会改造理想”(解志熙语)，她的性别、个性、党性、革命性，从她的文本中反映出来的20世纪中国思潮变化、革命话语生产机制变化、社会变迁等，都有着深刻的可阐释性。而就目前的状况来看，许多工作还没有展开，好在《丁玲传》已经为我们铺开了一条道路，并提供了某种有启发性的启示。

　　这样来看，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史景迁会选择丁玲这个人物来阐发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见微知著，一直是一种有效的认知方法。而将《丁玲传》与李洁非、杨劼的《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进行对比阅读，则会有更多的收获。前者主要是采用传记式写法，以丁玲的个人经历为主线索；后者则架构于文学场、知识场与权力场的相互关系之中，除丁玲外，还写了萧军、王实味、赵树理等人。两者结合阅读，历史现场就愈发明晰，我们对那段历史，也会有更全面、理性的看法与评价。

　　2014年底，许鞍华的电影《黄金时代》上映，掀起了一阵萧红热。那时我就期待着，下一个热起来的民国女作家会是丁玲。还好我没等太久，这本《丁玲传》出现了。最后还要提到，《丁玲传》的作者之一王增如是丁玲生前最后一任秘书，“亲闻亲历了丁玲晚年一系列重要事件”。作为曾与丁玲朝夕相处的人，在情感上难免会有偏颇，但作者在本书中却秉持着客观、公正的写作立场，没有“为尊者讳”，在涉及到一些历史人物时，还是以史实为重。这对于传记写作和学术研究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

　　书中说：“丁玲不是一个人，她是一种文艺思潮的代表。”而在我看来，丁玲也不只是代表了一种文艺思潮，她既是文小姐，又是武将军，还是一种理想的化身。像瞿秋白预言的那样，她有着飞蛾扑火的一生，燃烧的一生；她渴慕理想如同渴慕甘泉，她终身在为此追寻、奋斗，就像约翰·班扬笔下的殉道者，无论是身处死荫幽谷，还是茫茫旷野，都坚定地走着荆棘与鲜花共生的天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