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强谋书这些年(俞晓群)

　　“总算拿到书稿了！”那天晚上曲终人散，我独自站在京城街市上，眼前一片灯火辉煌，心中不住感念上天的垂青。

　　我喜爱王强的文字。大约是在三年前，我们在北京相会。我和他约定：“写一本你读书和藏书的故事吧？”王强答应了。然后我们各自奔忙，他继续云游四方，消失得不见踪影。听说他在帮助万圣书园解决新房址，听说他与徐小平在做天使基金，听说他又在演讲、引来众人欢呼……我见不到真人，却可以在 《中国合伙人》 中，看到佟大为或邓超的演绎。

　　那么，这三年我在做什么？　我做了许多事情，心中始终惦记着与王强见面时，他对我说的那句话：“晓群，西方书籍装帧太美了！”所以这三年，我由追随牛津大学出版社，到与几个朋友一点点探索，一直在学习西方书籍装帧艺术的知识和技术。我知道王强是何等精细的人，总觉得他一定在暗处，不时观察我的努力，看我能行么？　会走上正路么？　我是憋着一股劲儿在做，为了不让朋友笑话，为了不让王强失望，为了最终拿到他的书稿。

　　这三年中，我做 《听水读抄》 时，他没出现；我做 《伦敦的书店》 时，他没出现；我做 《随泰坦尼克沉没的书之瑰宝》时，他也没出现。但是，当我做维德 《鲁拜集》 之后不久，孔网拍卖 《鲁拜集》 真皮版之后不久，那一天在上海与朋友聚会，我一如往常询问：“谁能找到王强？　快三年没见了，他的书稿写好了么？”突然，陆灏接话说：“你赶紧找他吧，他的稿子有了，我有他的微信。”

　　就这样，我找到了王强，有了本文开头那场聚会。王强见面就说：“晓群，你的西装书做得很不错了。我跟陆灏说，三年前答应给晓群一本稿子，现在字数差不多了。”此时我才舒了一口气。

　　说起来我最初了解王强，来源于卢跃刚报告文学 《东方马车———从北大到新东方的传奇》，我尤其喜欢其中那段故事的描述：当俞敏洪母亲试图干预新东方工作时，俞敏洪跪在母亲面前，徐小平在一旁打圆场，王强却昂着头，目不斜视，从俞敏洪的身边走出去。那样的场面，那样的风度，十几年都刻在我的脑海中。

　　后来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有一天沈昌文先生来信说，有一套书应该重视，即“负面乌托邦三步曲”：《一九八四》、《美丽新世界》 和 《我们》；如果再加上《共同事业的哲学》，也可以叫“负面乌托邦四重奏”，可以收入万有文库，还应该出版单卷本。沈公告诉我，他是受到王强的书 《书之爱》 启发，才提出上面的建议。这位王强就是新东方那位王强，没想到他读书也那么厉害。沈公一面对王强赞不绝口，一面提到王强书中讲述的另一本 《书之爱》 (Philobiblon)，作者叫理查德·德·柏利。我们赶紧寻找原版书，由沈公请肖瑗翻译，在辽教社出版。需要提到的是《美丽新世界》，沈公请李慎之先生写了序言 《为人类的前途担忧》，后来我离开辽教社，“新世纪万有文库”未能收入此书。

　　再后来我们与王强有了面对面的交往，时常在一起聚会，听他讲述书的故事。我亲眼见到沈昌文、郝明义等出版大家，在听王强谈论西方典籍时，也会认真聆听、记录，对他的博学广识赞不绝口。当然王强的才华并非仅限于此，我在辽教社时，还为他出版过 《王强口语》 三卷本。那时他在电视上做系列讲座，语音纯正浑厚，举止文雅大方，一时倾倒多少崇拜者。后来我离开了出版一线，没有办法再与王强合作，接触也渐渐少了。

　　二〇〇九年我来到北京，在中国外文局海豚出版社工作。二〇一三年下半年一天中午，我与沈昌文、陈冠中和于奇等小聚。王强恰好在京，于奇把他请来同坐。见面后王强立即谈到海豚的书，我没想到他那么关注我的工作，尤其是海豚与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合作，他很赞赏林道群的设计，以及我们共同推出董桥的系列图书。没过多久，王强又来到我的办公室，送上两本他刚出版的书 《读书毁了我》，毛边本，其中一本送我，另一本托我送给沈公。正是有了这一段接触，才有了上述约稿的缘起。

　　旧情不忘，再续新枝。接着压力又来了，王强同意把稿子给我，但提出两点请求，一是他希望我能为此书写一篇序言。再一是全书设计，他希望用西方装帧工艺制作，希望将乔叟 《坎特伯雷故事集》 里那匹彩色的小马，还有牛津透纳所作牛津高街的画，放到封面上；他还希望能够订制一百本小牛皮的收藏版。

　　写序我答应了，反正是多年的老朋友，言语深浅都能彼此领会。至于书籍装帧，经过这些年的准备，西装书的许多技术问题，我们都能解决，只是在细节上还有不足。就说那匹“乔叟的小马”吧，从骑士到小马的装扮，五颜六色，要想精雕细刻，把它表现在书装皮面上，有两种办法：一是手工制作，用彩色皮革一点点拼图；再一是运用烫金版技术，每一种颜色都要单制一块版，然后套印。对于第一种方法，西方已经存在几百年，我们近百年引进西方现代出版，却没有引进他们的装帧艺术，我一直试图补上这块欠缺，近期还想派技术人员去伦敦学习。为王强的书，我们拟用第二种方法，即运用烫金版工艺，对此我们曾经在仿制一百年前，英国人桑格斯基设计一只孔雀的 《鲁拜集》 时，试过七种颜色，制作了七块版，一点点套印，但印出来的效果不理想，看上去有些山寨。即使这样给英国专家看，他们张大嘴巴，已经惊叹不已，说你们中国人什么都能做出来，但还是达不到手工的效果。怎么办？

　　恰逢此时，我的设计师杨小洲休假，他要带着女儿，自费去巴黎旅行。小洲对西方书籍装帧痴迷且疯狂，为了艺术追求，两年之内，算上这一次，他已经跑了四次欧洲，不顾囊中空空，不顾恐怖袭击，一定要到萨瑟伦书店去，一定要到莎士比亚书店去，一定要到桑格斯基传人谢泼德的设计公司去，找寻他心爱的书，寻找他中意的书装设计，寻找他梦寐以求的西方装帧技术。说来也蹊跷，上次见到王强，他说就在不久前，他也去过伦敦的萨瑟伦书店，书店老板还对他说：“有一位中国海豚出版社的杨小洲来过，你认识他么？”王强回答：“不认识，但我认识海豚的老板。”这一次，我千叮咛万嘱咐，请小洲务必带回几匹“乔叟的小马”，一定要平面实物；实在不行，也要拍回高清图片。我们的设计，一定不能让王强失望。

　　写到这里，我心中有些兴高采烈，还有些戚戚然。回望人生，我尽毕生之力，做三十几年出版，有时夜深人静，常会思考：这些年忙忙碌碌，我在追求什么？　论权贵，我不肯低就；论学养，我无法高攀；论才智，我没有挥洒自如的天赋。当朝花落尽、夕拾寂寥的时候，我靠什么达到心灵的安宁呢？

　　如今目睹王强的锦绣文章，它如漫天飞花，遍野舞蝶。实言之，以我人生阅历，这一切我尚能平静解读、平静面对。只是当我蓦然读到 《王强谈创业：向死而生，随心而定》，这篇貌似励志的文章时，它却意外地打动了我。在这篇文章中，王强由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 引发，从“向死而生”的人生哲学入手，谈到企业家创业的三个层次：一是在所谓医学意义上，企业正常的生生灭灭；二是在哲学与宗教层面上，企业向死而生，不屈不挠的精神；三是即使一切都归于失败，一个企业家怀有奉献社会的抱负，也无愧于一生的追求，或曰死得其所。

　　读到这里，我私藏情感，暗暗涌动，不自觉间，竟然落下滴滴热泪。好了，算是我触景生情，算是我这一番读写王强的偏得。

　　(该文系作者为 《书蠹牛津消夏记》一书所作序，题目为编辑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