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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城的记忆沉积(俞耕耘)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6年02月29日10:03 来源:中华读书报 俞耕耘
《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陈竹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49.00元  《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陈竹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49.00元

  那么,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到底是什么?它使小说深邃神秘。也许正是人与城市记忆交融后的沉积,时常泛起了“怪东西”。它时刻提醒着野狗的“异己”威胁,标示着混凝土高楼的僵硬,替换了温情老派的顾客,不存在熟悉败落的小径。

  对于一位已获诺贝尔文学奖殊荣的作家,如何从一个巅峰走向下一个巅峰,仿佛是一种陷入“真空”的挑战。因为要继续超越什么,摆脱什么,将变得更加无形。素材消耗、激情衰退和无意识的重复书写都有可能令人困厄。然而,奥尔罕·帕慕克却坚守了书写中的维新与常道,继《纯真博物馆》之后,时隔多年写就了《我脑袋里的怪东西》这部气象恢弘的佳作。

  这部新作如此引人瞩目,在于它充满了锐意跳脱的诱惑和雄心,另写风格的胆识与魄力。无论此作是否如媒体所言超越了作家前作,毋庸置疑的是:帕慕克完成了一次宏大的底层叙事,实现了一种文化寻根和民族反思的双重鸣奏。这种以小人物为焦点,以家族史脉络钩联,呈现城市编年史的写法,恰好暗合了一种中国的书写气质与叙事传统。

  小说的主人公麦夫鲁特来自山村,12岁随父来到伊斯坦布尔,叫卖古老的发酵饮品“钵扎”。他是城市的实录者,所有底层人物的凝缩。帕慕克远离了他熟悉的阶层与主题,以一个小贩在伊斯坦布尔横跨43年的个人奋斗、爱情传奇和家族纷争为经,折射宗教政治纷争、城市生活变易和人生情感冷暖。我们要叹服,作家转向底层,描摹城市边缘,以如此质实的日常细节呈现生活密度,却没有一丝虚弱处,如此繁多的支线穿插也未带来冗长琐碎感。

  这得益于帕慕克采访素材的用心,结构叙事的内力。《我脑袋里的怪东西》虽以麦夫鲁特的小贩人生为线索,然而故事可不是他一人在讲。小说采用了相当“漂亮”的叙事法:它既如不同人物的多声部共奏,又像受访者的采访汇编;既有不同讲述的相互补充,更有不同解释的“罗生门”。从而,帕慕克造就了一种人物既能倾诉衷肠,又能随意调度故事的万能模式。麦夫鲁特讲故事,也被故事里的人物讲述,这种内在丰盈的无限性,有如《天方夜谭》的智慧。如果你认为“多声部”仅仅是作家的炫技,那就错了,这种形式直接将小说内蕴推向了极致。

  如果问这部小说最让人震颤的地方,我想是故事的背后——城市的景深,无以抗拒的命运感,让人物情感的真挚、纯粹、炽热和卑微无限地缓释、深化。“多声部”叙述的形式意义此时就尤为重要,因为它造成了人物命运差异的重复。整部小说就像乐曲,必须要有“主题”的不断变奏再现。所谓的“怪东西”就是脑海中挥之不去的“重复”。麦夫鲁特无论如何打拼:卖酸奶、鹰嘴豆饭、钵扎、开店、收电费,都重复着父亲难以致富的宿命,永远没有摆脱伯父堂兄一家的资助。如果主人公迅速发家致富,那么这无疑只是一个俗套的励志故事。

  从深处看,“重复”挖掘了整个家族史构建的“怪东西”,不断效仿书写成为帕慕克最精彩的绝技。“他的爸爸和伯父娶了姐妹俩,他和堂兄又娶了两姐妹。现在如果第三代人继续通婚,那他们的孩子要么是对眼,要么是口吃,或是痴呆儿”。麦夫鲁特畏惧的正是这种来自家族的诅咒:他从小背离母亲,只有姨妈充当了母亲的角色;自己的两个女儿也失去了母亲,萨米哈姨妈给予了母性关怀。歪脖子岳父成为鳏夫后,女儿先后私奔。多年后,麦夫鲁特的人生仿佛克隆了岳父的孤独命运。

  小说开篇横贯插叙的私奔情节,则成为思考土耳其女性命运、爱情求索的寓言,也是整部小说的回环之扣。麦夫鲁特在堂兄婚礼上与萨米哈四目对视,难以忘怀。却在苏莱曼的误导下,给其姐姐拉伊哈写了三年情书。在抢亲私奔后,发现拉伊哈并不是那个眼睛美丽的姑娘。麦夫鲁特平静接受了这位赐予自己幸福的拉伊哈。帕慕克的深沉之爱,美丽哀伤犹如夜的静谧杳渺:意愿与选择也许并不一致,而选择能够重新创造爱的力量。萨米哈、菲夫齐耶的私奔都效仿了拉伊哈的决绝、热烈、独立与骄傲。也许这只是作家脑袋里的怪东西:他给予私奔圆满和解的结局,赋予着钦慕的肯定。而现实的晦暗,很少有人留意:麦夫鲁特母亲在乡村的留守,维蒂哈在家族中所受的冷暴力,萨米哈在婚后的空虚苦闷,拉伊哈因原始堕胎而去世。妇女无法接受良好教育,成为男性附属,嫁娶成为家族盈利的暗示随处即是。

  麦夫鲁特在不幸的落魄中坚守着一种来自等待、守望和满足的幸福。叫卖钵扎其实并不是“非此不可”之事,而是因妻子女儿夜里的守候、窗帘拉起的灯光、老顾客的温情寒暄让他自由,享受在小街的夜行。小说也写尽了人生况味:甘于卑微,为人正派的主人公最终获得了两次选择,先后迎娶了拉伊哈、萨米哈姐妹。如果不仔细回味,你会以为帕慕克怎么也写了这样俗滥的大团圆结局?其实,这却是一个精彩的要命的补缀。现实人生,我们大多只能做出一个选择,顾此失彼。帕慕克却同时“回写”了另一个“前情”:萨米哈最终回答,当年她并未爱上他,不会和麦夫鲁特私奔。只有同时踏入两条河流,才能彻悟:“在这世界上,我最爱拉伊哈。”

  那么,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到底是什么?它使小说深邃神秘。也许正是人与城市记忆交融后的沉积,时常泛起了“怪东西”。它时刻提醒着野狗的“异己”威胁,标示着混凝土高楼的僵硬,替换了温情老派的顾客,不存在熟悉败落的小径。麦夫鲁特的叫卖,就是来自另一时代的忧伤声音。小贩的脚步,更是在脑海畅游,行走出了城市。这是一座被现代“掏空替换”的城市,麦夫鲁特或许正是不再属于伊斯坦布尔的“怪东西”。这是一首没有英雄的史诗,斑驳久远的挽歌。

  奥尔罕·帕慕克如此迷人,伊斯坦布尔需要他这样的行吟诗人,灵魂歌者。或许用“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来形容,能更好表明一种双关:书写既创造了城市版图,使它归属于作家;同时,作家也在城市中走失融化。正是这种伟大的“一厢情愿”,使帕慕克成为土耳其的“异乡人”,饱受争议。这究竟是因内省刺痛了民族神经,还是凌越透视了宗教历史,抑或象征批判了政治现实?或许只有土耳其人才知晓作家文字带来的震颤与疼痛,而我们只能在异域,想象这座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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