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七杂八何成整体？——读黄亚洲散文集《不是呓语》(敬文东)

　　黄亚洲先生与共和国同龄。不用说，他那个年纪的人该经历的事情，无论看上去多么荒唐、荒诞，或庄重严肃到令后来者发笑，他差不多都一丝不落地经历过——即便从眼下这本散文集中，也可以看到些许蛛丝马迹。和我这种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的人相比，黄先生无疑是那种有故事，有传奇，有诸多精彩回忆可供咀嚼的人。但这正应了那句不祥的谶语：所谓故事即为事故；唯有事故才配称故事。黄先生打一出生，就和他多事的祖国相偎依：父亲因七句“不当”言论，被打成“不戴帽的右派” ，一家人因此长期深陷于谨慎、胆小的心境，这种心境的难熬程度，它给人带去的心理折磨，非过来人决不能体会；黄先生自己则跟随停办大学的祖国，仅止于中学学业，紧接着成为知青，紧接着成为“准军人” (上大学是后来的事) ……等到渐次趋于正常的社会大驾光临，却早已年华暗度，悄然间，消逝了青春，但未失去激情。

　　一连串的事故造成的故事，豢养了一整套特殊的词汇系统，其中的部分角色，在这本书中，看似不经意地反复出现；诸如“兵宣队” 、“ ‘一打三反’办公室” 、“犯方向路线性错误”一类令今天的人备感陌生的语汇，正折射出事故和故事造成的影响，至今没有完全放过黄先生，至少还活在黄先生不无执拗与充满韧性的记忆中，尤其是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词汇即命运的结论，在此来得无比扎实、可信，宛若讲德语而深陷纳粹集中营影响的犹太人保罗·策兰所说：我们只能用敌人的语言进行思考和写作。黄先生的母亲晚年患有老年痴呆症，她最常说的话，正好来自这套质地特殊的词汇系统，只因为这套系统给了老人家以终生的噩梦。黄先生在本书中述及母亲的这一细节时，禁不住感慨万端：“打某种意义上说，一位老年痴呆症初期患者的话，句句真理，乃人民情绪最准确的记录，可以不入病历，而是入史。 ”黄先生的言说如果不比保罗·策兰的更精辟，起码称得上更素朴，更诚恳，更具有沧桑感。

　　但更要命的是，事故和故事造成的影响远不仅止于词汇系统，更在于它随身携带的话语方式。当事故和故事站出来生存时，话语方式也就获得了自己的肉身形式；而正是话语方式，才是词汇系统的驱遣者和组织者，是词汇系统的导演：它的语气、呼吸、句式、修辞、意象，直至整个表意系统，无不沾染故事和事故给予的丝丝缕缕。黄先生的同龄人、诗人北岛曾在某处说过，他们那代诗人(或写作者)此生有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彻底清除这种表意系统对写作本身产生的影响。黄先生这本散文集的意义，正可以从这个角度得到展示：它就是在比较彻底地清除那种表意系统后，呈现出来的素朴的文字状态。

　　黄先生很清楚，广泛的事故和故事导致的表意系统更倾心于大词；大词投合了表意系统的好胃口，大词是对表意系统的高度恭维。它乐于效忠事故和故事，但更是故事和事故自身的产儿——这中间的同义反复或逻辑循环就像阐释学循环一样，既不能排除，也无需排除。理由无需多说，因为据说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卡尔·波普尔说过：“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的无知，这十分重要。因此，我们决不应当佯装知道任何事情，我们决不应当使用大词。 ”大词的首要特征是强硬(或者是“强”和“硬” ) ，它自称与真理比邻而居；而在中国生产事故和故事的那些年月，真理反对耳语和低音量，倡导咬牙切齿、斩钉截铁的语气——低音量和耳语被认为是声音中的小资产阶级，其革命立场左右摇摆不定，必须被清除，似乎也得到了很好的清除。黄先生对此有过反思：“当然，在用大词、抒发大感情方面，桂兴华(黄先生的朋友——引者注)要比我更纯熟，比我更带制高点，从而眼光与声调也更辽远，这就有点像屈子，心间始终横亘着一个国家，搬它不动，也推它不动。 ”如果这种口气听上去还显得比较游弋，更多是突出了大词中隐含的善意，那如下言说就称得上反思深刻，况味和沧桑感都很浓烈：“这是我们这一拨人难以挣脱的桎梏、镣铐，也是我们这一拨人暗自的骄傲。谁叫我们选择这个寒寒暑暑的时代摆下了我们的年龄段。 ”

　　黄先生首先是诗人。读他的诗，让人相信他大体上相信华兹华斯的判断：所谓诗，就是在静静中回忆起来的东西。眼下这本散文集的主体部分，也是回忆的产物。这种令人心生感慨的回忆，早已经给大词淬了火，强硬的话语方式和强硬的词汇双双变软了，像西湖中的莲荷，湿润、光洁，但依然挺拔。这让回忆这件事——而不仅仅是回忆起来的东西——变得温馨、细腻，像炉边的火苗。依照语言哲学的基本常识，回忆本身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语言事件。但黄先生的回忆使用的是素朴之词，是小词。小词或素朴之词跟软相对仗，跟温情、细腻相匹配。在这种质地谦逊的回忆中，甚至制造事故和故事的年代也不乏温情，比如那个令人感动的李政委。但黄先生很冷静，他并没有忘记：李政委也是那套特殊语汇系统和表意系统的被掌控者，以其身份，甚至还称得上它们的添砖加瓦者；李政委首先是听命于那套语汇系统和表意系统，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才对人(比如本书作者)施以良善的态度，给人以温馨的体验。语词是人之肉身的结论，在此同样来得扎实、可信，黄先生完全是凭借自己的诚实，也许是在无意间，殊途同归于、皈依于这个语气低平的结论。是使用素朴之词和小词的回忆，保证了黄先生行文时的诚恳、诚实，但首先是黄先生不断反思自己在语言和词汇上的出处，才预先保证了回忆必须使用小词和素朴之词。

　　中国文化素来以倡导无神论知名于世。它提倡只有一个现实世界的观点，反对彼岸，否定拯救，不信任任何形式的超验感。因此，从很早开始，汉语就是一种没有神性和圣洁感的语言，亦即汉语不是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和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说的那种“原初语言” (Adamic lan ? guage) 。近世以来，经过几代传教士和中国人合作而译成的汉语版《圣经》 ，奇迹般地为汉语输入了神性和圣洁感，扩大了汉语在超验维度上的表达力。已故诗人张枣曾经这样界定汉语：那是一种“在历史上从未摆脱过政治暴力的重压，倍受意识形态的欺凌，怀旧、撒谎、孤立无援却又美丽无比的汉语” 。让人惊讶的是，经历过大词的熏陶之后，黄先生这部小书中的某些段落，竟然隐隐约约让读者体会到了汉语的神性，还有那难得的圣洁感。尤其是考虑到这些段落的作者是曾经故事和事故的人，惊讶感将会变得更加强烈：

　　那天从上海回来之后，心里想，现在是没人再叫我小黄的了，如若感觉疲惫的时候还想振作，想来一贴精神上的药，恢复一种青春的感觉，那就赶快往上海打个电话，听人爽爽快快叫一声“小黄” ，陡然来它个“精神焕发，防冷涂的蜡” ，哪怕是涂蜡也照样打虎上山，现几分雄风，多么好。

　　拿这段话对照和合本《圣经》中的某些段落，不难发现隐隐出现在它们之间的一致性，无论是语气、句式、呼吸上的一致性，还是情绪上的一致性。但黄先生的文字却绝对是世俗的、现世的，没有丝毫超验色彩，符合黄先生在本书中某处出现过的夫子自道：“我这人信的其实还是儒家。 ”是否是儒家的仁爱精神，让黄先生在软化了表意系统和词汇系统后，居然从某个曲径通幽处，接通了“我主”的爱意？这是一个谜，唯有黄先生自己才知道。但本书第七辑“我有一群弱弱的建议”所收的文字，比如“建议你穿越濮院古镇” 、“建议读读一群流淌于大运河的诗歌” 、“建议吹吹日子里的风” 、“建议了解我们这个自古繁华的钱塘” ……由此有了一种祈祷的姿势，却是完全可以认定、坐实的事情。正因为是祈祷的姿势，反倒使“弱弱的”具有了不一般的力量，却又绝不强硬，或自以为真理在握。

　　一个成熟的作者写就的任何一本书，都应该自成一体。但整体并非刻意而成，也与表达的主题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系。整体在本质上跟心性相关，是心性让一个作者随机、随缘写下的所有文字，在任何时刻集结，都能成为一个整体，无论这种心性是良善的，还是恶意的。黄先生以他几十年的修炼，造就了一个整一而非分裂的人格。他在不断迈往良善和仁爱的路上，虽步履维艰，但也步伐稳健。或许，这才是他能够尽最大可能清除强硬的表意系统和语汇系统的原因，也是他这本从表面上看过去杂七杂八的文章能够在气质上、在骨子里成为一个整体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