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家族》：又一本文字返乡记(张文静)

《神圣家族》，梁鸿著，中信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

　　继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男友家后，《财经》记者的一篇返乡日记火了。城乡冲突、农村话题是每一个春节逃不落的话题。此时，读一读当代中国乡愁记录者梁鸿的书就更有一层意味了。

　　继非虚构类作品《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后，作家梁鸿又出版了新书《神圣家族》。此次，梁鸿记录的笔触转移到了梁庄隶属的小镇——吴镇，她将虚构与非虚构手法相结合，展现了那些生活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生命群体的生存图景。

　　从梁庄到吴镇

　　梁庄，位于河南省西南部的穰县，距离省会城市郑州有426公里，在中国地图、河南地图上，都看不见它。即使在南阳市、邓州市的地图上，梁庄也只是一个小黑点。

　　那里，是梁鸿的故乡。

　　2008年夏天和冬天，梁鸿回到梁庄，前后住了约五个月的时间。每天，她和村庄里的老人、中年人、少年一起吃饭、聊天，对村里的姓氏成分、宗族关系、家族成员、房屋状态、个人去向、婚姻生育做类似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调查，用脚步和目光丈量村庄的土地、树木、水塘与河流，寻找往日的伙伴、长辈与已经逝去的亲人。

　　就这样，梁庄人的故事，梁庄在将近半个世纪中的历史命运、生存图景和精神图景在梁鸿笔下一点点勾勒成形，最终形成了《中国在梁庄》一书。

　　但在梁鸿看来，《中国在梁庄》中所描绘的并不是完整的梁庄。“‘梁庄’生命群体的另外重要一部分——分布在中国各个城市的打工者‘进城农民’还没有被书写。他们是梁庄隐形的‘在场者’，梁庄的房屋，梁庄的生存，梁庄的喜怒哀乐，都因他们而起。”梁鸿说。

　　于是，梁庄的打工者进入了中国哪些城市？做什么样的工作？他们的工作环境、生存状况、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如何？他们怎样思考梁庄，想不想梁庄，是否想回去？怎样思考所在的城市，怎样思考自己的生活？他们的历史形象，是如何被规定，被约束，并最终被塑造出来的？都成为了梁鸿思考的问题。

　　2011年1月和7月初，梁鸿重新回到梁庄，着手收集在外打工的梁庄人的联系方式，了解梁庄打工者所在的城市、所从事的职业和大致的家庭成员分布状况。

　　2011年7月到2012年5月，梁鸿奔赴西安、信阳、广州、东莞、青岛、北京等地进行采访，最终完成了《出梁庄记》一书。

　　《神圣家族》中的故事发生地——吴镇，也是梁鸿再熟悉不过的地方。

　　梁鸿哥哥的家就在镇上，那是她每次回梁庄落脚的地方。无事的时候，梁鸿会搬个凳子，看街市上人来人往，也会去赶集，慢慢地走过一家家商铺、一个个小摊贩，也和别人拥挤着。有一天她问自己：“我为什么不写写这些人呢？”

　　“我想写他们精神的形态，不管他是流浪汉还是被遗弃的老人，还是要自杀的妇女，我觉得他们的姿态里都含着一种想要诉说但又未能诉说出来的东西。”梁鸿说道，“我想写一写试试。”

　　微小的生命也有神圣之处

　　《神圣家族》乍听起来，似乎有些宗教意味，但梁鸿觉得用在自己这本书上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西方宗教史上的神圣家族是与世俗生活相对应的存在，但我书中所写的12个人物，他们在世俗的世界里，是在黑暗中漂流的微小生命，但依然是神圣的，依然可以组成一个神圣家族。”

　　梁鸿在《神圣家族》中用12篇相对独立又有着内在联系的篇章，讲述着吴镇的故事，书中人物命运盘根错节，相互独立又互相链接。正处于剧烈变化的城乡大环境下的吴镇，在公共管理、社会结构、文化继承上都有着变化。梁鸿将它提取和抽离出来，以此为标本观察中国县镇的生存样态与人文景观。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说：“在《神圣家族》里，梁鸿已经转向了艺术的创造。她已经飞翔起来，不仅关心社会和政治的问题，也关心灵魂和信仰的问题，不只是写实，而且已经有了虚构，甚至有了一些荒诞。”

　　这种荒诞散落在书中各个故事的细节里。

　　比如，在第一个故事《一朵发光的云在吴镇上空移动》中，少年阿清为了阻止村支书砍伐一棵老槐树，他爬到树上并在树上安家，因为登高而看到了平时看不到的情景——“神的传话人”阿花奶奶并未守节，她在人后与一家人过着吃肉喝汤、共享天伦的世俗生活。他还看到父亲收了贿赂后回来劝他下树，当生活的真实面目一一被他发现后，童年就结束了。上树、偷情、欺骗、挖洞……这些都是小镇正在发生的荒诞现实。

　　又比如，在《圣徒德泉》中，镇上的流浪汉德泉随时准备着从天而降，神经错乱的他经常要去救人。一个小孩经常被他父亲打，一天晚上他破门而入，抱着这个孩子说：“我来救你了。”

　　在梁鸿看来，写这些人物和情节并没有刻意安排，也没有事先想好如何去写，只是“写着写着有些人物就跑出来了”。那可能是她熟悉的人，也有可能见过却从未说过话，但这些人成为了书中人物的影子。“《漂流》中坐在轮椅上的老女人，就是有天傍晚我在哥哥家门口闲坐时看到的。”

　　在《神圣家族》中，梁鸿也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镇上的知识群体——明亮、杨凤喜、蓝伟们，他们读了师范甚至本科，后来无一例外都想从政治上出头，但最终都失败了。比如，出身农民却想借助婚姻向上爬的杨凤喜，比如因竞争校长失败而患上忧郁症的明亮。

　　“与梁庄的农民不同，吴镇上的小知识分子受过良好的教育，生活稳定，有固定的职业和生活轨迹，另一方面他们在精神上不满足，觉得自己的生活被围困在这里。”梁鸿说，“我想写出他们的这样一种状态。无论什么时代，都有这样一种人生状态的存在。”

　　《中国科学报》 (2016-02-19 第6版 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