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都市小说症候分析(周思明)

　　当下都市小说有一种突出的症候，即：以故事为主，写实风格几乎成了一体化特征。小说的写作风格和走向集体向传统回归，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探索几近于无，故事性的作品占据小说的主位。如今的小说家们悉数转型，都不约而同地向写实写故事这一最见效、最实惠的写作路数致敬。究其原因，最大的推手无非是市场，是利益。换句话说，是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驱动着作家从“众声喧哗”的冒险向“一种音调”的保守撤退。

　　现在国内的都市小说，很多都是题材重复，故事老套，人物雷同。即便是深圳这样一个以创新先锋为表征的都市，其小说的创作也明显缺失创新的勇气和业绩，作家们往往会恪守传统的写法，即使有点探索，也只是局部或偶尔的微调，鲜有现代或后现代的作品问世。现在的作家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更注重“接受美学”，而不在乎“创造美学”。过去说，写小说一定要有生活；现在则说，写小说一定要有精彩的生活，要比读者看到的生活更加震撼。其实，都市小说表面是在讲故事，实际上故事只不过是载体和平台，故事里面的文化含量、思想含量很大，能为读者提供多元丰饶的信息量。时代发展的新思维、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会导向、新的观点，都包含在小说里面，作家会把观点和旨意巧妙地糅在故事内部。换句话说，作家写都市小说，最重要的不是故事多么精彩、多么诱人，而是小说文本有没有提出或贡献了一种启发人、启发社会的新观点、新视野。后者才是决定都市小说是否具有文学的社会影响力的关键。比如，方方的都市小说《万箭穿心》《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等等，就具备了新观点的震撼力。她所精心描述的人物和故事，是读者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那种撕心裂肺的故事强烈地刺激了读者的神经末梢。由此可见，都市小说不光要重视方法，更要提炼出观点，找出看问题的视角，这些也许更为重要。

　　现在的一些都市小说，不独方法呆板、单调，在主题表现上也往往是单向度的，他们一味地将都市写成是罪恶、阴暗、欲望的化身。对身居其中的城市，他们只能提出否定或批判，而且他们提出的否定或批判往往是浅层次的，少有像法国作家波德莱尔那样真正深入骨髓的反思。正如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在其来华演讲《都市中的作家》中所说：“现代都市，在其所有的暴力与复杂中，从某种程度上成为作家的镜子，一枚巨大的放大镜，透过它，作家可以发现人类关系的错综复杂，同时还有他自身的投影。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当代文学作品似乎都同城市生活相联系，尤其是小说作品。”笔者以为，恰恰是在错综复杂的“人类关系”的表现上，我们的作家能够胜任的还不多，还需要付出更艰苦的努力。

　　应该看到，伴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的加快，伴随着许多农村青年陆陆续续走进都市，乡土小说日趋式微，都市小说逐渐成为小说家族的一个主体构成。然而吊诡的是，众多生活在都市的作家、作者，他们笔下的人物故事，好像都在一个城市中生存，讲话都是一个腔调，不分南北东西，一如我们看到的许多城市建筑，风格模式几乎都一样。但我们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作家写北京、上海的都市小说，都是别有风味、摇曳多姿的。勒·克莱齐奥认为，人群的流动、思想的流通与身体的混杂，包括建筑，这些都跟文学创作相呼应。它们既构成了创作的灵感，又同时是一种批判，有时还是一种反衬。在此意义上，都市小说才显得风采各异，个性卓然。

　　世纪之交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一些作家的都市小说在反映高速推进的城镇化进程中的人性裂变、灵魂挣扎、社会嬗变时，已经出现了某些特点和风格，一批批带有鲜明都市特色的职场文学、白领文学、底层文学、打工文学、商战文学、校园文学、悬疑文学等等，如雨后春笋般脱颖而出。城市化的人员流动性不但把原来的乡土生活方式、乡土文化气息带到城市，也把不同的地域文化都带到同一个城市来。这种地域文化的融合很广泛，其包容性和冲突性，已经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城市文化。换言之，我们其实已经具备了书写都市小说的条件和气候。从主题到形式、从人物到故事等等，都有了新的气象出现，都市小说在题材、立意、人物群体等方面，也确实正在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城镇化进程令不少人为之眩晕乃至迷失。都市是一个巨大的迷宫，在这个意义上，都市是作为现代社会的象征出现的。中国当下的都市小说写作中，虽然一些作品恰到好处地传递了这种迷失，但整体上看，能将这份迷失阐释明白或能够走出这种迷失的作家还不够多。伴随着城镇化目标的实现和整个社会结构的调整，城市文化日益成为文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当前都市小说作家亟待做的工作就是：打破思维定式，从方法探索、观念创新、人物塑造、主题开掘等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从内容到形式、从外表到灵魂，从批判与建设等多方面展开新的抒写。尤其要鼓励方法的探索与创新，使之与现代都市的多元人文环境相匹配，从而更具有文学的活力和文化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