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的“私货”——读《如何看懂印象派》(黄夏)

《如何看懂印象派》 丰子恺著 新星出版社出版

　　1930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丰子恺的《西洋画派十二讲》。该书主要论述西方美术从新古典主义到达达主义的演进史，其中，谈论印象派的文章约占泰半。如今，出版社将这些内容拿出来单独出书，配上精美彩插，遂成这部《如何看懂印象派》。

　　在书中，丰子恺介绍了印象派的最初理念，新印象派和后期印象派对该理念的继承和改革，及其主要代表人物的创作实践。丰子恺当日对印象派的描述，不无有向国人引介这一海外最新艺术流派的功劳，但以今观之，他对马奈、莫奈等人的描述，尤其是对新印象派的批评，是有欠公允的。有欠公允，也就意味着偏见的存在，不过，私以为“偏见”并不全然就是要不得的。对于有想法、有创造的艺术家来说，“偏见”恰恰是其本人价值观的另类表述。因而可以这么说，这本夹带丰子恺不少“私货”的小书，其思想价值大大高于艺术史价值。

　　丰子恺的“私货”之一，是五四精神的阐发。当然，丰子恺没有直接祭出德、赛两位先生，而是从印象派的艺术理论与创作实践，引申开去而达致这个经验的。他把马奈、莫奈两位印象派鼻祖，视为描摹“外光”的大家，以区别于那些关在斗室作画，或在户外取材、然后回到画室凭记忆把作品完成的画家。注重“外光”的画家，倾向于捕捉自然光在风景与物体上的色彩变化，他们主张“色彩的协调的美的表现，是绘画的存在的理由的全部”。

　　这便大大有别于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个“主义”重故事轻艺术，在它们看来，圣母圣子、皇帝加冕、圣人宣道之类的“高尚”题材，才是值得艺术家劳心费神去表现的东西。日后资产阶级地位上升，喜欢起不那么伟大、不那么崇高的日常生活，城市风俗、乡村劳作等题材开始出现在绅士家中的墙壁上。但资产阶级的艺术品味，其实同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并无两样，因为故事和意义仍摆在那里，不可或缺。所以丰子恺不无毒舌地评论说：如米开朗基罗的《最后的审判》、拉斐尔的《圣母子》、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等杰作，若非其中的题材与道德意义，时人怕是根本无从欣赏其艺术之美，前景当然也就更可堪忧了。

　　而印象派则开拓出一个崭新的领域。对光、色、明、暗的追求，使得绘画作品中充满科学的实证精神。这样的实证精神，在丰子恺看来，是有着艺术和思想层面上的双重突破意义的。在艺术上，艺术与科学本来对立，如今，居于至上地位的艺术，经由科学唯物主义的规训，而实现了自身内部的重大变革。在思想上，印象派画家以现代科学作理论武器，而“传统的宗教，形而上学的哲学，以及美、陶醉等”，也就是故事和意义，都不存在了。“他们只要表现‘真，与‘现实，”。

　　印象派对传统的首次冲击，发生在1863年。其时，“印象派”这个字眼都还没有诞生。马奈的一幅《草地上的午餐》在沙龙展出。画中有两正装男子躺卧在草地上聊天，一半裸女子在远处的池塘戏水，一全裸女子则于男子身侧，手托下巴望向观众这一边。马奈绘此画，意在捕捉光线在草地、树木、水池、织物、人体上的细微变化。但观众并不买账，莅临现场的拿破仑三世皇后颦眉蹙额拂袖而去，报纸则刊文谴责淫秽下流。这幅画不仅不重故事和意义，反而把权力、地位和金钱视如粪土。丰子恺即使不明说，德、赛精神也已跃然纸上了。

　　丰子恺的“私货”之二，是他对后期印象派如高更、塞尚尤其是梵高的偏爱。这种偏爱，使他对走向实证极端的新印象派(又称点描派)，讥评为“机械主义者”、“印象主义的途穷”。其实，早在1929年出版的《谷诃生活》(今易名《梵高生活》)中，丰子恺就把马奈、莫奈等人的作品，论定为“纯粹”的技艺，“只是自然的再现，不是艺术的再现”，是“感觉的数学”和“色彩的游戏”，缺乏人情味。这就是我开头所说的丰子恺的有失公允处。当然，在《如何看懂印象派》中丰子恺没有这么写，但我们还是从他对后期印象派的热烈赞美中，一窥其本人的艺术心态。说到底，丰子恺写高更、塞尚和梵高，写的其实是他自己。

　　丰子恺对梵高厕身矿工、织工、农人、贩夫走卒等底层社会的生活，别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意味。他在梵高身上看到的正是佛教摒弃私我专务利他的“四大皆空”，他看到了自己汲汲追求的艺术与宗教在目标上的高度一致。他在一篇谈恩师李叔同的文章中写道：“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接近。二层楼的扶梯的最后顶点就是三层楼，所以弘一法师由艺术升到宗教，是必然的。”同梵高一样，丰子恺也戮力在人生中践行艺术即生活，生活即信仰的理念。由此，在身经目击那么多家国灾难之后，才有其绘画、作文、教育以“护生”的志业。

　　丰子恺的“私货”之三，则与人们对艺术的鉴赏方式有关。从丰子恺对印象派与传统艺术的评价来看，他是主张先有艺术而后才有故事和意义的。但人们总是分不清孰轻孰重，所以，他建议人们观画的时候，不如将画当成音乐和书法来理解，因为音乐和书法均无故事和意义可言，音乐是否起标题、字体是否脱落缺损，都没什么大碍。因此，“真正懂得绘画的人也可以不问所描的是何物，故(莫奈的)稻草堆与水面可连作数十幅”。这大约可以用来解决如今的《聂隐娘》之争。当然，我不是在刻意标举艺术，只是说，在故事和意义之外，难得有一位华语电影圈里的导演在讲艺术。我们且听听他如何讲艺术，至于这个艺术好不好，则可以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