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为学生文学社题名(李凯源)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掀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文学热潮。我教书的学校面向全国招生，每年新生入校不久，南腔北调的学生就会自发地以同乡、同专业或相同爱好，成立若干个文学社团，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学活动。

　　搞创作就要找指导老师，而我校是一所部属的专业院校，不设中文系，只有一个中文教研室，为全校理、工、文、法各专业班讲授大学语文与写作。学生们知道我是中文教研室主任，并了解到我每周六晚上，还为“文革”后天津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和平文学社讲小说创作。于是这些文学青年们纷纷找我为他们辅导，有的甚至找到家中让我看稿。我既要保护他们的创作热情，还要劝诫他们应以学好专业课程为主，不能主次颠倒。但面对众多的咨询，我虽然有个好脾气，但也确实感到有些难以应付，而且影响到我的教学与科研。

　　正当我困惑时，一位湖南籍学生朱法民出面，想把全校各个社团整合在一起，我当然极力支持。我很佩服他的游说、组织能力。经过一番努力，终于组建成一个全校性的“新星文学社”，有15位社务委员、一位社长、三位副社长、一位秘书长。下设小说散文组、诗歌组、评论组。并成立编辑部，有主编、副主编，准备编印小报。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文学社由朱法民任社长，聘我为名誉社长。我建议他们聘学院党委书记、院长与团委书记为顾问，以利于得到行政与经费的支持。

　　他们的雄心壮志让人钦佩，可有一些欲求也使我为难。他们提出，要我请孙犁先生为文学社题写社名。我与孙犁先生相识很早，但从无私人交往。上世纪50年代中期，天津日报社文艺组将二三十位经常写稿的业余作者，组织了一个业余写作小组，不定期地召开座谈会。听听作者们有什么写作计划，再由编辑们谈谈他们的设想，交流通气，十分融洽。孙犁有时参加，对我们几个年轻人多予鼓励。孙犁问我：“写文章为什么总更换笔名？”我说：“单位领导认为写与工作无关的文章是不务正业，才不得不变换笔名加以掩饰。”他点头称是。当时孙犁以培养青年业余作者闻名全国。他着力培养出通县的三名中学生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成为知名作家，还把他们的语文老师从药汀调到天津日报社文艺组当编辑。但出乎意料的是，1957年反“右”中，刘绍棠、从维熙被打成“右派”，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一片口诛笔伐。刘绍棠被大学开除，回乡务农。从维熙则被判刑入狱，吃尽苦头。另有三位铁路工人作家中，也有一人被打成“右派”。这对孙犁无疑也是很大的伤害。此前，从药汀曾多次打电话约我写稿，我有预感，不敢动笔。回忆起来，当时什么也不写是对的。此后，天津日报社文艺组的这个业余写作小组再也没有组织任何活动。“文革”后又开过几次会，则是另一番景象。

　　我与孙犁先生住得较近，有时在路上偶尔相遇，也只是趋前问候几句，从不多言。如果此时让我突然登门向孙犁求字，实在难以启口。于是我出主意，让他们自己去拜访，并为他们写明地址，画了张图，以便寻找。

　　1986年12月某星期日上午，朱法民与副社长李文龙直接找到多伦道山西路口的天津日报社宿舍大院，恰好孙犁先生在家。朱、李二人报出身份，说了一番仰慕先生的话，汇报了学校文学社的情况。两人说得孙犁非常开心，看到时机恰好，就提出请先生题写文学社社名的请求。孙犁先生毫不犹豫，拿起纸笔，伏案题写了“新星”两个字，他们二人连声道谢。辞别时，孙犁先生还送出门外。岁月如梭，回忆起30年前的这段往事，我至今仍对老作家孙犁先生关爱、帮助文学青年的品德敬佩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