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我们的批评“双打”(潘凯雄 贺绍俊)

　　■促成一对又一对的“批评双打”的外在条件是：自由的意志、平等的讨论、真诚的对话和互补的思维方式。这一切，应该同时也是80年代文化精神的重要内涵。

　　■相聚和讨论，成了80年代的文化时尚。“沙龙”一词在当时并不流行，可那时候在我们的身边其实有着大大小小的“沙龙”式聚会，或者在我们的单身宿舍，或者在下班后的办公室，或者在某一个周末的郊游，或者在某次会议的间隙。我们当时还年轻，旺盛的青春荷尔蒙却甘愿挥洒在相聚和讨论上。我们的讨论是热烈的，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但心态则是平等的，谁都可以反驳他人的观点，谁同时也会认真倾听他人的申辩。在这样的小环境里，我们感受到了心灵最大的自由，思想的激情在自由地释放。

　　我们同是1983年跨出大学校门由国家统一分配到《文艺报》工作的，也许是当时《文艺报》的理论组缺人，因此我们几个被称为“新三届” (即恢复高考前三届的入学者)的大学生被分配到报社后绝大部分都被安排到理论组工作，在我们那间不过20余平方米的办公室中，除我俩外，就还有北大77级的赵小鸣(女)和人大78级的朱晖，当时同事们一度还戏称我们是报社的“四人帮”呢。

　　不管别人怎么看，反正在我们的心目中，当时的《文艺报》绝对还处于她的黄金岁月：那里的文学气场和专业特色浓浓的，那里的学术气息和民主氛围浓浓的，那里同事特别是年轻人间兄弟姐妹般的情谊浓浓的。有如此三个“浓浓的”为表征，其黄金成色毋庸置疑。其实这三个“浓浓的”差不多也是80年代文坛整体状况的一个缩影，只不过是在《文艺报》这个小环境中表现得格外突出一些而已。也正是这三个“浓浓的”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我俩合作的一种催化剂。

　　真记不清也说不清我俩是如何开始合作写作的了，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行为绝对既没有事先的“预谋” ，更没有周密的“策划” 。其处女作的“诞生”好像就是我们曾经就某一个话题讨论过且争论过，于是其中的一人将这个过程形成了文字，因其内容终究是彼此讨论的产物，很自然地也就署上了两个人的名字。如果说我们的“处女作”诞生于偶然，那后来的合作则的确是有意而为之了，客观上是因为我们处于那样一个环境，只要不是自己懒惰，想不研究不讨论问题都不行，而研究与讨论的结果之一则必然是不断激发表达与写作的冲动；主观上则是由于有了第一次的合作，再往后便是谁也不好意思“单干” ，于是无论是哪一方有了表达与写作的冲动时，便去征求对方的意见尔后成文。且不说友谊这类“高大上”的词儿，单是我俩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也决定了“分手”的“艰难” ，只要是对某一现象或问题的大致想法相近，讨论过后谁有时间谁执笔，无所谓谁写得多谁写得少，无所谓署名的谁先谁后，至于稿费除去时有邀上三五好友“打秋风”外，其余则是统统地“二一添作五” 。说来也奇怪，当时像我俩这样“合伙”的还绝非“一花独秀” ，比如李洁非和张陵、费振钟和王干、辛晓征和郭银星、汪政和晓桦、盛子潮和朱水涌，等等，以至于有人将此称为80年代文学批评界值得研究的一种“双打现象” 。

　　不妨专门来说说文学批评的“双打现象” 。

　　作为“批评双打”选手中的一对，我们也曾觉得那个时代热衷于“批评双打”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但并没有细想过这是否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直到30年后的今天，当我俩重新捡拾起过去的那些合作成果，便在缅怀80年代那一段峥嵘岁月的同时多了一些理性的思考。也许，那个时候有那么多的批评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双打”的方式进行文学批评，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与80年代的文化精神有着某种契合吧。

　　那是一个让文学理想之花激情绽放的年代，我们沐浴着80年代的文学精神一路走过来，因此一直心存对她的眷念。新时期之初人们的思想在经历了“拨乱反正”的反复较量后，头脑中的种种思想禁区逐渐被撤除，特别是随着一大批在“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政治迫害的作家被“解放” ，一些在政治斗争中被定性为“毒草”的文学作品被“平反” ，文学界一个相对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不期然地到来了，从而带来了80年代文学思潮的此起彼伏。那时候，我们被各种新奇的理论所震撼，这些新奇的理论也激活了我们的大脑，各种“奇谈怪论”由此应运而生。我们聚在一起，就愿意“高谈阔论” ，每一个人都有新的想法和新的见解。相聚和讨论，成了80年代的文化时尚。“沙龙”一词在当时并不流行，可那时候在我们的身边其实有着大大小小的“沙龙”式聚会，或者在我们的单身宿舍，或者在下班后的办公室，或者在某一个周末的郊游，或者在某次会议的间隙。我们当时还年轻，旺盛的青春荷尔蒙却甘愿挥洒在相聚和讨论上。我们讨论的话题固然从文学出发，但不时却会扩散到政治、哲学与历史，而扩散开去有时就收不回来，有时又回归到了文学。我们的讨论是热烈的，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但心态则是平等的，谁都可以反驳他人的观点，谁同时也会认真倾听他人的申辩。当然那毕竟还是乍暖还寒的时代，我们的耳边不时还会听到政治的警钟在敲响，但这并没有太多地影响到我们的相聚和讨论，在这样的小环境里，我们感受到了心灵最大的自由，思想的激情在自由地释放。现在回想起当年的场景，才体会到那种心灵的自由是一种多么难得的精神享受！说实在的，当时一波又一波的思想斗争和批判声音，加上我们身处工作岗位的特殊，让我们不得不常常绷紧思想的弦。但我们不能指望别人给你自由，因为别人给予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现在看来，我们能够在当时为自己开辟出一个心灵自由的空间，实属不易，当然我们也在这个空间里真正享受到自由的愉悦。还得感谢我们那时候旺盛的青春荷尔蒙！终究还是年轻气盛，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一个大的群体，分布在全国各地，因此在全国各地都有这种心灵自由的小空间，那时候没有QQ、没有微信、没有互联网等迅捷的交流方式，但我们仍能通过书信或电话，交流不同空间的相聚和讨论。那时我们都很珍惜出差的机会，到了某一个地方，办公事往往变成了次要的任务，首要的则是和当地的朋友接洽上，参与到当地的小空间里，在异地也来一次相聚和讨论。还得说说我们在讨论中的态度。在刚刚经历了一个知识荒芜的年代后，我们开始参与到文学批评时，备感自己知识储备的不足，这样的条件客观上带来了一种良好的讨论风气：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于是在讨论中，我们多半都愿意听到补充、修正、甚至反驳的意见，通过对这些意见的听取和消化，忽然就觉得自己的思想更加完善和成熟。 “批评双打”就是在这样一种良好的讨论风气中悄然敲定下来的。行文至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批评双打”就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在当时自由平等的讨论中，想必会有其中的某两位发现互相之间更容易理解，思维方式相对接近，两人通过互相之间的切磋总会将思想观点变得更完美。于是他俩便说“我们一起合作吧” 。由此看来，促成一对又一对的“批评双打”的外在条件是：自由的意志、平等的讨论、真诚的对话和互补的思维方式。这一切，应该同时也是80年代文化精神的重要内涵。当然，这些并不是80年代文化精神的全部，但却是格外珍贵的部分。这些内涵后来都慢慢地弱化甚至消失，所以80年代那种“批评双打”辈出的现象也就难以再现。今天我们一谈起80年代便流露出浓郁的缅怀之情，这其实并不意味着我们想要回到过去，而只是希望80年代的那些珍贵的精神内涵能在今天再一次复活。当然再一次复活的目的也决不是为了产生出新的“批评双打” ，而是为了疗救当下文学批评的病症，让文学批评变得更加真诚也更加有力量。

　　再回到我们自己的“双打”上来吧。

　　重读当年的旧文，特别是比照今日之批评，不说整个话语至少也是不少话语，夸张点说就是基本的话语体系都颇有恍若隔世之感。这不知是滑稽还是讽刺？我们不敢说自己当年就是“先锋”“新潮” ，但起码属于“青年批评”之流，至少不保守、不封闭。二三十年的时光，在人类批评的历史上不算短但也不是很长，居然就会有“隔世”之感？百思不得其解，只好还是将缘由归结于时光，正所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特别是当时代巨变之时，这种更迭或许也会随之更快。因此，产生所谓“隔世”感很正常，大可不必失落、不必惆怅。不过就文学批评而言，变与不变其实又总是并存的，批评的话语体系可以变，也必然要变，无非是变的节奏、变的时间不同而已，但有一点则应该是变化中的永恒，那就是无论你操持什么样的语言，秉承哪样的体系，批评者对批评对象的深切感悟、纯真体验和生命的投入不能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不同年代、不同时代的文学批评，既要观察变的地方，也要体会永恒之处，这或许也是“陈言”存在的价值与理由吧。

　　重读这些旧文，不时会为自己当年理论批评的苍白而汗颜，坦率地说，其中一些看法我们自己今天也未必赞成，或者至少也不会像当年那样生涩地表述。尽管如此，在编辑《批评双打》时，我们除修改了若干错别字外，其余一概保持原样，因为这就是80年代文学现场的一个缩影。一篇篇旧文，看似碎片一堆，但拼接起来又何尝不是那个时代文坛的一幅小小缩影？那真是中国文学的一段流金岁月！之所以称其为“流金” ，其标志大致可以用如下两个句式来表达：一是文学逐渐走向开放与多样；二是从事文学活动基本比较纯真，没那么多功利，也没那么多恶俗。

　　先说开放与多样。那个时代的文学与批评，其技艺或许不及现在娴熟与绚丽，其语言也没有今日之洋气与深奥，但它们的确好似一个怯生生的稚童从一场噩梦中醒来，从本能地大声疾呼到逐步地安静下来，继之为反思而蹉跎、为改革而欢呼、为“寻根”而跋涉、为“现代派”而彷徨……从80年代开始文学的风光无限直到后来的“轰动效应”虽然逐渐失去，但一个开放与多样的文学大格局则是不可逆转地固化下来，比之于单一与封闭，这自然既是时代的进步也是文学的幸事。

　　再说纯真。相比于当下， 80年代绝大多数从事文学与批评活动的基本态度与氛围的确值得怀念与尊重。在我们合作的一些文章中，有的记录了那个时代频频争鸣的场景，有的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一些当红作家的当红作品，这些行为如果放在今天一不留神或许就要惹上官司，或许也会被恶炒得失去本真意义。如此这般既不意味着今天人们的法制观念或维权意识有了多大的进步，也不证明今日传媒之如何敏感，而只是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纯真的失去与恶俗的泛起，透出了变态的名与利二字。有人将这一切归咎于文学市场化的必然结果，其实未必。的确，伴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市场化转型，文学自然也不可避免地被裹挟进去。客观地说，文学的市场化可能会对少数人的驱名逐利起到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市场化绝对既不是文学的灾难，也不是影响文学发展的洪水猛兽。无论文学的市场化程度如何，都不能成为从事文学活动失去纯真而沦为恶俗的借口与理由。纯真之于文学，与“写什么”和“怎么写”无关，它更是从业者的一种基本素质与内在情感，缺乏纯真注定不可能为文学的大家。至于恶俗则更永远是文学的天敌。

　　絮叨了一些我们推“陈”的理由，或许确有牵强之嫌，但这些“陈言”作为我俩成长与友谊的一份见证则是实实在在的。这份见证于他人而言自然不足挂齿，但于我们内心则着实有着那种挥之不去的一份沉甸甸。现在我们都快到了将要告别职场的时点，文学编辑与教学不再成为我们的职业，个人写作是否还会继续也未可断言，但可以肯定不变的是我们的友谊，那么就以此作为我们献给自己的一份小礼物吧。

　　(为《批评双打——80年代文学现场》一书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