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长篇小说《极花》：中国城乡“红与黑”的水墨风俗画(丁帆)

贾平凹长篇小说《极花》：

中国城乡“红与黑”的水墨风俗画

□丁  帆

插图：安玉民

　　我不能猜度作者起名“极花”的真实意图，但 是我能听到作者对异化了的人性进行反讽礼赞的阴冷笑声，直至发出的真心的地下笑声。这种对恶之花的礼赞，在人性的层面上与《红与黑》有着某种暗通之处，同 时又与《为奴隶的母亲》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但它更有这两部名著所没能表现出来的时代内涵——人在两种文明的格斗中呈现出的是一种失重的状态。

　　贾平凹写了40年的乡土文学，总是在寻找新 的突破口。读者期待他能否在这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里写出人性的大动荡来，显然，《极花》是具备了这样的主题素质的，但是，作品被反反复复、 絮絮叨叨的风俗与琐碎的细节所淹没了，而故事的情节却没有充分地展开，这是令人惋惜的地方。

　　无疑，30年来的中国乡土人口大迁徙，给农村带来的是一些有灾难性征兆的后果：荒芜、空巢、女人、儿童……一幅幅失序画面构成了时代与社会的长 镜头，更重要的是传统宗法伦理的颠覆和农耕文明秩序的丧失，往往让作家在中国经验的书写中失位和迷茫。因此，这些年来我们的许多作家总是习惯于站在一个道 德的制高点上代“底层”穷苦大众进行社会控诉，这种自“五四”以来自上而下的“同情与怜悯”的美学抒情风格几乎成为百年来中国作家写作经验的宿命。能否打 破这种惯性与魔咒，更进一步去思考那些不被众人所注意的暗隅里的人性呐喊呢？显然，贾平凹试图在《极花》(《人民文学》2016年第1期)这部作品中给出 一个新的答案——在中国城与乡的轮回之中，写出一部人性深处自我搏战与修复的信史才是作家的终极目标。

　　我不能猜度作者起名“极花”的真实意图，但是我能够从这部作品中听到作者对异化了的人性进行反讽礼赞的阴冷笑声，直至发出真心的地下笑声。这种 对恶之花的礼赞，在人性的层面上与司汤达的《红与黑》有着某种暗通之处，同时又与五四乡土小说的扛鼎之作《为奴隶的母亲》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但是，与上 述两部名著所不同的，恰恰是乡土的巨变在这两部中外名著所没能表现出来的时代内涵——人在两种文明的格斗中呈现出的是一种失重的状态——打个比方，就像 “极花”这种由植物变成动物，再变回植物的二次蜕变的过程，不正是小说“极花”的象征意义吗？如果将农村人比喻成植物，把城市人比作虫子般的动物。那么主 人公胡蝶进行的两次蜕变，最终开出的那朵绚烂的极花，就分明预示了对人性的另一极的深刻反思和褒扬，而非陷入了那种非此即彼的平面化的人性书写之中。这就 是作者将主人公胡蝶分离成客观的第三人称“他者”胡蝶和主观的第一人称的“我”的真实目的——让人物脱离作者和读者预设的轨道，在“庄生”与“蝴蝶”之间 游弋徘徊，才真正廓大了主题的内涵，向着哲学的高度攀升。这又不得不想起作者在20多年前创作的《废都》，如果那里的男主人公尚还在“庄生”与“蝴蝶”中 找不到那个可以抵达彼岸的自我，作者只得将人物进行“文化休克”的疗法，那么，在《极花》中，作者似乎找到社会文化的病灶，为这乡土文明的末世开出一服无 可药救的偏方。

　　贾平凹在处理艺术与现实人生关系时往往是隐晦地表达他自己的文学价值观，这次他却明确地阐释出了他对文学创作观念的价值立场：“我们弄文学的， 尤其在这个时候弄文学，社会上总是有人非议我们的作品里阴暗的东西太多、批判的主题太过。大转型期的社会有太多的矛盾、冲突、荒唐、焦虑，文学里当然就有 太多的揭露、批判、怀疑、追问，生在这个年代就生成了作家这样的品种，这样品种的作家必然就有了这样品种的作品。却又想，我们的作品里，尤其小说里，写恶 的东西都能写到极端，为什么写善却从未写到极致？很久以来，作品的一号人物总是苍白，这是什么原因呢？”带着这样的疑问，贾平凹实际上要解决的是百年来中 国人的文化基因问题，在明明是已经向旧有的传统农耕文明举行了告别仪式，却又始终摆脱不了现代性给我们带来的文化困惑呢？也许只能思考到这样一个层面： “而20世纪的中国，中华民国的旗是红色的，上有白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更是红色，上有五星，这就又尚红。那么黑色或红色，与一个民族的性格是什么关 系呢，文化基因里是什么样的象征呢？”毫无疑问，所谓红色是百年来文学倡导的主色调，那个“五四”的第一个10年确是揭露黑暗的年代，但是那是属于鲁迅的 时代。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也曾出现过一瞬间的揭露黑暗面的文学流星，但毕竟是昙花一现。黑色是20世纪的禁止色，在那布满红色的天空中，难怪诗人 们要在黑夜里用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明。红与黑便成为中国作家难以选择的二元色系，于是，许多作家便选择了中性或综合的色谱，灰色、赭色、棕黄、深蓝……凡 此种种，一是逃避红色的猎捕，二是躲避黑色的危险，往往是以艺术的名义规避良知的表达。

　　我并不以为贾平凹在《极花》中很好地完成了他所预设的对人性黑暗面的揭露，相反，我们在仅有的简单故事情节的描述中，甚至看到的是作者在黑色的 主色调中调和出了具有反讽意味的红色色系，他把自己称之为的“水墨画”浸染在一种浓厚的乡土风俗之中，透露出的是一种使人烦躁焦虑的色块。喋喋不休、絮絮 叨叨充满着乡土民俗的细节描写，往往使人陷入阅读的审美疲劳之中，然而，当我们将这些啰嗦的细节描写上升到形而上的哲学层面时，你就会发现，作者是在完成 一种外在与内在合一的文化作用力的塑造。

　　我始终在胡蝶的两种生活状态中进行着这样一种思考：一边是穷困、野蛮、原始、宁静的农耕文明；一边是奢华、文明、现代、喧嚣的城市文明。那个从 农村进入城市的少女胡蝶，哪怕是在收破烂的贫民窟里栖身也要追求现代物质文明的脚步，那一双从不离脚的高跟鞋，既是她对美的追求的象征，同时也是她试图摆 脱农耕文明枷锁的一种仪式。当她被拐卖绑架甚至被强奸时，表现出的强烈反抗与出逃的信念当然是一个人的正常心态，但是，作家并没有在常态的写作构思中止 步，其诡异的、独特的构思打破了人们的惯性思维方式。在亦真亦幻的描写中，作者又让主人公回归到了那个非人般的生活语境当中，用那个名字叫“兔子”的孩子 作为两种文明形态勾连的纽带，我想，这千变万化的社会与时代，最不变的就是人性，人性的力量是超越时代和文化的永恒价值。于是，作品在两种文明的挣扎中， 尤其是在二度循环中获得了对人性在常态与非常态下的真实描写，才能够显现出它的独特的价值意义。

　　贾平凹写了40年的乡土文学，总是在寻找新的突破口，我认为，他在形式上的变化再大也不会有太多创新，因为，人们看惯了他的艺术套路，尤其是陕 西的风俗民情的描写。而读者期待的却是他能否在这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里写出人性的大动荡来，显然，《极花》是具备了这样的主题素质的，但 是，作品被反反复复、絮絮叨叨的风俗与琐碎的细节所淹没了，而故事的情节却没有充分地展开，这是令人惋惜的地方。尽管作者已经砍去了许多文字，只保留了短 短的15万字(这是在贾平凹长篇小说中罕见的现象)，他“试图着把一切过程都隐去，试图着逃出以往的叙述习惯”，但是，正是过程的屏蔽，导致了阅读的障 碍，跳跃性的描写往往陷入了无谓的场景细节描写之中而不能自拔。作者明明已经意识到了主题内涵的重要性，但又忽略了对它更加深刻的发掘。“我几十年写过的 乡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们习惯了的精神栖息的田园已面目全非。虽然我们还企图寻找，但无法找到，我们的一切努力也将是中国人最后的梦呓。”作为一个艺 术家，我们不能要求他像理论家那样去直陈社会和时代的好与坏、利与弊，因为他们是用“曲笔”来表达情感的，但是在情感的表达中，我们足可见出作家的价值观 念的优与劣、高与低的。亦如贾平凹自己所言：“当今的水墨画要呈现今天的文化、社会和审美的动向，不能漠然于现实，不能躲开它。和其他艺术一样，也不能否 认人和自然、个体与社会、自我与群体之间关系的基本变化。”就此而言，《极花》要表现的思想内涵是再明确不过了。

　　在长篇小说一步步远离社会和时代的今天，胡蝶们的悲惨遭遇固然值得我们深思，但是更加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却是：胡蝶们在文化巨变的时代潮流之 中，她们能够蜕变成一个什么样的蝴蝶呢？我们从她们身上能够体验到现实的困厄吗？我们从她们的体味中能够嗅到未来文化与文明的胎动吗？

　

　　创作谈

“写到这一个，也只是写了我而已”

贾平凹

　　十年前一夏无雨，认为凶岁，在西安城南的一个出租屋里，我的老乡给我诉苦。他是个结巴，说话时断时续，他老婆在帘子后的床上一直嘤嘤泣哭。那时的蚊子很多，得不停地用巴掌去打，其实每一巴掌都打的是我们的胳膊和脸。

　　人走了，他说，又回，回那里去了。

　　那一幕我至今还清清晰晰，他抬起脑袋看我，目光空洞茫然。他说的人，就是他的女儿，初中辍学后从老家来西安和收捡破烂的父母仅生活了一年，便被 人拐卖了。他们整整3年都在寻找，好不容易经公安人员解救回来，半年后女儿却又去了被拐卖的那个地方。事情竟然会发展到这样的结局，是鬼，鬼都慌乱啊！他 老婆还是在哭，我的老乡就突然勃然大怒，骂道：哭，哭，你倒是哭，你妈的X哩，哭！抓起桌子上的碗向帘子砸去。我没有拦他，也没一句劝说。我终于弄明白了 事情的原由，女儿回来后，因为报纸上电视上连续地报道，社会上都知道了他女儿是那个被拐卖者，女儿被人围观，指指点点，说那个男的家穷，人傻，说她生下了 一个孩子。从此女儿不再出门，不再说话，整日呆坐着一动不动。我的老乡担心女儿这样下去不是要疯了就是会得大病，便托人说媒，希望她能嫁到远些的地方去， 有个谁也不知道女儿情况的婆家。但就在他和媒人商量的时候，女儿不见了，留下个字条，说她还是回那个村子去了。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一直没给任何人说过。但这件事像刀子一样刻在我的心里，每每想起来，就觉得那刀子还在往深处刻。我始终不知道我那个老乡的 女儿回去的村子是个什么地方，10年了，她又是怎么个活法。我和我的老乡还在往来，他依然是麦秋时节了回老家收庄稼，庄稼收完了再到西安来收捡破烂，但一 年比一年老得严重，头发稀拉，身子都佝偻了。这几年再见到他了，却再也没提说过他女儿。我问了句：你没去看看她？他挥了一下手，说：有啥，看，看的？他不 愿意提说，我也就不敢再问。以后，我采风去过甘肃的定西，去过榆林的横山和绥德，也去过咸阳北部的彬县、淳化、旬邑，那里都是高原，每当我在坡梁的小路上 看到挖土豆回家的妇女，脸色黑红，背着那么沉重的篓子，两条弯曲成O形的腿，趔趔趄趄，我就想到了她。

　　留神了起来，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总能看到贴在路灯杆上的道路指示牌上的公用电话亭上的寻人广告，寻的又大多是妇女和儿童。这些失踪的妇女儿童，让人想得最多的，他们是被拐卖了。社会在进步文明着，怎么还有这样的荒唐和野蛮，为什么呢？

　　中国大转型年代，发生了有史以来人口最大的迁徙潮，进城去，几乎所有人都往城市拥聚。而偏远区域，那些没能力也没技术和资金的男人仍剩在村子里，他们依赖着土地能解决着温饱，却无法娶妻生子。

　　我是回乡知青，我想，去到了农村就那么不应该吗？那农村人，包括我自己，受苦受难便是天经地义？拐卖是残暴的，必须打击，但在打击拐卖的一次一 次行动中，重判着那些罪恶的人贩，表彰着那些英雄的公安，可还有谁理会城市夺去了农村的财富，夺去了农村的劳力，也夺去了农村的女人？谁理会窝在农村的那 些男人在残山剩水中的瓜蔓上，成了一层开着的不结瓜的荒花？或许，他们就是中国最后的农村，或许，他们就是最后的光棍。

　　这何尝不也是这个年代的故事呢？

　　现在的小说，有太多的写法，似乎正时兴一种用笔很狠的、很极端的叙述。这可能更合宜于这个年代的阅读吧，但我却就是不行。我一直以为我的写作与 水墨画有关，以水墨而文学，文学是水墨的。坦白讲，我自幼就写字呀画画的，喜欢着水墨画，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的文学的最初营养，一方面来自中国戏曲和 水墨画的审美，一方面来自西方现代美术的意识，以后的几十年里，也都是在这两方面纠结着拿捏着，做我文学上的活儿。

　　2014年的漫长冬季，我一直在做着写《极花》的准备，脑子里却总是混乱不清。直到2015年春天过去了，夏天来了，我才开始动笔。我喜欢在夏 天里写作，我不怕热，似乎我是一个热气球，越热越容易飞起来。我在冬天里乱七八糟的想法，无法完成于我的新作里，或许还不是这一个《极花》里，但我闻到了 一种气息。

　　我开始写了，其实不是我在写，是我让那个可怜的叫着胡蝶的被拐卖来的女子在唠叨。她是个中学毕业生，似乎有文化，还有点小资意味，爱用一些成语，好像什么都知道，又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就那么在唠叨。

　　她是给谁唠叨？让我听着？让社会听着？这个小说，真是个小小的说话，不是我在小说，而是她在小说。兴许是这个故事并不复杂，兴许是我的年纪大 了，不愿她说个不休，该用减法而不用加法。15万字着好呀，试图着把一切过程都隐去，试图着逃出以往的叙述习惯，它成了我最短的一个长篇，竟也让我体验了 另一种经验和丰收的喜悦。

　　面对着不足300页的手稿，我给自己说：真是的，生在哪儿就决定了你。如瓷，景德镇的是青花，尧头(在陕西澄县)就出黑釉。我写了几十年，是那么多的题材和体裁，写来写去，写到这一个，也只是写了我而已。

　　但是，小说是个什么东西呀，它的生成既在我的掌控中，又常常不受我的掌控，原定的《极花》是胡蝶只是要控诉，却怎么写着写着，肚子里的孩子一天 复一天长着，日子垒起来，那孩子却成了兔子，胡蝶一天复一天地受苦，也就成了又一个麻子婶，成了又一个訾米姐。小说的生长如同匠人在庙里用泥巴捏神像，捏 成了匠人就得跪下拜，那泥巴成了神。

　　2015年7月15日的上午，15万字画上了句号，天噼里啪啦下着雨，一直下到傍晚。这是整个夏天最厚的一场雨，我在等着外出的家人，思绪如尘一样乱钻，突然就想起两句古人的诗。

　　一句是：沧海何尝断地脉，朱崖从此破天荒。

　　一句是：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