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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时代戏弄的普通人(木弓)

——读黄志雄长篇纪实文学《知青家长李庆霖》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6年02月02日13:19 来源:中国艺术报 木弓

  作家黄志雄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历尽千辛万苦,实现了一个工程浩大的写作计划——创作了长篇纪实文学《知青家长李庆霖》 。这是一部有思想分量的纪实文学作品,也可以说是当前中国纪实文学的力作。这部作品所有的思想分量都来源于一个沉甸甸的历史人物被作家写真实了,写活了,写出了一种人的命运感,写出了历史的力量。主人公李庆霖,只是一个普通人,只能说是个小人物,但他却与一个大时代的风云联系在一起,使他看上去成了重要的人物,举足轻重的人物。正因此,他悲剧性的命运就注定了。作品紧紧抓住他从给毛主席写信,到成为“反潮流斗士” ,到阶下囚这条线索,展开了他短短几年人生的描写,就是要突出这样的主题——一个被时代戏弄的小人物的历史悲剧。

  小人物、草根人物与大时代、大历史的关系,许多人通常会动用“宿命”这个概念,认为许多结局是命中注定的。相信读过这部作品的人,也会更多地挖掘李庆霖这个普通人身上的“宿命”因素,从中找到对历史神秘性的注解。但是,当我们读进去许多历史细节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作家并没有仅仅或简单把人物捆绑在“宿命”关系上,而是在看上去很零散的历史材料中,找到人物与时代关系那种必然性,从而正确深刻思考历史。

  一个历史的拐点,被一介草民无意间捕捉到了。那就是,个性比较耿直的小学老师李庆霖为改变当知青的儿子的艰难生活,鼓起勇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求助信,而毛主席还真的回了信,还寄了三百元钱。其实,通信人双方当时都没意识到,一场伟大的知青运动,就这样四两拨千斤一般改变了走向,向着终结的方向进展。千千万万的知青痛苦的命运被改变了。应该说,李庆霖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如果不是他的这种冲动,也许,改写历史的机会永远不会到来。李庆霖因此得到了“知青家长”的称号。

  成也因他的个性,败也因他的个性。混乱而无法管控的后期“文革” ,给人们一个假象,也把人们的思想带入深深的误区,那就是靠破坏一切就能改变历史,创造历史。尝到甜头的李庆霖面对一介草民靠一封信、一邮票就能如此影响国家上层建筑的现实,自然深信不疑,视为真理,非常享受。当他主动把自己的个人行为升格为“反潮流”时,就不再是“知青家长” ,而是“反潮流斗士” 。他和“四人帮”搞在一起是必然的,他走向自己理想的反面也就是必然的。

  一个普通人,一夜之间就站到时代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的确是个传奇,的确让人兴奋冲动,幻想浪漫。但是,现实生活的规律根本不是传奇,也没有浪漫幻想。在不长的政治生涯里,李庆霖完全不掌握政治生活圈的规则、规矩、规律,完全不顾及其中的种种复杂的关系,一意孤行。他以为,一个造反派得势,就能代替国家机器的运转。国家的时钟看上去是停摆了,但国家还在,意识形态还在发生作用。李庆霖根本看不透这里的玄机。也没有能力看透这种政治玄机。他以革命的名义,无私地巻入运动,无私进行“反潮流” ,和所有现实的破坏者们一起陷入混乱的绞杀之中,结果像小丑一样可笑。这是因为,他根本无法知道,“文革”已经进入后期,历史正在进入调转船头的黑暗前夜。一个小地方的“革命者” ,收不到这种信息。他可以靠写信创造奇迹,但不可能再靠写信重新出现奇迹。他不是神,只能一无所知,只能走向溃灭。这就是他个性选择的必然结果。

  作者以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以纪实文学独有的文学手法,深入挖掘出李庆霖心灵深处的种种矛盾冲突,深入挖掘出人性中的优势与弱点,写出了一个个性突出而多面的李庆霖。没有丑化他,没有把他妖魔化,而是把他当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来写,把人物放到时代潮流的现实中去描写,去分析,去揭示人与现实、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他的发展历程,看他的现实表现,看他在历史上的独特性,从而能够真实正确认识和评价人物,还原历史真实,还原时代风貌,也因此能启迪我们的思想。在这么一个偏激的时代,李庆霖是无法正确把握自己的。我们所有的人都无法把握自己,也不能指望一个突然成为时尚人物的小学教师能把握住自己。在这样的现实冲击下,他必然要扭曲自己的人性,扭曲自己的道德来维持自己与现实那种让人激动但严重畸形的关系。在这里,李庆霖完全不由自主地走向自己本来很质朴的道德人性的反面,也站到了正常社会的对立面。他性格中潜在的负面因素被现实激发出来了,从伟大的“知青家长” ,成了一种社会公害,成了历史的罪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庆霖是被这样的时代戏弄了,毁掉了。

  因此,他成了一个纪实文学的典型人物,一个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中的小人物的典型。在当代纪实文学中,我们还很少读到这样认真严肃剖析具有多面性的普通人物的作品。在几近疯狂的巨大的历史力量面前,人性如此扭曲,如此变态,如此荒诞,如此无能为力,如此具有悲剧性。在这部纪实文学中,这种历史力量与人性之间的强烈冲突被鲜明地表现出来了。在这里,我们并不否认,作家对小人物李庆霖有着深切的同情,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小人物的命运反思“文革”否定“文革” ,这就是这个人物的价值所在,也是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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