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诗学”视域下的小说文体研究(赵振杰)

　　由郭宝亮、李建周、周雪花、王丽杰合著的《新时期小说文体形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是一部以文化诗学为基础方法论，从文体学角度探讨新时期小说文体形态的学术研究专著。该书坚持“从文本中来，到文化中去”的研究思路，在对新时期小说广泛而深入的阅读基础上，总结归纳出四类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小说文体形态，即“谐谑—狂欢体”“象征—寓言体”“诗化—散文体”和“新成长—自传体”。全书共分四章，每章分别对应一种小说文体形态。作者既做宏观层面的文体演化逻辑分析，又进行了微观层面的文本诸要素解剖，从而把小说文体学研究夯凿在坚实的文本细读基石之上，不仅规避了理论焊接文本和主观印象式批评的风险，同时有效地打通了小说内部与外部、形式与内容、文本与文化之间的界限，自觉实现了文学“本体”与“功能”之间的平衡，成功激活了文化阐释的新的批评范式。

　　郭宝亮作为课题项目主持人及第一作者，为该书明确了基础研究思路和编写架构。全书按照“文本—文体—文化”的研究路径，通过对文学作品中的语言特色、叙事方式、结构形态、审美意象等构成要素，及其背后的文化语境、思想逻辑等意识形态内涵的系统梳理与细致剖析，为新时期小说文体研究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或参照。其中不少章节都清晰地体现出作者“文化诗学”方法论的自觉和创造性细读的才能，例如，“生存困境与生命诗学的纠结”“文化意识与民族寓言的冲撞”“历史碎片与语言狂想的交织”之于“象征—寓言体小说”，“美的生活追求”“诗意的栖居”“文化意蕴的多层次表达”之于“诗化—散文体小说”等，都有意识地扬弃了西方文体学把文体拘囿在语言学单一范围内的狭隘观念，而将文体看成一个思想与话语共在的有机整体，并通过从形式到内容的层层剥笋式的研究范式，深度勘探了以语言为核心的文本体式背后所折射出的作家体验方式、思维向度和精神生态，以及作家所处的时代社会场域和历史文化语境。

　　“文化诗学”在文艺理论研究领域倡导已久，然而真正意义上成熟的学术实践却凤毛麟角，并非学者对此重视不够，很大程度上缘于该方法论操作难度较大。正如“文化诗学”理论提出者童庆炳先生所言，文化诗学涵盖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两个层面，兼及语言、审美、文化三个向度，“一方面它向微观方面拓展，关联着语言学、心理学、修辞学、叙事学等；另一方面它也向宏观方面展开，与哲学、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宗教学、经济学等多有交叉。”跨学科研究无疑是研究者必须面对的挑战。而且，“新时期小说文体研究”同样具有较大的实践难度，它不仅涉及文学史上多位作家的多部作品，同时需要将文学的语言本体和生存本体进行有机融合，以期实现文学自律性和他律性的统一。由此可见，在文化诗学视域下开展新时期小说文体形态研究可谓是难上加难。郭宝亮等四位作者迎难而上，在大量阅读作品并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长期自觉的学术演练，真正确立了由表及里、从形到神的“文化诗学视域下的小说文体形态研究”理论体系及操作指南。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虽由多人合作完成，但在宏观格局上依旧做到了整饬有序、缜密有致。四位论者在同一方法论指导下，呈现出色彩斑斓的个性特征。他们的诸多见解都颇具创新性和启发性。例如，在阐述新时期“笑闹类”小说文体时，郭宝亮并非一味照搬照抄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而是结合具体的文本实际，提出了“谐谑—狂欢”这一组合式概念，并指出，“谐谑”强调的是“笑”，“狂欢”突出的是“闹”，在此类新时期小说中，有些笑多闹少，有些闹多笑少，有些则又笑又闹，“谐谑—狂欢体”旨在扩大该文体的阐释范围，强化其演化创生的过程性；李建周在论及“象征—寓言体小说文化逻辑”时，除了创造性地归纳出此类作品三种不同向度的特质外，还深刻揭示出“象征—寓言体”小说与现代社会体系的内在对应关系；在论述“诗化—散文体小说的语言形态”时，周雪花所总结的“雅趣”“情趣”“理趣”三大特征也令人耳目一新。

　　综上所述，该书确是一部货真价实的学术著作，它体现了一种新的研究视野与方法，能够读到这本书的读者定会从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