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点”的史诗(白烨)

　　近期读党益民的纪实作品 《根据地》，不仅感觉意外良好，而且很是喜出望外。作者在全面占有历史资料，充分吃透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把主要人物放在外御顽敌、内抗干扰的尖锐而激烈的矛盾冲突之中，既写出了创建陕甘根据地艰苦卓绝的坎坷历程，又由挫折中的奋起，斗争中的进取，塑造了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代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全景式再现了陕甘这块“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栉风沐雨、坚不可摧的历史图景。如果说这块根据地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要“拐点”的话，那么，党益民的这部有声有色的《根据地》，就是可歌可泣的“拐点”的史诗。

　　以革命领袖为主角，以革命历史为题材的文学写作，与党史类著作相比较，别具叙事故事化，人物形象化的优长，因而读来引人入胜，读后启人思忖。党益民的纪实作品《根据地》一作正是这样，在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真情书写上，它不是史书，却胜似史书，别具精神的感召力与文学的感染力。

　　《根据地》在描写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过程中，大笔如椽地揭示了交织在这一过程中的激烈的外部战斗和残酷的内部斗争。对于刘志丹等人的革命活动，国民党反动派既煞费苦心地以特务手段设置眼线，暗中追杀，又大张旗鼓地与正规军队围追堵截，伺机追剿。单是应付这种外部顽敌的频仍进攻，刘志丹等人已是荆棘载途，危在旦夕，但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干扰与破坏，更令人猝不及防，难以应对。作品如实地描写了省委特派员李杰夫，省委书记杜衡等人因坚持执行王明的冒险主义路线，不顾我弱敌强的巨大反差，强行命令势单力薄的部队南下关中，攻打城市，结果导致宝贵的革命力量严重受损，南下的队伍几乎全军覆没，而根据地也被迫几次转移的惨痛实情。可以说，这种来自党内上层和阵营内部的瞎指挥和乱折腾，才是刘志丹等人面临的最大挑战，根据地遭遇的最大危机。

　　然而，正是在这种与外部敌人和内部对手相互交织的双向斗争和两种较量中，才格外显示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坚韧的革命意志，高超的斗争策略与丰富的领导智慧，并历史性地形成坚强而有力的领导核心。他们在一次次的打击中重新奋起，在一次次的失败中重振旗鼓，不仅从不减敛革命的信念和奋斗的热情，反而经由这种苦难的遭际和挫折的磨练，使得他们有了更多的教训，也获得更多的经验，相对稳定的领袖群与相对稳固的根据地，终于赢来了1934年底南梁根据地的崭新局面与极大发展，使红军武装发展到两千七百多人，并组建了民选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从而作为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为结束长征而无处落脚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可靠的“落脚点”。因而，无论是从党史、军史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中国革命史、现代史的角度来看，陕甘和陕北革命根据地，都堪为中国历史紧要关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拐点”，有了这个“拐点”，才有后来的延安，才有再后来的西柏坡，中国革命由此开创了全新的局面，走进了全新的阶段。在这个意义上，对于陕甘、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与重要贡献，怎么评说都不过头，怎么估价也都不过分。

　　因为故事里流淌着历史，历史里跃动着人物，人物里洋溢着精神，精神里诉说着革命，《根据地》 既是一部生动的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史，又是一部形象的革命领袖的群像谱。这样的作品真正称得上是“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因而值得认真品读，委实难能可贵。

　　(《根据地》党益民/著，太白文艺出版社2015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