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样的“病房”(潘逸飞)

　　白玫瑰与红玫瑰，白蛇与青蛇，圣洁的妻子与热烈的情妇。这样的故事，我们见得不少，在艺术作品中，在名人轶事间，在现实生活的缝隙里。

　　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的晚年之作《特殊病房》亦如此。暴风雪夜，保险业成功人士莱曼在莫根山翻车，被送往当地医院。两位妻子前来探望，惊异地得知彼此的存在。经历了争吵、争夺、崩溃、反思，甚至失态与癫狂之后，妻子们在仇恨中相互理解、怜悯，同时离开，好像各自举起了一只空杯——干杯——叮当一响，没有发出回声。醒来的人不知去向，留下莱曼，在欲望、孤独和黑暗中，等待……

　　由国家话剧院演出的《特殊病房》一戏，带有90后青年导演赵以与主创团队独有的构思与风格。全剧以莱曼的辩解串联起一条波涛汹涌的内在主线，无论是法律认为重婚罪没有受害者，还是这个“成功男士”自以为给了两位女士财富、虚荣、名分、孩子、家庭、床笫之欢，他始终为自己辩解。从某种角度说，他在内心认可自己是伟大的施与者，这是他重婚的道德前提。此外，对双重人格(安分的和冒险的)的探索，是他重婚行为的潜意识支配力量。与其说，他在两个女人之间摇摆，不如说，他在两种生命状态中流连。在戏剧之外，莱曼亦不接受观众的道德审判。审判是一种泾渭分明的态度，而生活是一场错综复杂的无奈与玩弄。戏剧只是简单地抛出问题：谁都可能遇见下一次心动，设身处地，你将如何？

　　试图回应这个问题前，剧作家将生活的一切真相放在观众面前，两个女人的撕扯、企图互换角色、软弱而疯狂的和解，是戏剧张力所在。这两个女人的苦痛不完全来源于爱情的毁灭——虽然她们都曾说：“莱曼，你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她们的痛苦，更来源于欺骗，来源于突然发现有一个人在分享自己对爱情的回忆。或者说，忽然之间，这份爱情成了可复制的，所有的礼物、姿势、呻吟、甜言蜜语，是可复制的。当这种背叛的羞辱投射到回忆里，所有心生疑虑后的信任都成为洞察蛛丝马迹后的愚蠢，坍塌的就绝对不仅仅是爱情。

　　她们成为素不相识却暗中较量多年的死敌，而让这对死敌看似和解却无法最终和解的理由却是那么柔软的倒刺——相同的受害者身份和作为母亲角色的同理心。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写过，一夫一妻制家庭产生的唯一目的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的社会延续。当这种契约被破坏后，被撕碎翅膀的母燕最终只面临一个问题——她们还要不要争夺这只将一切撕碎的公燕，去维护那个被撕碎的巢穴名义上的完整？于是，戏剧又简单地抛出另一个问题：谁的另一半，都可能遇见下一次心动，设身处地，你将如何？

　　两个对立面，涵盖了所有人。当一切生活的真相纤毫毕见，观众面对的就不再是站在道德制高点的审判，而是将心比心的抉择。J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