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作品的回看率(徐江)

　　流行音乐里的“回看率”

　　最近几次，在不同场合与人对谈或笔谈，都不知不觉在围绕文艺作品的“回看率”这个圆点。

　　比方我建议喜欢听民谣和摇滚乐的年轻朋友，尽量多去听听英语流行歌，体会一下其内在的流派、审美丰富性，以及精致词、曲。也正是这些，造就了许多被视为“世界性经典”的流行歌曲目。从“甲壳虫”乐队、“地下丝绒”乐队、“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到“齐柏林”乐队、“邦·乔维”乐队、“U2”乐队，再到“山羊皮”乐队、“酷玩”乐队、“海鸥”乐队……一波又一波的年轻艺人，前仆后继，带来他们对美和生命的不同理解，带来他们对艺术的探索和历险，而摇滚乐乃至整个流行歌文化，就是这样在岁月和青春的叠加与努力下，壮大、丰满起来的。

　　当人们今天看到、听到晚年的鲍勃·迪伦、麦卡特尼、尼尔·扬、罗纳德·科恩、艾伦·帕克、查理·兰保夫脸上沧桑的褶痕、唱片里日趋浑厚低沉的嗓音时，伴随而来的还有记忆和音频里，那些稚嫩、朝气且不乏挑衅、恶作剧的歌声。沉稳的老艺术家与冲劲十足的年轻艺人，这近乎于两极的特性，奇妙地通过同一个演唱者展现在眼前，不会令人厚此薄彼，只会让人感慨岁月对艺术的点拨，人生对艺人的打磨。

　　除非基于特殊的技术方面的挑剔，几十年前的作品，依然能在今天唤醒听者的感受，且不会笑话自己年少轻狂，或口味粗糙。这大约是英语流行歌经典，和汉语本土流行歌的最大区别。最近在微信上看到有人在宣传我国台湾的歌手胡德夫，说是另一位当代殿堂级歌手听完流泪了。我个人虽然对胡德夫的歌没太大共鸣(相比之下，我倒更容易被年代更早的北师大学长王洛宾，以及比胡稍早的李泰祥的歌打动)，但在华语流行歌里，能被人视为艺术家，在多年以后还能撼动后辈同行的心弦，这样的歌者也算屈指可数了。尤其是在近三四十年，除了一个罗大佑，许多曾经的才子都自沉或被淹没进岁月的长河里了。即使可敬的、能在理念和技术上与时俱进、一直逆潮屹立的崔健，那些深深刻入听众记忆里的歌目，其水平的参差也会随时间而渐渐放大。

　　艺术标尺：常看常新

　　回看性的要求对于当代文艺作品来说是最难的，有时会凸显出一个艺术家身上的自我矛盾。张艺谋的《红高粱》、《活着》、《有话好好说》重看没问题，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和《荆轲刺秦王》重看没问题，但他们后来的一系列作品就不好说了。贾樟柯的《小武》可以，《天注定》也能禁得起看第二遍，但从《站台》到《三峡好人》似乎就很难在“回看度”上进行测评。这些作品在反响上的起伏，肯定折射了创作者精神深处的某种起伏、转向。但为什么导演们必须在时代面前起伏、转向呢？这样的问题不止留给电影史研究者，也留给其他志在缔造伟大文艺作品的创作者。想一想那些离我们这个时代很近的伟大导演，他们即便在创作主题、作品属性(文艺或商业)方面产生转向，也并不影响作品的回看性，对比一下波兰斯基、肯·洛奇、迈克·雷或诺兰……这些迥然不同的导演，他们的早期影片和巅峰期影片，基本上都能在这方面交出满意的答卷。

　　如果从赛珍珠算起，好像所有与我们这块土地有关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得奖演说基本都比作品写得更具高度和普世性。除了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和他的早期中短篇，所有与中国元素有关的诺奖得主小说，很难说在回看率上令人满意。巴尔扎克、莫泊桑、曹雪芹、鲁迅、川端康成之所以在汉语读者眼里伟大，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进入了语文课本，或是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文字畅晓、不晦涩，耐看、经看、每看往往使读者萌生新的心得，这才是文学的价值所在。而这，对于近几十年的 “茅奖”、“鲁奖”、各色国际奖的得奖作品，乃至争议中落选的作品来说，未尝不是一个更严格的标尺。甚至有可能是最靠近文学史的标尺。

　　对写作“无所求”

　　伟大灵感才能降临

　　传统的文艺在信息无限膨化成碎片、趣味无限切割成时段的年代，日趋小众化是大势所趋。对于创作者而言，这里面不存在“甘不甘心”的问题，而存在能否“顺天应时”的问题。何谓“应时”？关注和反映自己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并用形象记录下它们，而不是像个媒体时评员一样，整天对着市井新闻热点发居委会大妈式的喜怒哀乐议论。何谓“顺天”？尊重人类各学科无限分工、细化，趣味与受众无限细分这一大的规律。不要像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们，总是埋怨“理想的时代已经过去”，以发出“伟大的某某年代”不再的感慨作为自己懒惰的遮羞布。对于文学、文艺来说，“伟大的年代”从来不是“伟大作品”诞生的必填项。有时候，换一种思考方式是能解脱不少执念与误解的。比如，当作家们因为看不到自己的行业收益，可以接近欧美同行(其实这里面也可能存在了自我期许过高等因素)，转而开始羡慕编剧的时候，他们一方面让自己的职业目标离个性化创作本身更远了；另一方面，却靠近了当年施耐庵、蒲松龄、曹雪芹们创作伟大巨制时所需要的自由度。写作不一定能被写作者用来当作改善生存境遇的手段。当你对“写作”这一行为真的达到“无所求”的时候，伟大的灵感或许才能真的降临。

　　在新的时代，诗人朗诵早就不再需要广场了，落伍的俄罗斯式朗诵情结，早已被艾吕雅、庞德乃至勃莱们的“咖啡馆-学院”式原创朗读与争论所取代；所有的舞台剧也早已告别万人空巷了，连欧洲的殿堂级戏班子也只能跑到中国来寻求演出资助，好继续完成他们时长五六个小时的极限剧场游戏。在今天，所有有着悠久历史的艺术，它们的爱好者可以默默地在每个城市的一隅咀嚼自己的狂热，但诅咒自己的时代，绝不是创作态度上的积极表现。连足球明星都会说出“我不会往自己的碗里吐口水”这样绝好的台词，创作者更不能，因为所有创作者的委屈，都是用来去酿造艺术的美酒的。

　　最为耐人品味的果实，往往是在寂寞和寂静里成长的。它们必须悄悄成熟，于无声处。然后，等岁月懒洋洋走来，给它们戴上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