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蒂古丽的《百年血脉》：记忆的秘穴(王敏)

　　2014年，帕蒂古丽的长篇小说《百年血脉》出版，在文坛引起不小的轰动。此前她写过《隐秘的故乡》等散文作品。这部小说将她自身成长的现实经 验借助文学表述的方式，以五代更迭的叙事建构，通过塑造家族中多个“混血儿”的形象，“醒目”地完成了一个多元文化交融一体、族际交流血脉相连的家族志撰 写，并隐喻式地点明过于封闭的文化观念与病理式人格的关联。作为她的首部长篇，我很为这部作品的最终面世而感到高兴。我以为这是一部打破静默的书，它以一 种可贵的人文品质，以半自传的家族志叙述方式，对当下中国颇为复杂的边疆族群交往交融以及文化变迁主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使得新疆历史以来复杂的族群变迁 中始终静默无声的“混血儿”经验得以呈现公众视野。尤为难为可贵的是，这种颇为艰难的半自传似的故事讲述，出自一位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新疆籍维吾尔族女作 家的叙述。当然，更为重要的恐怕在于，这部小说也是中国当代为数不多的书写新疆多民族“混血儿”形象的一部作品，它的成功之处也在于对“混血儿”群体矛盾 心理、内部的家族分歧以及在多元冲突对立的价值观间寻找平衡过程的揭示。

　　需要说明的是，帕蒂古丽在任何场合毫不讳言她的血统出身以及自身家世与她作品之间的关联，为我读解这部作品带来了许多评论的“现实压力”，也为 一个女性作者愿意真实地面对自身复杂的命运，敢于解剖自我的叙述勇气感佩不已。一直希冀新疆的叙事文学作品中能够出现书写多民族“混血儿”形象的作品，哪 怕是以虚构的方式呈现这个群体不确定的身份、不确定的文化传统所导致的他们对生存状态的怀疑、矛盾、拒绝与承认的过程，也不啻是对当代中国真实面向或曰当 代中国真实身份的一种积极建构。因此，当现实境遇中作为“混血儿”作家的帕蒂古丽真实地书写自身的家族秘史时，甚至是超出我的阅读期待的，像是打开中国当 代文学边疆身份中另一扇久闭的门。

　　记得亚伯拉罕和托罗克在《壳与核》中提到“秘穴”这个概念，认为这是一个将无法忍受的经验、记忆或秘密围阻起来的心理空间。我以为，这部《百年 血脉》是帕蒂古丽的记忆秘穴，也是她所代表的许多处于族际认同间、代际对话颇为艰难的群体的心理秘穴。这个秘穴所诞生的故事中，“我”的太外公、“我”的 外公、“我”与“我”的儿子麦尔丹是具体生活情境里命运现实的选择；而“我”的外婆、“我”的父亲、“我”的前夫、“我”的女儿苏菲娅却是家族历史叙述中 血统认同下挥之不去的幽灵；“我”的母亲、“我”的姐姐、“我”的小舅则是“现实选择”与“历史幽灵”相遇后遗留下的个体创伤，他们在小说里的命运也是或 疯癫、或消失或蹉跎了30年。的确，就像金庸笔下的萧峰时刻为选择个体身份的归属而焦虑苦恼一样，作为“混血儿”的共同命运，便在于如何穿过历史幽灵与现 实选择交织而成的“认同幻影”，走出记忆的秘穴，如小说章节题目所预示的，如何在“迁徙”、“定居”、“逃离”、“融合”之后重新把握自我的人生走向，为 一个处在文化夹缝状态的主体寻找合法的文化归属与社会认同。我想，这也是这部小说文本叙事之外的社会意义所在。

　　“我”的母亲在随“我”的太外公、外公、外婆以及“我”的舅舅、姨姨们逃荒来新疆的火车上，因为没有及时抓住“我”的“舅舅”掉出车外的身体， 致使后者死亡而发了疯。“我”的外婆因此从未原谅过她，并与“我”的太外公一起做主将她嫁给了并不同族的、比她大22岁的“我”的父亲。她始终沉浸在自责 与对真实世界的无所适从中，她惟一感知自我存在的方式便是生育了“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无疑，疯癫的母亲是这个家族中不可言说的秘密。她的疯癫既延 续着“我”的外婆有关“坏血”(不纯的血统)的家族诅咒，也意味着她在“我”父亲所主导的家庭关系中长期处于缄默与失语的状态。对“疯癫的母亲”、“缄默 的母亲”的认同与否影响到“我”与兄弟姐妹的情感联系，并在深层意识中影响到“我”的婚姻选择以及“我”对子女的教育。小说中多次描写到“我”与“我”的 兄弟姐妹面对这位疯癫母亲时所产生的复杂认同。

　　面对自己“隐晦的母亲”，承认她，克服对“受到损害”的母亲的恐惧，寻找属于自己的，既超越父权制又超越“受损”母亲范围和限制的母亲形象，从 这个意义上看，这本小说也可以被视作一部“我”的寻母之旅的小说，“我”如何选择置身于混杂文化的生存之中，面对来自“单一文化”环境的女儿完成此前并未 有成功经验示范的母亲角色的塑造。小说的结尾，“我”的寻母之旅最终以向父亲回归而告终。“我”的母亲消失在边城寻而不得，就像是被这个家族占主导地位的 父权文化所放逐，“我”离开边城前往浙江生活，完成“我”作为母亲身份的转型。2014年，“我”回到父亲的家乡喀什，似乎在历经身份的迷失、文化的冲撞 以及寻母的困惑之后，再次理解并认同了“我”父亲的生活。作为一个混血的女儿，“我”既是“我”母亲的女儿，也是“我”父亲的女儿。

　　母系的血脉是《百年血脉》中非常重要的脉络，从“我”的外婆到“我”的母亲再到“我”，它的影响无处不在。然而，纯正的血脉从“我”的外婆嫁给 “我”的外公后，便开始不纯了。“我”的母亲因为疯癫，未能对同样身为混血儿的子女在文化适应上做任何有效的引导与经验示范，这使得“我”在面对“我”与 前夫的女儿苏菲娅时，对她由一种单一文化环境突然转向一种多元文化环境所出现的不适应，只能表现出情感上的理解，却未能树立起母亲的权威，而“我”在婚姻 上的“离经叛道”则使得“我”对女儿的教育更丧失道德的优越感。

　　对于混杂文化处境中的个体生存，“我”与“我”的母亲一样，处于失语的地位。“我”的第二次婚姻像是对女儿父亲背叛最为确凿的证据，而这次婚姻 的跨族性质，又使得女儿有关信众的“纯血统”认知受到冒犯。若非以内地优质的大学生活加以交换，苏菲娅绝不会离开她的父亲和继母。这使得“我”在说服有着 强烈父系认同的女儿适应内地生活，如何在对异质文化的适应和认知中，打开心扉、解放思想的对话中败下阵来。

　　小说在处理母女间涉及“血统纯净”以及“信仰纯洁”的争执时，往往以母亲“我”的相对无语以及大篇幅的“心理描写”结束。的确，无论在小说内 外，有关混杂文化身份的讨论都是一个颇感棘手的话题，就社会环境与理论准备而言，一方面我们的确已经身处一个“既是此又是彼”无限关联的世界之中，城镇化 与全球化正在使跨族际跨国界移民的文化身份成为热点；另一方面，在涉及有关移民文化身份，尤其是跨族际移民文化身份的理论讨论尚显准备不足，对该问题的讨 论尚需呼吁更多学术探讨的空间。就混杂文化个体而言，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目前只有海外流散文学与移民文学的创作与讨论公开涉及到族际交往与移民个体文化混 杂身份的建构等话题，而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创作中对于大陆多民族“混杂文化”个体文化身份的讨论仍然是一个有待生成的过程。

　　《百年血脉》中最大的伏笔也是小说最深刻之处，在于对“我”的家族身份血统起源的解构，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解构本身也是对一种混杂文化身份个 体认同的积极建构。不难发现，小说中，历史与当下身份认同间的纠葛借由“我”的外婆、“我”的女儿与“我”的外公、“我”之间的观念分歧，构成了这部小说 情节的叙事张力。尽管在有关混杂文化个体身份的建构过程中，家族血脉中的历史幽灵屡屡出现，但当我们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来考量一个民族、一个区域的文 化身份时，我们很难“板上钉钉”地说，你从来就是你所是，而不能是你所不是。又或者，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关这个混杂个体的身份建构，其实也属于未来身份建 构的一个幽灵或者幻影也不得而知呢？历史尚且如此，更何况小说？也因此，我格外赞同帕蒂古丽在小说后记中的观点：“小说中所展现的心理冲突只是来自于客观 真实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包容才是这部小说的主旨，分歧消减后，更多的是虔诚的祈祷。”

　　再次来看《百年血脉》这部小说的意义，我以为，它通过讲述一个家族的混血家史，塑造了“我”、“我”的女儿、“我”的母亲等一系列生动具体的混 血儿形象，并借由他们与家族血脉中总是占据话语中心结构的“历史幽灵”间的观念分歧、价值观博弈，在历经人世沧桑，穿透认同幻影的重重迷雾之后，方得以向 我们揭示：我们当然属于我们的天性，但同时，我们也必然属于我们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