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住做人底线(梁晓声)

　　“知青小说”四字乃姑妄言之，从概念上说是模糊的——知青写的小说？写知青的小说？抑或曾是知情者写的知青小说？

　　莫衷一是。

　　何况“知青”这一概念也多种多样。它曾是知青的当年青年仅有经历的共同点、类似点；在人品、家教、学业程度、文化影响以及心灵的善恶方面千差万别，不能同日而语。

　　我曾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知青。我笔下的所谓“北大荒知青小说”，大抵写的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当年又叫“兵团战士”。

　　所以——当然的，我的“知青小说”中的知青们，也与别人笔下的“知青小说”之“气质”不同，这是由笔下知青人物的不同所决定的。

　　如果我不曾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知青，断不会写那么多“知青小说”。

　　起初我写“知青小说”，当然很受所谓“知青情结”的促使。

　　怎么会不那样呢？

　　但后来就不是了。

　　应该说，从《雪城》开始就不是了——那时我已十分明了，我笔下塑造的只不过是一批曾是知青、返城后人生几乎要从零开始的青年人。知青返城了，知青经历不论对他们的人生影响有多么深——他们，不，我们也不再是知青了。这是常识。

　　是的，自《雪城》后，我只不过在将笔下的知青人物视为具体的“人”来塑造，这后来一直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某作家笔下的一个或一些工人，不代表“中国工人”；某作家笔下的一个或一些农民，不代表“中国农民”；同样，任何文学作品中的兵、学生、商人、干部，都不可能对“全体”具有公认之代表性。反过来看就对了，就符合文学词典的本义了，即——作家们只不过在写是工人，是农民，是兵、学生、商人和干部的——“人”。身份不是文学作品中“人”的主要特征；文学作品中“人”的主要特征乃是由人性怎样、人品怎样、人对自己有无做人准则来决定的。

　　我笔下的许多知青人物寄托了我对人性、人品、人格的理想——若言理想主义，这才是我身为作家的理想主义，与其他什么“理想主义”风马牛不相及。

　　在极特殊的年代，在人性很容易被扭曲的情况下，是青年的一些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守住做人底线，并在做人的底线上尽量提升自己的精神坐标和心灵标杆的层级——这才是我后来一再写“知青小说”的原因。

　　我将我的作品中表现没表现此点，一直当成我写得有价值或没价值的标准之一种。绝不是唯一标准。但在我，也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标准。这是理解我“知青小说”的一把钥匙。现在我将它交给读者，相信许多读者读后会有如下感受——我爱书中的许多人物；原来做一个心灵中多一些真善美、少一些假丑恶的人是如此值得的事。

　　我相信许多人读过后，会乐于将我的书推荐给自己的儿女。

　　有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将来是受人尊敬的好人呢？

　　［“梁晓声知青小说精品系列”(水墨插图版) 梁晓声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