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的铠甲——评弋舟长篇小说《我们的踟蹰》(李建周)

　　读弋舟的长篇小说《我们的踟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时不时有一种直击内心深处的酸楚。小说笼罩在一种貌似古典情调的情感氛围中，叙述却指向现代人内心的多重纠葛，情感废墟的背后是被重重帘幕包裹的坚硬的当下生存景观。

　　作为小说的重要道具，汉乐府名篇《陌上桑》承担了重要的叙述功能。敏锐的弋舟从悠远的汉乐府民歌中打捞出一个略显陌生的字眼：踟蹰。经过层层渲染和改写，这个词成了整部小说的关键词根。这个穿越两千年历史风云潜入作家内心的词语，一下子击中了人们当下生活中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纠结状态。“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的旋律一直徘徊在小说叙述的上空，为几分孤独、几分厌倦的现代情感找到了一个说法。当把“踟蹰”上升为一种审美意识的时候，它为我们纠结的内心找到了一副抵御坚硬现实的铠甲。

　　处于情感危机之中的公司白领李选、公司老总张立均、画家曾铖，不约而同进入一种男女情感的踟蹰状态。他们都曾在现实规矩面前进行过老老实实的交易，获得过利益甚至说是荣耀。而在他们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又不同程度表现出对于现实规矩的排斥。李选眼中的酒店式逻辑、张立均心中的商人规矩、曾铖心目中的日常生活，都是基于个人实利原则的精致的利己主义，是一整套可以计算的交换，背后是笼罩全球的货币资本体系。他们在现实交易背后隐藏着一颗不甘的心，他们知道掩耳盗铃式的物质安慰无法抗拒内心深处的落寞。

　　对现实规矩的抗争在虚拟的世界被放大了。一旦进入网络虚拟世界，曾铖就会显得那样生龙活虎、灵光乍现。可是一旦在现实生活中相见，心灵的跃动马上开始回缩。他根本无法确定自己是否真的爱上了李选。对于李选来说，身边那个实力远远超过曾铖的张立均，并不是阻止她去爱曾铖的最大障碍，最大障碍来自她自己。成功人士张立均则从未想过爱或者不爱李选的问题。在得到李选的身体之后，之所以玩起了心灵追逐游戏，完全是在治愈自己的心理旧疾。他们的情感踟蹰被现代通讯媒介建构的虚拟空间放大了，甚至在孤独中横生出近乎邪恶的游戏心态。不能说这个看似虚拟的世界没有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实际上他们的情感状态在虚拟世界里更为真实。情感的踟蹰印证了他们的实际生活是多么拧巴、多么纠结。

　　撕裂的内心生活体验是一种碎片化的现代城市经验。当下欲望都市的书写，要么是对现实规矩的无条件认同，要么是充满底层苦难的悲壮抗争。非常态的个人经验或者说极端的个人体验曾经在晚生代作家笔下大放异彩。他们通过放大个人与时代的疏离感，将自我绑定在消极自由主义的大旗下面。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踟蹰》是有一点后撤的，或者说是以退为进。在悄悄地将“我”置换成“我们”之后，弋舟激活了人们纠结的情感体验并为这种情感体验找到了一个有效共振点。

　　这种状态在70后作家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在他们青春懵懂的青涩岁月中，烙印下无法抹去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痕迹。面对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市场奇观，面对新世纪的网络狂欢，他们似乎总不能欢呼雀跃、干脆利落。他们进退失据的踟蹰是因为自身被时代分成了两半。这或许是一代人无法摆脱的命运，这种类似绝境的生命体验在经历过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人身上多次重演，但他们依然不愿认同纯粹的世俗哲学。这种踟蹰状态在世俗的欢歌中是被厌弃的，但对心灵踟蹰的挽留和追问，正如那曾经绊住卡夫卡的变成绳索的道路，其实是真正的通向读者隐秘内心的桥梁。

　　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城市景观的渐次浮现，市场催生的幻境世界急遽放大了人们的恋物癖。在市场交换面前，爱情突然显得那么微小甚至可笑。文学中的爱情叙事本身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通常承担了破坏世界秩序的叙述功能，因此，在各个时代都曾被那些对现实不甘的人们征用。严格说，弋舟小说中踟蹰的爱情实际是当下一种真切的情感体验模式，它是模糊暧昧的，隐藏于孤独和痛苦之中。尽管它可能无法召唤出治疗和拯救的力量，但是在现代城市叙事展开的过程中，正是当下人们置身其中的一种新的生命状态。

　　正如卡夫卡所言：“此生的快乐不是生命本身的，而是我们向更高生活境界上升前的恐惧；此生的痛苦不是生命本身的，而是那种恐惧引起的我们的自我折磨。”弋舟笔下呈现的生命模式或许仅仅存在于特定的历史过渡阶段，也可能是我们向另一种生活方式跃进前必须付出的代价。穿上“踟蹰”这副想象的铠甲并不能确保抵御现实规矩的击打，但是却让行色匆匆的我们在时代的喧嚣中稍作停留，听听那些来自心灵深处的更加真实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