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语系文学”的虚拟建构(刘大先)

　　“华语语系文学”的发明试图突破之前所谓“汉语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人文学”等的框架，在对这个概念最有力的阐述者史书美那里，“华语语系”这一概念是指称中国之外的华语语言文化和群体，以及中国地域之内的那些少数民族群体。这是从英语语系、法语语系、西班牙语语系、葡萄牙语语系等类比出来的概念，不恰当地将西方的殖民话语模式挪用到华语语境之中。这不是从全球性移民的实际出发，而是从西方学术话语内部滋生出来的东西。在含糊的表述中，华语语系文学是跨越国族边界的多语言文学，它包含了海外华文的汉语以及各个居住地、所属国的语言写作，同时也包括中国的少数民族汉语写作。

　　“华语”成了一个杂糅的存在，因为它的内涵与外延无限扩大。即便暂且不管这种概念本身的混乱不清，“华语语系”有意摒弃大陆的汉语写作也是过于褊狭的。事实上，它所反抗的“大陆中心”是个自造的对象，这让它在逻辑结构上进行了自我瓦解。确实，伴随着全球化的过程，华人不断地跨越地域、语言、族裔、文化、政治的场域，面对分布在不同地理空间的华人文学有必要进行超越民族国家的解读与阐释。但是这并不能自然构成某种“边缘华语”与“中心中国性”之间的二元对立，“在地化”假设了某种游离在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之外纯然自主的语言文学领域，也不过是身份焦虑、认同政治与学院话语的一次杯水风波，以一种虚拟的语言政治，来对抗莫须有的文学等级秩序和一统性的中国神话。

　　“华语语系文学”过于强调空间与语言，而忽略了历史与现实。它在定义与辨析上一直存在诸多争议，正是因为遍布全球的华人文学复杂性无法被这种似是而非的概念所框定，从而造成不可避免的界定上的自相矛盾和自我消解。它对于民族-国家文学史的攻击是擦肩而过，因为两者根本处于两个领域；而对于所谓“大中华”或者“汉族中心主义”的对抗是由于后殖民主义的错置而投射出的一个堂吉诃德式的虚拟风车。说白了，这是一种在多元主义迷思下的犬儒表述，无伤大雅地强调某种姿态，在无关痛痒的话语政治中获得反本质主义的政治正确，其实什么问题也没有提出来，更别提解决。

　　“华语语系”的观念混乱，还在于它是语音中心主义的，过于纠结在语言、语音、方言的问题，这在表音文字文学中可能非常重要，但套到表意的汉语文学却未必适用。汉语的南腔北调、众声喧哗之所以最终能够“八音克谐”，正是因为沉默的文字在维持文化的公共性。另一方面，“中文”本身包含多种语族语系，“华语语系”要超越单一语音、语种、语法的范畴，就需要明白中国内部多样性由来已久的多元共生的历史。另一位“华语语系文学”的鼓吹者王德威认为，Sinophone的意思是“华夏的声音”，但“华夏”这种特定历史语境中的说法很难再指代“中国”，否则非华夏后裔的少数民族又置于何地呢？因此，拿语言而不是文化作为“最大公约数”可能并非出奇的创新，而是一种刻意为之的深刻误解。

　　王德威似乎要强调“文化中国”，不过“海外华文文学：花果飘零，灵根自植”的说法也颇有问题，这是一种“道统外移”的古老想象。想象的结果，无外乎一个四分五裂、散布流衍的碎片化“中国”。王德威引用巴赫金的观点说，“语言永远处在离心和向心力量的交汇点上，也总是历史情境中，个人和群体，自我和他我不断对话的社会性表意行为。”这话没有问题，“面对自身的多重身份和发声位置”也合情合理。但“势”的诗学无论如何炫目地制造出何种“在地的”、权宜的、游走的、多种认同的“中国性”，也不能无视现实的、主体的大陆“中国”存在；而“根”的政治地理与文化心理空间也是个客观存在，虽然它不是在史书美那种冷战式思维中的霸权式“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