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难写是精神——2015年军事散文佳作述评(朱航满)

　　有些事情是可以预料的，有些事情却是难以想象的。诸如当我们谈论2015年的军事题材散文，甚至是这一年的文学写作时，抗日战争都是一个不可回 避的话题。然而，略感遗憾的是，在数目繁多的有关此类题材的文学篇目中，令人惊艳乃至耳目一新的篇章，还是少矣。就在疲倦于各类抗战故事的讲述以及诸多相 似民族情感的抒发之时，我读到了金宇澄的长篇散文作品《火鸟——时光对照录》(《收获》2015年第5期)。文章刊发于《收获》杂志的“说吧，记忆”专 栏。此专栏名称别具意味，或许受到纳博科夫的同名回忆著作的启发，所谓“说吧，记忆”，其实在更深层次，乃是一种有关“现在，记住”的精神意味，并或许有 着一种特别的文学期待，也即是纳博科夫回忆录一样的细致、精确与优美。

　　不错，这个写出《火鸟》的金宇澄，正是小说《繁花》的作者。长篇小说《繁花》以上海方言来编织一隅市井的故事，而散文《火鸟》却是以典雅端正的 文字来书写一段民族的秘史。如果说前者是轻盈曼妙的韵味，后者则是沉静蕴藉的风格。我之前读过《繁花》，感觉满目锦绣，随手捡起，也可随手放下；而《火 鸟》则不然，此一篇章，结构精密，逻辑严谨，层层叠叠，颇有密不透风之感。金宇澄以4万余字的篇幅，通过时光的交错、空间的变迁、历史的钩沉以及命运的沉 浮，重新打捞和体味了父辈的人生碎片，拼接成了一段极为斑斓的历史印痕，又折射出了人生命运的无限沧桑，并终由悲怆而归于平淡。如此奥妙，宛若深渊里的探 寻，想来金宇澄已经酝酿多时，构思良久，烂熟于心，才终于在反复架构、打磨和修整之后，有了这样的一篇佳作。

　　显然，《火鸟》是以崇敬谨严的心情完成的。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学祭奠。读后才知金宇澄的父亲出生于江南大家族，心怀民族之兴衰，献身于复杂隐蔽 的中共地下情报斗争，又周旋于日、伪、国、共之间，并曾被不同因缘地关押、审讯、拷打，也被不同形式地侮辱与损害，最终导致了百辩难解的历史迷案。为此， 在《火鸟》一文中，金宇澄并不简单描述，他试图借用书信、笔记、口供、史料、申诉、日记、诗词、札记、图像等途径，来小心翼翼地为一个人的历史行踪进行补 充、考证、修订乃至试图进行佐证和辩护。其中的笔记、口供和书信娓娓道来，是当事人的见证与辩护，而金澄宇的写作，又是后来者进一步的对照、反思、探究和 总结，并最终为我们留下了一份丰富、独特的个案。

　　文章难写是精神。在金宇澄的文章之中，我似乎才特别地领略到了一种难以言语的人生情怀与精神风骨。正如文中提及的火鸟之意象，它的鲜艳与孤傲， 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激情、果敢与聪慧，而实际上还有一种令人为之惊叹的沉静与坚韧，而这或许才是我们这个民族从其内部之中生长出来的精神热力。这一意象， 竟也令我想到了多年前在评论家胡河清的文集《灵地的缅想》中读到的一段陈年往事。如今看来，其中似乎也有着一种相似的体悟。胡河清说他在中学读书时有一位 同窗，祖父是一位极为传奇的人物，曾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潜往苏联参加过国际劳工会议，并见到了列宁，但回国后却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后来他在大学里当过 长时间的教授，终老此生。也正是这位饱经风浪的老人的传奇经历，使得胡河清最终坚定了他生平最艰难的决定：“将来选择文学作为自己的职业。”

　　作为读者，我欢喜也庆幸金宇澄的这支文学妙笔。但我不知他的文学初心，是否也源于这般来自于历史文化深处的复杂心境。如果说金宇澄的文学记忆能 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新鲜经验和启悟，那么我读2015年的中国散文，历史学家刘统的学术随笔则为我在更大视野中看待问题和评价历史提供了一种参照。长篇学 术随笔《熬出来的胜利》(《读书》2015年6期、7期)，便也是读后印象极深的篇章。关于这篇历史随笔，我曾有过简短的议论如下：“刘统的随笔《熬出来 的胜利》，乃是关于中国共产党抗战历程的一篇感悟与反思，论者从大量的历史文献中，以客观的态度重新审视那场战争中一个在野政党的作为，而难得的是作为史 学家的刘统，学识深厚，却笔法活泼，并自有不凡的精神气象。”

　　关于刘统的史学随笔，在2015年我还读到他的一篇《干革命要有饭吃》(《同舟共进》2015年第3期)，也是学识与才情俱佳的好篇章，但我以 为最能代表其水准的，还应是这篇《熬出来的胜利》。此文气魄甚大，以一人之力来评述一个政党与一场战争，但并不泛泛而谈，乃是从庞杂的史料出发，举重若 轻，能入又能出，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不是一叶障目地浅尝辄止，这是当下诸多历史随笔写作中分外难得的地方；此文的另一佳处，乃是其作文的境界，便是 能够从大的视角和趋势来看待历史的难题与谜团，更多地是站在民族兴亡与当时的具体情境之中来予以论断的，而不是局限于计较长短与判断胜败的低层次纠缠。这 种认识和看待问题的眼光与识见，自有一番令人“豁然开朗”的启发，也便是我上面所提及的那种“不凡的精神气象”。

　　如果让我来总结2015年的军事散文写作，想来可简单归纳为“一场战争的记忆，一个人物的纪念和一种经验的阐述”。这里的一场战争，显然便是关 于抗日战争的，而关于一个人物的纪念，则是对于冯牧先生离世20周年的纪念。在我读到的十多篇怀念文章中，王端阳的长篇散文《1974——冯牧在云南》 (《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4期)很是别致。此文系作者1974年陪同冯牧在云南采风的日记，又在发表时重新加以注解，由此既有了1974年的现场记 述，又有了今日的解读与怀想。令我意外的是，在1974年的日记之中，又有很多冯牧谈及自己从军参加革命的记叙，并由此形成了一种复杂的散文叙述，诸如革 命战争、政治运动、文学思潮，在时光变迁中互相交织，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写作文本。

　　之所以谈及冯牧，不仅仅因为冯牧的军人出身，也不仅仅是因为在2015年有多篇怀念和纪念冯牧的文章，并形成了一种特别的文学追忆与纪念，而是 在这些怀念散文中，几乎都深情地提及了冯牧深厚的文学修养、良好的道德品性以及开明包容的人文情怀。这位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才子，参加过学生运动，热心 于革命事业，又倾心于文艺兴衰，最终成为一个领袖群伦式的文学人物。由此，也使我想起了曾为莫言编辑过小说的朱伟的一篇散文《我认识的莫言》，其中谈到了 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在成稿之后，经其师徐怀中修改后推荐给了时任《中国作家》的主编冯牧，并使这篇颇为先锋的小说得以顺利发表。莫言由此而一鸣 惊人。此文写于2012年冬天，其时莫言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朱伟在文中还特别强调，冯牧在“二野”时便是莫言的恩师徐怀中的上级。如此一来，我们是否 可以说，冯牧的意义，对于当代军事文学，还应意味着一种特别的精神谱系。

　　最后，还需再来谈谈“一种经验的阐述”。也便是关于复杂而又看似单调的军旅生活经验的文学表达。此类散文较多，且多以明媚动人的日常军旅经验的 叙述居多，但读后印象最为深刻的则是小说家周大新的长篇散文《药品、故事与特别的经典》(《解放军文艺》2015年第10期)。此文系周大新的一篇读书笔 记，应是一篇小说家的闲余散记，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位当代军旅作家的追求与信念。诸如他谈及文学是一种药品，乃是“我相信”；再如谈及小说乃是首先要讲好 故事，乃是“我愿意”；而对于托尔斯泰的小说，乃是“充满敬意”；对于卡尔维诺，则是“我怀念他”；而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则又是“心存 感激”。由这篇阅读笔记，不难看出一种仁慈、忠厚与积极开放的文学精神。我始终抱有一种态度，乃是一个小说作家能否写好散文，便足可看出他的文学天赋与才 华；而一篇并不太长的创作谈，则完全可以看出他对于文学的品位与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