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来的新世纪文学(赵强)

　　在新世纪文学拥有了十五年的自然生长历程之际，我们有必要重审新世纪文学，总结其价值和意义。

　　文学生态：多种文学力量各得其所

　　新世纪文学的版图既盛大又多元，且无时无刻不在增量之中。总体而言，它展开的是一种在体量上如同康德所言超乎我们想象力的“数学的崇高”的文学景观。我们不断寻找新的话语和概念，试图通过理性来把握和分析这种我们同时代的人所创造的“崇高”：从“三分天下”说到“四足鼎立”说，再到“六分天下”说……新世纪文学在写作、传播和接受的方式与媒介上产生的变化，在所表现和传达的生活经验、情感体验、生命领悟上展示的异动，以及在作者群体、创作诉求和美学风貌上凸显的分化等，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讨论。

　　然而，完整、清晰地赋予新世纪文学这一近乎“无限大的对象”以绝对的整体观，似乎是遥不可及的目标。新世纪文学生生不息，沿着不同的方向肆意生长，都市、乡土、生命、爱情、人性、战争、历史、青春、底层、生态、职场、科幻、游戏……几乎所有的文学可能都在被开拓、实践。每一种文学可能的背后，都对应着一个或多个文学写作和接受群体。可以说，新世纪盛大而又多元的文学生态，是多重文学力量齐头并进、共同缔造的。在文学早就失去“轰动效应”的今天，人们对于文学的参与热情实际上却空前高涨：阅读和讨论文学的激情比之于许多人都在缅怀的上个世纪80年代来说固然显得有些逊色，但写作和表达的冲动，以及这种冲动付诸实践、见出效果的情形，却是后者所远不可及的。

　　新世纪文学生态彰显了一种新的“天下文明”的文学、文化乃至文明生态的生成，一种具有真正的平民气质、属于每个文学活动参与者的大众文学、全民文学的生成，一种包容、开放、覆盖全面的文化和文明生态的酝酿。这是上个世纪初以来的“新文学”的伟大梦想之一，它在一个世纪后终于初现端倪。

　　美学精神：传统、先锋与后现代的多重变奏

　　三十年前，先锋小说破旧立新，以审美自律的文学观念、新人耳目的小说形式和诡谲怪诞的语言实验，冲破了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文学常态。而今许多人忆及这一文学史过往时往往流露出“白头宫女在，闲话说玄宗”的怅惘，似乎先锋文学早已成了缅怀、追思的对象，中国文学的先锋精神也随之终结。

　　事实上，终结的并非先锋文学，而是先锋文学独领风骚的文学审美旧形态。新世纪文学步入了现实主义、先锋与后现代主义多重变奏的审美新形态。这种文学审美新形态是由前述多重文学力量交互作用自然生长出的美学景观：一方面，格非、余华、苏童等大部分先锋文学的生力军依然笔耕不辍，持续为新世纪文学贡献着新的作品——尽管他们的诸多作品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了某种“向后转”的倾向，但依然葆有赋予其文学史地位的先锋精神，他们的“向后转”并非转向了传统的“现实主义”，而是一种强烈的直面现实的写作态度。在现实面前，他们的作品“文质彬彬”，对于形式和语言的把握更加圆熟。另一方面，继往开来的文学力量如70后、80后作家们所接续的文脉，早已吸纳了先锋文学的精神、艺术积淀，这使他们在步入文坛之初，便彰显了强烈的形式、语言自觉意识。可以说，先锋文学的在形式探索和语言实验上所积累的经验，业已沉实、融入了新世纪中国文学的核心艺术精神。然而，70后、80后作家们的文学资源更为丰富、多元，在接受先锋文学熏染的同时，传统的、现代的乃至后现代的、古典的美学趣味和文学经验无不滋养着他们的创作。在一种多元的文学生态中，新世纪文学在体量不断增殖的同时，艺术上的每一种可能性也都被打开。

　　就此而言，新世纪文学生成了一个审美的共同体。在这一丰盈、复杂的审美共同体中，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多重变奏构成了新世纪美学精神的主旋律，任何单一的文学观念、主张和思潮都失去宰制文坛走向的机缘。

　　文明积淀：生活之心的全面展开

　　新世纪的文学生态和审美景观，源于文学写作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之现实的感受、体认与回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创造更加美好的新生活，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各阶层最为广泛的共识和推动中国崛起最为坚实的凝聚力，由此也创造了一种立足于生活、为了生活，并在生活中不断寻求超越的文明形态。

　　用张未民先生的话说，这是一种生活现代性的文明形态。新世纪文学所张扬的，正是这种“生活之心”。“生活”是一个意涵广阔而丰富的总体性概念，个体的、社会的、物质的、情感的、精神的、文化的、政治的、乡村的、城市的、职业的、现实的、想象的……生活的面向有多少，新世纪文学就延伸出多少条写作的路径；生活的体验拓展到哪里，新世纪文学的边界就延伸到何处。正是生活之心的全面展开，持续为新世纪文学的野性生长注入源头活水，使其在总体审美风貌上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日渐凸显。

　　在此种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多重变奏中，既有对于生活的了解与同情，又有针对生活的批判与超越，它们冲击、重构了我们对文学的理解与想象，更开启了一种与生活现代性的文明积淀相匹配的文化精神，那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在生活之中寻求超越，而不是否定、摒弃生活，在现世的、活泼泼的生活之外建构一座虚妄的象牙塔。

　　这是一个文学的新世纪，更是一个文明的新世纪。

　　(作者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