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理当年稿 也是古世风(周伦玲)

——《周汝昌序跋集》编后记

　　为父亲编一册序跋集，这念头久蓄于心。

　　1980年，我从外地调回北京，给父亲“打下手”。刚开始“工作”时还真是摸不着边际，我从搜集整理入手，卡片做了一大摞。那时没有复印条件，搜集到的文章只能手抄，然后分类保存，如此渐渐积累，也颇为可观。

　　说来话长，这样的工作却得不到认可，职称更是与我无缘。我做过的卡片装满了一大抽屉，时间跨度自上世纪40年代始，一直延续到今天。我发现中间有很多序跋文章，就有了“成集”的想法。那时母亲还健在，在我“接班”之前，她就是父亲最好的“助手”，为我提供了很多源头。父亲当然十分赞成与支持，让我放开去做，并开示了应入集的名单。可惜因种种原因耽搁至今，未能赶在父亲生前问世，心中愧疚无限。

　　序跋集展示的是一部文化历史，170余篇序跋不仅记录了父亲的辛勤劳作，也记录着父亲的执著追求与他的处世为人。最早的一篇是1942年为《花间集注翼》写下的绪言，距今已经七十多年了。1943年的《珂羅版印集右军书圣教序》校记前言、1944年为顾随老师的《苏辛词说》写下的《钞校后记》、1947年的《欧书皇甫碑新跋》以及1948年的跋胡适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直至父亲去世前一个月，口述的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50周年纪念集(即后来定名为《五洲红楼》一书)的绪言，篇篇皆是父亲对中华文化的阐释与认知，同时也记录了他的学术研究方向、发展历程。

　　我特别想提一下父亲1947年撰写的《欧书皇甫碑新跋》这篇文章(后改名为《皇甫碑为欧阳最老书》)。父亲曾说过他对“书学”下的功夫比对“红学”多得多。追溯起来，应该自日寇侵华后，燕京大学被封闭解散，父亲回到故乡就以书法为一种寄托。他与四哥周祜昌在家研习碑帖，共同关心研究的主题之一即是皇甫碑。

　　1947年秋，父亲再考入燕园，不久即发现《懋斋诗钞》，撰写了《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文。其时，老师顾随于一封信札中提到：“能复抽暇为小文向各报投稿否？既可以资练习，又可以与人多结文字缘。如有，可代为介绍发表。”父亲即将这篇考辨皇甫碑并非欧阳询的“少作”，而正是其晚期的杰作与奇迹的文章和《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这两篇文章寄给顾随。顾先生交付与赵万里先生，结果《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篇发表，成就了胡适先生与父亲的一段交谊，也奠定了父亲走上研红之路的基础。而《欧书皇甫碑新跋》一文，赵万里先生应允随后刊登，结果却未能实现。我想，假若当初首先发表的是这篇考辨皇甫碑之文，也许我父亲会走上另一条道路，也未可知。

　　父亲的人缘不错，有人就会问：何以见得呢？我说这五六十万言厚厚的一大册，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求序者来来往往，父亲则是有求必应，无论自己的工作多么紧张，都会挤出时间努力“交卷”。这与他得到过胡适先生的帮助、受其影响不无关系：“胡先生是一位忠厚长者，君子仁人。仁者待人，必以宽厚，不忮刻，不猜忌，无自大之态势，有热情之心肠。信任别人，尊重别人……”父亲年轻时受过权威的冷淡和责难，印象很深，他自己“约法”，异日绝不学他们的为人作风与治学态度。尤其对于青年学子的支持鼓励，是父亲一生一贯履行的道义准则。

　　序跋集虽名曰“序跋”，贯穿其中的无论是“红学”“词学”“古典小说”“艺术鉴赏”等，皆是父亲自己独特的学术观点。为求序者写几句话本来是件高兴的事，可是也会遭遇“不测”。我印象很清楚，为韩进廉先生《红楼史稿》作的序里，因有一句“第一部红学史”，而遭到“责难”，给著者、序者“招致”了不少麻烦。这种例子无须多举。

　　书中涉及红学方面的序跋最多，竟达70余篇，编好后连我自己也感到吃惊。有一时期，友好朋俦不乏进言父亲少写序跋，免得让人家借此加以“微词”，甚至反对、攻击……每每见前来求序者我都“挺身”而出，挡驾、劝阻，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小心你来找周汝昌写序是会倒霉的！”父亲也并非不知此理，无奈“天性”难移，一见有人下功夫为曹雪芹申冤濯秽，就忍不住有几句心里的话要向著者、读者诉说。

　　有个有趣的例子：父亲1948年始获读张伯驹先生的《丛碧词》，1951年张伯驹欲重刊，他找到父亲：“子其重为我定之”，父亲推辞不掉，“遂效岳珂之狂言”，“又宫徵字句，间采私意斟酌出入者二十余事……”《丛碧词》连制三次版，父亲三次作跋，从学术、文艺上从公论断，并无丝毫阿谀献颂之心，这使张伯驹非常感动，他在《无名词》(1975年)自序中就写道：

　　……自三十岁学为词，至庚寅后二十几年，有集《丛碧词》。周玉言君跋云：“词以李后主始，而以余为殿。”此语一出，词老皆惊。余也汗颜，而心未尝不感玉言也……

　　1952年4月，父亲由燕大入蜀，刚刚安顿下来即接张伯老的信：“兄作《丛碧词》跋，枝巢翁意似为逾分，难免受者有惭色而观者有问言……”但张伯驹还是决定再选印时仍用父亲的跋，他希望父亲能稍加修改润色。父亲后来也把这段故事写进了《风入松》：

　　名园谁记订烏絲，得失许铢锱。少年一跋驚诸老，歛狂言，犹著人疑。花气微风乱落，草晴小雨丛滋。    而今却见鹧鸪啼，节序写新词。郎俊妙笔寻前赏，觸清馨，绛蠟梅枝。廿四番风花信，三千大地春期。

　　这些序文，不仅是论学、赏词，还留下了一段历史。父亲说：“立论如斯，揄扬骇俗，迹嫌阿好，意在至公，千年而下论定者，当有知言，余岂虑人之疑非疑是耶！”五六十年过去了，聪明的读者或许能从中悟出一些论学与做人之道理吧！

　　早期的几篇序跋，父亲的落款署以别名与笔名，如雁黼、敏菴、玉言、寿康、师言；还有三四篇是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名义，这是当时分配给他的工作任务，而不能署上自己的真名。

　　父亲习惯采用中华古历纪时，对节气时分很重视，如榴月、清和之月、芳春佳日、夏至大节、冬至大节、端午佳节、立秋佳节、新春中和节；有的则是上浣、中浣、望日、菊月下浣、寒衣节、吉日良辰、古俗祭灶日；更有料峭春寒、盛暑挥汗、清和初吉、腊中呵冻、酷暑挥汗，等等。让我懂得中华古国数千年光辉历史中的文化习俗，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精湛独绝，中华文字的丰富多彩，汉字音韵声律之美！

　　父亲斋名颇多，每撰成一篇新文，在其结尾处新斋名也随即诞生。书中能够看到的有：眷玉轩、红稗轩、脂雪轩、石梦轩、寿玉轩、庙红轩、铸梦楼、梦砚轩、得玉轩、棠絮軒、芹泥馆、美棠轩、兄玉轩、翮铜轩、庆丰轩、麟玉轩、照棠轩、枕玉轩、媚红室……还有真实不虚的沽藤陰斎西舍、古隋豆子、茂庭、燕台北畔、京郊红庙……读到这些如同见到父亲，一种乐趣、一种雅兴、一种情思美，让我通肝沁脾，生香满颊，永难忘怀。

　　父亲曾为我写下一首诗，借《周汝昌序跋集》的问世，我录在这里，也是对父亲的一种纪念与告慰：

　　似曾相识汝昌周，有女中郎善策谋。

　　梓得一编八面鑑，遗珠漏网待寻求。

　　(《周汝昌序跋集》已于2015年1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