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与创新中的亮点与弱点——2015年短篇小说述评(段崇轩)

　　2015年的短篇小说，与前几年相比并没有明显不同。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水波不兴的短篇小说领域，依然有一些微妙、幽深的变化。

　　在“非经典化”的路径上

　　从2015年的短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短篇小说一面在艰难探索，一面在“非经典化”路径上渐行渐远。

　　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历经四个时期六十多年历史，在“十七年”和“新时期”出现了两次高峰期，已构成了一种“经典化”文化传统和艺术规律，有众多出类拔萃的作品成为公认的经典。这给一代又一代读者以深切的思想启迪和审美陶冶，给一代又一代作家以丰富的文学资源和艺术灵感。这一“经典化”的文学传统自然是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同时又融汇了浪漫主义、古典主义乃至现代主义文学的精神和方法，成为一种兼容互补、有容乃大的文学潮流。至于一个作家的创作，你可以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也可以取法现代派表现形式，还可以吸取二者精华形成全新的艺术方式，都是对“经典化”传统的弘扬，都能够创造出独具风采的优秀作品来。但不管是哪一种主义还是流派，短篇小说作为一种特别的文体，有它的基本特征和构成元素，这是不能违背和解构的。它的构成元素有四种，分别是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主题思想、表现形式。这是短篇小说的四根支柱，砍掉任何一根，其艺术建筑都会坍塌。一篇作品，必须筑牢这四根支柱，使每一种元素都符合文体要求，充分发挥自身潜能，才有可能成为一篇优秀的、杰出的作品，才有可能进入经典文学的行列。诚然，“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经典文学以及它的艺术规律，并不是长久不变的老古董，它要经受历史的检验和后人的阐释。特别是创作规律和经验，更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但创造和超越，必须立足于对经典文学的汲纳和继承的前提、基础上。

　　2015年的短篇小说作家队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生的作家已基本退场，作为文坛中坚的上世纪50年代作家也大幅减少，而六七十年代以至八十年代的作家成为短篇小说的主力阵容。每一代作家都有自己相对一致的社会思想和文学理念，创作队伍的更替意味着文学流向的改变，其影响是深广的。譬如创作态势，短篇小说没有停止它的探索和变革脚步，但它不是从经典文学的基点上承传和前行，而是另觅新途，努力向通俗化、自由化路径靠拢，以期走进市场和读者。譬如强化故事性，浅化思想性，放弃探索性等等。短篇小说由“大道”转向“小道”，越来越变得小巧、清浅、柔美，失去了它的经典品格和艺术力量。

　　短篇小说每年有数千篇作品发表，其中自然不乏优秀作品，从中可见作家们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孜孜探索。在2015年的作品中就有：任乐《棉花匠》、麦家《日本佬》、李进祥《讨白》、梁晓声《地锁》、田耳《金刚四拿》、刘庆邦《杏花雨》、周李立《力学原则》、残雪《尘埃》、邱华栋《入迷》、付秀莹《定风波》、徐则臣《摩洛哥王子》、冯骥才《俗世奇人新篇》等等。相较而言，这些作品更富有经典文学品质，在众多的平庸之作中脱颖而出，因此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但这些作品只占短篇小说总数的百分之几，因而并不能代表当下“非经典化”的创作流向。

　　“好故事”的两面性

　　故事情节是短篇小说的基本元素之一，它往往是决定一篇作品成败的关键。即便是淡化情节的现代派小说，也会有一个模糊、零散、潜在的情节构架支撑文本。有一个好的故事情节，作品才会吸引、感动读者。但故事情节对短篇小说来说，又有正面和反面两种效应，选取得好可以成就一篇作品，运用不当又会损害一篇作品。从2015年的短篇小说中，我们既看到了讲故事创造的成功经验，又看到了讲故事造成的失败教训。

　　短篇小说的故事情节有什么样的特点呢？王蒙说“机智巧妙”，这样的故事情节往往是偶然得之，还要精雕细刻，才能有效地深化主题、突出人物。这里我们要特别推荐李进祥的《讨白》，小说讲述的是战争年代，一位革命战士马亚瑟用12年时间追杀逃脱者锁拉西的故事。两位老朋友相见，前者决心执行命令处死后者，而后者安排家事，念了讨白，平静受死。前者看到后者温馨的家庭、真诚的忏悔，于是刀下留人，决然离去。这个故事简洁巧妙，但内涵极为丰厚。它表现了战争年代，那些普通战士对革命的忠心赤胆和坚定信念；同时凸显了他们质朴、刚强、柔情、仁义的品质。徐则臣的《摩洛哥王子》，写的依然是他谙熟的打工青年在京城的生存与打拼生活，“我”和另外两个打工朋友与街头歌手王枫相遇，组织摩洛哥乐队自娱自乐，救助乞讨女孩小花，一连串的情节写得曲折井然、细腻深切。在逼真、严峻的生活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城市生活的驳杂和底层人物身上的温情、乐观。给人一种悲而不伤的艺术感动。此外，刘庆邦《杏花雨》写北漂男女的爱情婚姻，钟求是《慢时光》写儿子奉侍临终母亲的一段经历，都写得故事完整，结构巧妙，人物鲜明，内涵丰盈。

　　近年来城市小说兴盛，更受读者欢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小说的故事扑朔迷离、人物的命运变幻莫测，强化了小说的内涵和魅力。邱华栋是一位代表性的城市小说作家，他笔下的城市世界和中产阶层人物，更具有一种现代感和传奇性。他的新作《入迷》，写了一个奇丽而曲折的异国恋情故事。中国的大学英语教师牟宗思与美国的“洋京漂”凯蒂，在北京的美食餐馆“入迷”相遇，他们孤男寡女、志趣相投，浪漫潇洒、陷入爱河。但在评价美国插手中东局势的话题上，二人观点对立，激烈争吵，以致分道扬镳。但凯蒂绑架案的发生，使他们深刻理解了对方，终于患难共度，走到了一起。小说刻画了大都市繁华似锦而又变幻多端的真实情景，揭示了现代人虚幻、脆弱、多变的婚爱状态以及生活趣味、文化观念对爱情婚姻的强烈波及。城市题材小说佳作甚多。哲贵《完美无瑕的生活》描写离异的公司老板黄克拉，怎样与女友一起，精心呵护、教育独生女儿的故事；张慧雯《失而复得》讲述一位现代女性陈蔚，对丈夫自私专横的爱所导致的畸形的爱情婚姻生活。这些作品的故事情节都编织得井然有序，对现代人生的揭示也深入微妙。但城市小说题材更多地集中在爱情婚姻方面，领域不够开阔，主题也不够深刻。

　　当下的众多短篇小说，为了取悦读者而编织故事，导致故事情节叠床架屋、密不透风，严重妨碍了作家对人物的刻画、对主题的开掘，甚至造成了小说的虚假感。在一些较好的作品中也存在着这种现象。譬如苏眉的《白牡丹》写两代人的命运与爱情，情节复杂而主线模糊；譬如南翔的《甜蜜的盯梢》写一个家庭三代人夫妻之间的微妙关系与不同目的的盯梢，线索太多而人物成了“木偶”。对故事情节过分热衷，必然削弱小说的艺术创造。其实短篇小说的优势不是讲故事，它的文体特性决定了情节应该是单纯集中、机智巧妙，经过典型化提炼的。传统小说着力讲故事，现代小说重在写人物，热衷于在短篇小说中讲故事，其实是一种艺术的退步。

　　思想探索的弱化

　　上世纪90年代之后，文学“去精英化”“去经典化”，一谈主题思想，似乎就是“教条”、极“左”，导致了小说思想探索的弱化。小说需要思想，这是毋庸置疑的艺术规律，越是经典作品越具有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王蒙讲“文学是对生活的发现”，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家“是存在的勘探者”，他们都说的是小说的思想探索。时下一些短篇小说所以显得平庸而无人问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新颖而深刻的思想内涵。

　　2015年的短篇小说，普遍存在着思想“贫血”的现象。但也有部分作品，表现出一种可贵的思想探索，其中既有现实主义小说，也有现代派作品，而作者大抵是一些经受过经典文学熏陶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家。

　　现实主义创作，更突出地表现在乡村生活的书写中，在这类短篇小说里，我们看到了作家对社会人生的深入开掘和发现，尽管这些揭示是局部的、点滴的，但也弥足珍贵。一些作家对现实的再现、反思、审视，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震撼。任乐《棉花匠》对乡村社会的矛盾有新的发现。木讷窝囊的棉花匠因老婆被打，与有钱有势的村霸吴伯成打官司。官司赢了，但却既讨不到公理，又要不回赔偿，最后只好造出一个假赔偿的戏法，又为全村演了三天大戏。小说真实而艺术地揭橥了社会基层尚存在着普通农民运用法律维权的艰难，乡村社会因贫富分化而形成的阶层矛盾，棉花匠的形象也刻画得颇为成功。乡村社会问题已成为当前中国最严峻、最棘手的难题，不仅有许多局部的、微观的问题，也有许多全局的、宏观的问题。譬如农村的发展道路问题，农民特别是年轻农民的出路问题，乡村文化的重建问题等等。这既是社会学家需要思考的，也是小说家需要探索的。小说家不关注这些重大问题，不去深入底层发现新的问题，是必然写不出有思想有力量的作品的。

　　在现代派小说创作中，作家对社会、人生、精神的探索，显得更加尖锐、深邃。它避开了现实生活的表层物象和问题，直抵世界的深层和人的精神“黑洞”，把握的往往是一些有关人类生存的终结问题。经典文学的艺术规律和经验，不仅包含现实主义文学精髓，也涵盖现代派创作真谛。1990年代之后，中国的现代派作家几乎集体性地改弦易辙，只有残雪等几位依然在孤独前行。她在短篇小说创作上每年都有几篇佳作，2015年的《尘埃》具有更鲜明的现代派特色。作品的描写对象简直“匪夷所思”，是城市中的尘埃以及它的行踪和意识活动，荒诞、象征手法运用得出神入化，其思想内涵则是先锋的、深沉的。哲学家邓晓芒对小说作了新颖的解读：“《尘埃》是一篇象征意味极强的散文小说。说它是‘散文’小说，可它一点也不‘散’，其实贯穿着一种对中国人来说闻所未闻的新型人格意识。”令人高兴的是，近年来一些更年轻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作家，逆风而行，在现代派创作道路上跨出了可喜步伐。王秀梅《见识冰块的下午》，显然借鉴了魔幻现实主义表现方法，通过一段奇幻之旅，表现了现代生活中的人们，对纯朴的乡村世界和旧式家族人物命运的一种想象和窥视。曹军庆《额上的暗物质》则充分运用了象征手法，揭示了具有透视社会人生眼光的人物——如小说中开天眼的于小强，他注定要遭遇孤独、恐惧、幸运、不幸的曲折命运。

　　人物塑造的“危机”

　　近年来短篇小说最严重的问题或者说“危机”是什么？我以为是人物塑造。这一问题1990年代就出现了，但至今没有得到有效克服，成为一种“顽症”。经典文学最重要的审美特征就是对人的高度重视和精心塑造，创造一系列具有思想和艺术高度的性格化、典型化的人物形象。当下短篇小说对人物的忽视和淡化，可以说是对经典文学的致命背离。在近年的短篇小说中，不能说没有成功的人物形象，但寥若晨星。在绝大部分短篇小说里，我们看到的人物，要么形象模糊、飘来飘去，让读者难以“聚焦”；要么性格简单、缺少内涵，不能站立起来；要么是理念的化身，接近类型化人物，少有鲜活的血肉。那种性格化、典型化的人物也偶然有之，但还达不到应有的高度。

　　童庆炳主编的《文学概论》中，参照福斯特划分人物的思路，把人物归纳为：“扁平”人物、表意性人物、“圆形”人物、“性格”人物、典型人物五种类型。在2015年短篇小说中，我们看到的大多是一些思想、性格较为简单、模糊的“扁平”人物；但也有一些其他类型的人物，在思想艺术上作出了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圆形”人物是一种具有多重性格特征和较丰富的社会内涵的人物。田耳《金刚四拿》中的罗四拿就是一个生动的“圆形”人物。这是一位个子低、没文化，说话虚夸、办事没长性的农村青年；但多年的打工生涯，使他长了见识、有了智谋、平添了号召力。在为几位去世老人的送丧活动中，他灵活周密地组织16位半劳力抬棺，充分显示了他的谋略和才干。在村委会选拔接班人时，被推荐为村长助理。他有乡村青年虚夸、狡黠的负面性格，又有城市打工者善谋、担当的正面品格，凸显了一位农民工在进城打工中的成长与进步。这是一位不完美但却有着新的萌芽的人物形象。

　　“性格”人物和“圆形”人物是同一类型的人物，但“性格”人物更着力表现真实生动的性情和气质，给人以逼真亲近的感受。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中的人物大都具有这种特征，古代叙事理论对这种人物极为推崇。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融古典叙事理论和西方现实主义为一体，既强调人物个性的逼真，又主张人物共性的突显，形成一种经典化的人物塑造规律和方法，在今天依然有生命力。梁晓声的《地锁》，以某化工厂科研人员陈亦诚与工人李新宇近半个世纪的纠葛恩怨为主线，深刻揭示了知识分子与普通工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微妙关系，有力地塑造了两位不同文化、不同阶层的人物形象。陈亦诚有着知识分子的清高、正直、担当的品格，但也有胆大、爱色、义气的个性。李新宇作为底层工人既有无知、盲目、折腾的一面，又有技校毕业小知识分子虚荣、上进、争强的一面。两个人物的性格逼真、鲜活、复杂，二者的矛盾与关系又意味深长。冯骥才的《俗世奇人新篇》，由一组18篇系列短篇小说构成。作家在序言中说得明白：“小说之所求，不就是创造人物吗？小说成功与否，往往要看掩卷之后，书中的人物能不能跑出来，立在书上。”“一般有特色的地域文化只是一种表象，只有进入一个地方人的集体性格的文化才是不可逆的。它是真正的一种精灵。”这组系列小说，不仅活灵活现地描绘了清末民初天津的社会变迁、民情风俗、市井百态，同时入木三分地雕刻了众多的奇人异士，如神医王十二、“狗不理”包子铺小老板狗子、渔夫郑老汉、飞贼燕子李三、做杨柳青年画的白小宝、有喝酒特异功能的县长甄一口等等。地域文化与民间人物浑然一体、相映成趣。梁晓声与冯骥才都是上世纪40年代出生的作家，崛起于新时期文学，有着扎实的经典文学功底和塑造人物的经验，他们的创作是值得青年作家学习和借鉴的。

　　表意型人物不注重个人性格而着力一种普遍性的情感、精神乃至理念，我们也可以称为意象型人物。近年来短篇小说中有很多这类人物，有的刻画很精彩，接近了抽象、象征高度。譬如周李立的《力学原则》，时空浓缩在一个年轻公务员推着二手婴儿车回家的路上，表现出一个淡泊、诚实的物理学研究生，面对社会、家庭、人生的那种深切的隔膜、虚幻、无力的精神状态。这种心理和精神状态，在当下的青年中是具有普遍性、典型性的。譬如陈世旭的《花·时间》，刻画了白领女性李小珺，在代表着情欲和象征着权力的两个男人之间，陷入一种纠结和矛盾之中，但最终摆脱了诱惑，像那位自尊、从容地吹黑管的街头艺人一样，去寻找自己的自由和真爱去了。这种困惑、探寻的精神状态，同样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作家要把握人物的一种情感精神特征，其实并不是那样容易。他要熟悉人物真实的内心世界，需要对这一世界进行提炼和集中。譬如周洁茹的《离婚》写一群新潮女性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就有对焦不准的感觉；譬如甫跃辉《乱雪》写农民父亲对城市儿子由爱到恨的复杂感情，就有过激、失真的缺憾。

　　形式创新空间无限

　　有作家说：中外古今的艺术形式和手法都玩过了，创新已经无路可走。其实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的叙事艺术宏大精微，有着无限的拓展空间。1990年代之后，西方的小说叙事学理论和方法源源不断地引进中国，它在小说的叙事时间、人称视角、形式结构、叙事语言等方面，打开了许多新的“窗口”，我们的探索还远远没有到位。西方的叙事学又激活了中国本土的叙事学，中国传统叙事学在说书人身份、结构形态、意象创造、语言运用等方面，有着丰富的规律和经验，我们也没有深入进去。

　　从小说结构模式的运用上，就能看到小说创新和发展的态势。在2015年的短篇小说中，运用最多的是情节模式，显得颇为纯熟、精到。付秀莹已是一位成熟而富有潜力的青年作家，她的小说以故事情节为主体，但在叙事语言上“以退为进”，回到了古典小说《红楼梦》的路子上，细腻、绵密、沉稳，且是纯正的白描语言。如新作《定风波》《倒是梨花不是》《找小瑞》等，讲述乡村的日常生活和普通农民，在从容不迫的叙述中，展开了故事，突出了人物。还有，杨遥《铁砧子》描写小镇修车人的生存和竞争，夏榆《正月十五雪打灯》追述国营煤矿驱赶残疾人的悲惨故事，都情节完整，内涵丰富。人物模式小说近年来不断减少，即便立意在写人，也往往被琐碎的情节淹没。只有那些真正熟悉人物，且有塑造人物功底的作家，才能写出结实丰满的人物来。如前所述的梁晓声、冯骥才、邱华栋笔下的人物形象。此外，张生《双梦记》中的抗战老兵康力耕，周李立《往返》里的年轻画家乔远，性格虽然不够鲜明，但他们的精神情感富有代表性，是有力度的意象型人物。而那种代表“最高美学追求和理想范型”的典型人物还没有看到。意境模式小说是一种富有诗意、情景交融的艺术类型，现在渐渐消失了。马金莲的《一抹晚霞》让我们惊喜，作者在古朴、宁静的乡土风俗画中，描摹了两位回族老奶奶、老爷爷平凡而圣洁的形象，让沉醉在现代生活中的人们惊讶、感动、醒悟。我们多么期待有更多这样的意境小说。心理模式小说虽然不多，但偶然可见。王蒙的《仉仉》重拾意识流手法，写一位耄耋老人对一生的回顾、反思，蕴涵着中国历史中的惨痛教训。短小精悍，激情充沛。胡性能的《孤证》同样运用了意识流手法，展示的是一位狱警对一桩陈旧案件真相的遥想和追寻。形式巧妙，意蕴深刻。小说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只有各种模式的“百花齐放”，才有短篇小说的灿烂春天。

　　从小说对传统文学的继承和发展上，可以看到当下创作的态势以及未来的发展走向。文学的发展主要有两块基石可选择，“采用外国的良规”和“择取中国的遗产”。在向西方现代派和后现代派文学的借鉴上，我们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但现在却有减速和几近停滞的倾向。在2015年的短篇小说中，我们看到残雪、曹军庆、王秀梅、蔡骏等的可贵实践，但远远没有形成一种势头。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深入、广泛地借鉴现代、后现代派文学，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在向中国古典小说创作传统的择取上，已有聂鑫森、孙方友、谈歌、刘庆邦等闯出了一条通衢，发表了大量佳作。但跟进的作家还不多，对古典小说还缺乏熟悉和研究。其实古典小说中的话本、传奇、笔记等形式和手法，是一块丰厚的土壤，等待着更多的作家去开掘、去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