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树下长椅上的张洁(汪家明)

　　再没有什么能像我的文字那样，让我从容地独立于世。我曾狂妄地说过，哪怕所有的人都讨厌我，我也会因我的文字、我的绘画，活得自由自在……

　　——张洁

　　2014年秋末，张洁画展在北京现代文学馆开幕，铁凝等一大帮作家到场，使之成为一次感情色彩浓厚的“为了告别的聚会”——此前，张洁已将北京的住房卖掉，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校区买了一套小小的旧公寓。在短短的致辞中，她说：“张洁就此道别了”；“我在一家很好的律师事务所留下了一份遗嘱：我死了以后，第一，不发讣告。第二，不遗体告别。第三，不开追悼会。也拜托朋友们，不要写纪念我的文章。只要心里记得，曾经有过张洁这么一个朋友也就够了……”

　　我自知，跟那些环绕着她，与她挽着臂、拉着手，高声或低声交谈的作家朋友相比，我不过是她的某本著作的出版者，仅有几面之交，所以只是与她打了招呼，会后悄悄离开。

　　转眼已是一年。初冬北京，雾霾连绵，有时我会想，张洁是否正坐在她曾说过的纽约公寓外，一棵树下的长椅子上，感受她写过的、不同方向吹过来的风？不必再忍受这污浊的、令人无可奈何的空气了。

　　知道张洁，始于1978年她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获全国小说奖；但喜欢张洁，是读了1979年发表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之后。这篇小说当时曾激起那样大的社会波澜，甚至上升到道德观和人身攻击的程度。但不论是那时还是现在，我对社会舆论都不屑一顾，只是为小说中表现出的沉重、低缓、刻骨铭心而又满含诗意的情感所震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在写文章之前，都要读一读这篇小说，它总能拨动我的创作灵感之弦。其中个别段落，已能成诵。1980年8月，作为“《北京文学》创作丛书”第一部的《张洁小说剧本选》出版，我买了一册，收藏至今。书前作者照片中，她穿着大衣，坐在雪后公园长椅上，按惯例膝上放着一本打开的杂志，歪头看着我们，饱满的脸上分明透着文气和澹定。那年她四十三岁。照片背面的作者手迹，正是《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一页。

　　由于喜欢这篇小说，我还动手做了编辑工作：把两段我认为多余的文字勾去。我很想把这意见告诉张洁，可是去信无门。二十年后，1999年3月2日，瑞典大使馆举办《汉字王国》新书发布酒会，使馆特约嘉宾中有张洁。我作为这本新书的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编辑者，与她邂逅于此。西式酒会比较随意，就是拿着酒杯走来走去，相互交谈。我没有贸然与张洁谈《爱，是不能忘记的》的修改意见，而是谈到她的长篇散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我很喜欢。这本书记录了张洁的母亲从发病到去世八十多个日夜的事情，其中穿插母亲、张洁和张洁的女儿唐棣三代女人的故事。但出版社把它和其他作品编在一起，很不合适。我建议另出一种单行本，并增加三代人的照片，而且要把母亲的挂号证、病历、诊断书、药方、医疗费明细单、死亡通知书、火葬证、殡仪馆收费发票、往生位收费收据，母亲生病前后标注时间安排的月历、母亲生前养的猫的照片、母亲给外孙女唐棣(昵称“书包”)的几封信，以及唐棣的结婚照、唐棣的儿子和新生女儿的照片……所有与这本书有关的图像资料都收进来，做成一本“全纪录”，一本最直观、最真实、最有纪念意义，有社会学价值的书。张洁称赞我对图像内容的敏感，认为我的想法很有新意。她同意回家收集一下这些资料后再说。

　　回济南后，我立即给她写了一封信，并附上我对《爱，是不能忘记的》的修改意见，她于4月3日回信说：

　　谢谢你对《爱，是不能忘记的》的意见……感谢你多年来对我作品的关注。如你所说，文学现在已经不时髦了，我的书更是没有人读，我想这很正常。文学本来就是“小众”的事，像过去那些年万众一志读文学的事，可能并不正常。而且就我前些年的创作来说，也并不都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学，比如我得奖的那些作品：《沉重的翅膀》《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谁生活得更美好》……这样说起来好像很没良心，可事实上社会对得奖作品的衡量标准，首先必须进入“主流”，既然“主流”，与文学的关系就不是很大了。

　　在这封信里我才得知，《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出版很不顺利，先是在东北一家出版社出版，质量太差，“仅仅几页，错误就有二十多处……我只好终止合同”；后来又有一家出版社要出，她只敢签一次性合同，印了五千册。“我不是不讲效益，但效益和好书不能兼得的情况下，我更关注的是一本好书……跟你谈这些，是希望你对我有进一步的了解，如果你觉得我不好合作，不妨放弃出版的念头”。她希望我到北京与她再谈一次。

　　此前，我的确听说张洁是最难合作的作者之一，而且版税比较高。也是在这封信里，她告诉我，她的长篇小说《无字》第一部出版时，上海一家出版社为了蒙混读者，居然把“第一部”三个字删掉，而且文字错误多，制作粗糙，所以她宁肯放弃一万五千册的版税，果断终止合同。后来她送我的《无字》第一部，用红笔在书中做了一些改正，勒口“内容介绍”也用红笔划掉，封面用钢笔加上“第一部”字样。但我有信心让她满意，也让读者满意。6月3日我和编辑室主任刘瑞琳专程到北京与张洁面谈，谈得比较深入，到动情处，她流泪了。离开时我们带走了一些照片和材料。7月上旬张洁赴美国之前，与我们签了合同，并补了图像资料。此后由于她几次往返美国，此书拖至2000年底才付梓。出版不到一年就印了五次。后来拍《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电影时，剧组人手一册我们的书，说是对进入剧情和表演极有参考价值。电影的主角是斯琴高娃。

　　张洁在本书的《后记》中记叙了坎坷的写作经过：母亲生病时，为了不影响唐棣在美国的学业，一直瞒着，没想到母亲的病急转直下。母亲去世后，张洁决心把这八十多天的经历写下来，因为唐棣“是妈的另一块骨肉，她有权利知道每一个细节”。可是，“在我所有的文字中，这十多万字可能是我付出最多的文字”——即将写完的一个晚上，“我并没有发出删除的指令，却在电脑里丢掉了八万多字。一年的努力眨眼之间化为一片空白。而这时，离唐棣的归期只有十一天了……我呆坐在电脑台前，一直过了三更，苦撑着自母亲去世后这个最沉重的打击。国文兄说，可能是母亲不愿意我在这些文字里跋涉，我却认为，这是上帝的意思，他要我在这些文字里再熬煎一次……”后来在一位电脑工程师的帮助下，仅从电脑中找回不成行、不成句、支离破碎的两三万字。无奈，她只好咬牙振作精神重写。奇怪的是，重新写完之后，那丢失的几万字又让另一位电脑工程师在电脑里找到……

　　又过了十年。我们各忙各的，音问全无。2011年秋，我偶遇张洁的一位小朋友，才知道“张姥姥”大多时间在美国，但有电邮可通，并给我信箱地址。于是我给张洁发了一封信。此后断断续续，将近一年时间里，我们通了十几封信。她在信中说“想起多年前的合作，真的很愉快，你们出版社是个正经的、可信赖的出版社。”这话让我高兴。我们在信里谈文学，谈绘画，谈人生，甚至谈生死。她的话朴实、真诚、有深意，给我很多启发。我说她“悲观之中带着不甘，消极之中含有力量”，她回信未置可否。她谈到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博尔赫斯、高尔斯华绥、杰克·伦敦(巧了，也都是我喜欢的)，谈到她这几年的写作，谈到她的短篇《一生太长了》，谈到她喜欢法国毕沙罗的画。我提出希望看看她的画作，她说电邮照片无法反映真实效果，让我去她在北京的家，请邻居领我看她留在那里的几幅油画。毫不夸张地说，看后我很吃惊。她的画正如她的文字，优美而有力量，微妙展示了她的内心，一眼就能看出是她的作品。要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许多画家画了一辈子也达不到这种境界。诗人、美术评论家西川说她的画是“有内心的风景”，与我同感。

　　那么，张洁的内心有些什么？她曾在一篇演讲里说：

　　再没有什么能像我的文字那样，让我从容地独立于世。我曾狂妄地说过，哪怕所有的人都讨厌我，我也会因我的文字、我的绘画，活得自由自在……

　　写完《无字》以后，很长时间我没有交给出版社，因为我知道，一旦把它交出去，它就再也不会回来了。不像朋友，离开之后还会回来看望我，而我却不可能再写一部同样的小说。我和它朝夕相处十二年，为它花费了许多心血，常常为了一个字放在前面、还是后面而推敲很久。有个朋友说，哪个读者会注意你这个字放在前面或是后面的不同呢？我说，我在意……

　　朋友们说，你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事业成功，为什么不快活？我说，也许仅仅是因为一棵树……我和这棵树的关系，没有人可以理解。

　　再过四个月，张洁就七十九周岁了，按中国的算法八十了。跨越时空，我似乎又看到她在遥远异国坐在公园树下长椅上的模样：优雅地侧着身，眼神依然清澈而澹定。

　　2015年12月1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