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和她们，存在于隐性和显性的世界(徐虹)

——读刘庆邦长篇小说《黑白男女》

　　长篇小说《黑白男女》描述了某煤矿矿工大规模死亡之后四个家庭——周天杰老吴儿媳郑宝兰一家，卫君梅及两个孩子一家，蒋志芳母子一家，半疯半痴的王俊鸟一家——面对死亡事件的生的状态。小说起笔就是生死。虽然每一篇小说的背后，可能都是深邃的痛苦，但是与生死之事相比，都是小事。在这一点上，作家刘庆邦取法乎上。

　　刘庆邦平时说话，声调不高，音量不大，不疾不徐。却如京剧中的板眼，句句砸在点子上。果然文如其人。其人性情风度表现到小说里，就形成了一种独特风格：小说看似漫不经心，放任自流，实际上前后左右全是严密的内在逻辑，一环扣一环，无微不至。没有一丝一毫的松懈。人越读到后来，越感到千钧一发。

　　与他以前的作品《断层》 《红煤》 《神木》着力于描述深井下命悬一线的惊险故事不同的是， 《黑白男女》不止着力于事件的开展及其惊心动魄和险象环生，而是在这些具象的形而上，以人性关怀的名义，处理那些死亡事件之后的活下来的众生的喜怒哀怨和深层内里。在《黑白男女》里，比死更重要的是生——生命结束了，但生活还得继续。我们不但看见了生命面临的惊险，更看见一个生命结束之后，周边生命面对生的惶恐和扑腾。活-下-去，是比死，更有技术含量的、更庄重、更惊悚的一件事。

　　从社会性的角度来考量， 《黑白男女》呈现了中国煤矿工作最严酷的原生态。中国有五百万至六百万煤矿工人，每年非正常死亡多人。他们在深井下面临着中毒、爆炸、塌方、肺尘病等多重危险。他们还面临着心理、生理的种种问题。 《黑白男女》的原型基于1996年河南平顶山矿井下发生的一起重大瓦斯爆炸。当时八十四位矿工在事故中丧生。 《黑白男女》以介于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笔法，探究了以该事件为核心的矿工群体生态圈——他们平常生活于我们视野的盲区和日常生活的隐性世界。 《黑白男女》中的“黑白”两字关乎其生死、男女、黑白、显性和隐性。

　　事实上，写作者处理每一个故事、一段传奇，都会自觉带有哲学意味和对世界的观念，都必然有一个形而上的存在来观照。这本是文学的题中应有之意。这是写作中自然存在的一个“暗格” 。而从故事的外梗概看来，许多根枝蔓形成一个走势，顺着某一种逻辑秩序，终结于根脉核心。这核心的内力才是真正令人触目惊心的。它必是赤裸的，也是坦率的，藏不住任何的秘密。它是关于一个写作者心目中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更有他对人生世态的观念。小说所展现的点滴零碎都来自这里。对世界的理解是混乱的，由这个根脉核心抽条出的枝蔓花叶，也必定是纷繁混乱而没有秩序的—— 《黑白男女》的故事看似形骸散漫，实则有着严格的内在秩序。无论刘庆邦被定义成反腐作家、煤矿作家还是乡土作家，他的众多煤矿系列小说，写的都是人性，他在表达人性的温暖。

　　刘庆邦的小说为普通人的普通命运罩上人性之光。 《红煤》是青年农民工的心灵史； 《平原上的歌谣》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深度描写三年大饥荒的长篇小说” 。此外，他的30多部中篇小说，如《神木》 《到城里去》 《卧底》 《哑炮》等平中见奇，引人入胜。

　　《哑炮》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两个矿区男人同爱一个女人。在井底下作业，男人A没有看见一枚“哑炮” ，男人B看见了却出于内心的自私与暴虐而故意不说。“哑炮”炸死了男人A，男人B顺利娶了女人，但一辈子歉疚。时隔多年，内心的阴霾始终无法散去。即将离世时，他对女人说出了真相。关键的时候到了——女人怎样说？吃惊？咒骂？谴责？原谅？刘庆邦却写道：“女人低着头，早知道了似的，道：‘你可真像个孩子……’ ”惊煞！一语胜千言。女人心真是高岸深谷，深不可测！震撼在情节与情节的缝隙中，渗透到读者内心的最深层。所谓深刻与温暖，正植于平实的语言与情节中。

　　他的被改编为电影的中篇小说《神木》 ——在传说中，地下的煤，就被称作“神木” 。在黑不见天日的煤窑里，发生了日光下不可想象的故事：两个人贩一直在做着一个无本生意，在火车站以找工作为由，诱惑“点子”到山区的煤窑，在井下干掉他，以骗取窑主的高额补偿费。刘的笔下仿佛呈现了慢镜头：人下到黑暗里，前一秒还彼此称兄道弟，后一秒立刻面目狰狞。“点子”的脑袋被砸得“噗”的一声，血安静地、无声地、镜子一样地流淌一地……他的笔如同京剧鼓点，紧锣密鼓，愈敲愈急。他的笔锋，也如同千万根极细的银针，直刺人的心……小说中的慢和闲与紧张和惊险，形成强大的反差。这反差形成了强大的魅力与震撼。

　　我理解，其实所谓“大众性”不仅是一个抽象和枯燥的概念，而是文学需要关注大时代的普通人在普通生活中的惊心动魄和喜怒哀怨。生活的巨象，每走一步都地动山摇，而普通人都淹没在巨象泛起的尘埃里——他们怎么死的、怎么生的、他们哪儿疼、怎样为他们敷上药……这是文学的使命。 《黑白男女》为探究中国社会煤矿工人群体生活的原生态提供了样本。

　　此外，一般来说，一个人的文学创造力，与其跟世界的协调程度呈反比。因此诗人总是愤怒的，小说家常常不见容于世俗。刘庆邦是一个例外。他和世界十分地协调。在文学界常常有这种说法：在陕北，提路遥有人管你饭吃；到煤矿，提刘庆邦有人管你酒喝。他一直根植于最基层的百姓生活。他自己就是从人民中来的。他与矿区群体保持了非常紧密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是他创作的根脉和供养。这决定了他创作有一个永不枯竭的富矿。另一方面，他把人生的智慧也融入到他的写作中。他的智慧的表达不是快刀斩乱麻式的，不是高举高打、诗意喷发式的，而是从容不迫、细工慢火式的。他的话语里，带一点未经打磨的硬，启承转合全是真货色，并且把思考指向故事的内里缓缓给力。要紧的事，尤其一句话一句话地慢慢说。

　　我以为到了四十岁、五十岁乃至六十岁的成熟写作者往往会关注社会生活。或者这与文学的原点相关——很多人对于文学的启动是出于本能，是出于对伤痛或者成长的表达的冲动。但是随着经过了岁月的磨砺和社会生活的洗礼，对人性有着较为深刻的体察、乃至对生活有了痛感、并且痛定思痛之后，则沉淀了理性，具备了描述探究社会生活的能力。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家其实也是社会学家。任何的现实生活都比想象力更具有想象力。因此， 《黑白男女》不但是一个优秀的文学样本，更是一个优秀的社会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