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文艺研究的中国话语(张江 王杰 丁国旗 段吉方 高建平)

　　对话人：张 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王 杰(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丁国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段吉方(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高建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核心阅读

　　审美经验往往带着民族、阶层、性别等的各自“气味”，因此，我们自己的审美经验、民族气质、感觉结构等应当成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和艺术批评的基本面向

　　前沿理论不仅要关注文艺创作和理论发展中最迫切、最关键的问题，还要具有创新性，对文艺未来发展有所启示

　　建设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体系，需要在理论层面上反观传统、反思经验，需要在批评实践上，以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解析当下文艺发展经验

　　当下的文学艺术理论，要走“拿来主义”“实践标准”“自主创新”之路，但归根结底，创新才是文艺理论话语建设的主要途径

　　张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引进了大量西方文论，这对于中国的文艺理论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此也带来不少问题。将西方理论奉为圭臬、照搬照抄西方经验、“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等现象屡见不鲜。当下，如何建设文艺研究的中国话语，成了一个普遍关注且亟待解决的问题。

　　文艺理论要以审美实践为基础

　　王杰：在全球化时代，对于文学艺术的感受和评价，是否也可以像科学和技术一样用“先进”与“落后”来衡量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文学艺术创作是作家艺术家的审美经验符合艺术规范和社会需求的表述，而审美经验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它既包括文艺创作和文艺欣赏的活动，也包括人们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体验到的审美愉悦。由于人们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文化关系和情感关系中，审美经验一定是具体的，是在具体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之下进行实践的结果，而文化语境和历史语境是不断变化着的，加之文化本身的民族性和多样性，这就决定了在文学艺术实践的解释和评价上，所有声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都是有待质疑和检验的。审美经验不是物理现象，它是情感性的，是一种带着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性别各自“气味”和特征的文化现象，因此，我们自己的审美经验、民族气质、感觉结构等，应当成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和艺术批评的基本面向。

　　当代中国的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社会关系、文化矛盾和社会心理等方面都不同于西方，尤其不同于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西方社会现实状况。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代中国的文学艺术实践也已经形成了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所无法完全把握和概括的新的审美经验，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问题是我们在学理上应当怎样概括出这种新的审美经验和文艺实践。如果不能与充满活力的创造性的审美经验相对应，提炼出能够解释、评价、分析当代中国文艺实践的文艺理论和美学，那就是当代文艺理论家的失职。

　　前沿理论不等于西方理论

　　张江：多年来，国内的文艺理论研究形成了一种求快求新的惯性，即以最快的速度追赶西方最新的理论，套用阐释一番，然后迅疾更换，如此循环往复。这种做法甚至被看成是紧跟前沿、走在时代前列、具有理论敏感性的表现。理论的前沿是否就是西方的最新理论，是否就是谈论时髦话题和时髦学者？这个问题需要反思。

　　丁国旗：什么是前沿理论？我认为，它首先应该是能跟上时代发展、反映当下文艺热点的理论。表面上看，应接不暇的西方文论确实足够“新潮”，甚至在一些人看来，写文章或讲话时不时地蹦出“新历史”“后殖民”“语义矩阵”“酷儿理论”“解构”“主体死亡”“超仿真”等词汇，似乎就能有效证明学术研究的前沿性。但“新潮”并不等于“前沿”，况且限于传播的时效问题，这些所谓前沿理论在西方或许已是“明日黄花”了。其次，前沿理论要关注文艺创作和理论发展中最迫切、最关键的问题。西方文艺理论在进入中国之后，承担的更多是对已有作品的重新解读与阐释，如用精神分析解读《红楼梦》、用女性主义解读《花间词》等，对指导我国当下文学创作或解决现实文艺问题，意义不大。再次，前沿理论还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创新性，对于文艺未来发展有所启示。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不少学者对于西方文论的研究停留在拾人牙慧的层次，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创新成果付之阙如。

　　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对西方文论的引介与研究对拓宽中国学者的思路有积极意义，那么今天我们仍将西方理论奉为“圣经”，就需要认真反省了。不加分析地将西方理论当成前沿理论是对学术的误读。当代文艺理论只有立足于当下中国文艺创作的现实需求，继承传统文论的优秀成果，批判借鉴西方文论的优长，才能真正有效地创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成果。

　　有效整合文艺研究话语体系

　　张江：与盲目地求新求异相比，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进行文艺研究话语体系的整合。当前，我们的文艺研究存在多种理论资源与话语体系，彼此之间的隔绝冲突显而易见。有效整合多重话语体系是对既有理论资源的消化吸纳，也是建设文艺研究中国话语的必要工作。

　　段吉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首先需要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理论见解，充分掌握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与批评原则。其次，要充分关注当代文艺批评实践，特别是对中国当代各种新兴审美文化经验要有充分的理论把握。再次，要充分考虑中国文学与艺术问题的基本语境与现实，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与中国问题、中国经验相结合的过程中充分展现理论研究与当代语境的关联性。

　　当代西方新兴文化思潮的崛起，既给当代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设带来了对话与发展的机遇，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当下，中国传统文论、中国现代文论、西方文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是当代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设最重要的四种理论资源。在理论建设中，既离不开对它们的有效借鉴，更需要做出深刻的批判鉴别。特别是当代西方文论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已经影响了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和文艺批评的思维方式与话语方式，因此，把握当代西方文论范式转换的理论路径及其中国影响，系统反思当代西方文论话语的有效性与理论缺陷，是当代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设不是靠简单梳理历史发展就能实现的。我们需要在理论层面上反观传统、反思经验，进行批判性的理论探究，需要在批评实践上，以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解析当下文艺发展经验。这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设既要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理特性，又要系统把握由于历史语境发展变化导致的具体文艺问题的发展与变异。从历史变化和现实语境出发，充分观照审美文化与大众文化经验变迁中的中国审美意识形态现实，方能彰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实践品格，展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设上的努力和成绩。

　　话语体系建设要关注当下实践

　　张江：建设文艺研究的中国话语，这个命题蕴含着空间和时间两方面的诉求。从空间意义上讲，是要建立文艺研究的本土意识；从时间意义上讲，则是要建立文艺研究的当下意识，两者最终都是为了解决“有效性”这一核心问题。所谓当下意识，就是文艺理论要关注当下文艺实践，解决当下文艺实践中的现实问题。

　　高建平：从本质上讲，理论是实践的。首先，理论的起源是实践。理论总是关于某物、某事、某学科的理论。那种建立“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的说法，是荒唐的。其次，理论要指导实践，并受到实践检验。如果文学艺术的理论对文学艺术的发展没有指导作用，只是一些自我消费的空洞话语，或是清谈家的谈资，那么，这种理论就没有发展前途，从事这种理论的人以及整个文艺理论学科，都会在社会中自我边缘化。

　　人们思考和构建理论，尽管最初是从实践出发，但在构建过程中会出现种种偏离。这些偏离的形成，既受个人学术特点的影响，也有理论大环境的原因。有时，在某个时期有着一定进步意义的理论，过了这个时期，就会成为理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晚清时，有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极端保守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笼罩下，这种学说有助于突破迷雾，“开眼看世界”，尤其对于引进西方的器物之学有积极意义。但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在与西方列强的碰撞中屡遭挫折，这种学说就过时了。晚清以来另一种在中国产生重要影响的指导思想，是“西体中用”，即“向西方找真理”，运用于中国。通过“西体中用”，中国引进了大量的西方思想并付诸实践，使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后来，人们在总结中国的现代历程时发现，思想的引进也有一个实践检验的过程。思想理论，凡是符合实践需要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运用的就取得成功，凡是以教条主义的态度生搬硬套的就遭遇失败。

　　以上所论是经过长期实践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有的甚至是血的教训。但是一些文学理论研究者却忘了这一切，纠缠在“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之间，各执一词，造成了学术上的空耗。其实，古今的道理是一样的，文学理论研究也要以当下的现实、当下文学艺术创作和欣赏的实践为本，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态度，实践为“体”，“古”和“洋”都是“用”。

　　当下的文学艺术理论，还是要走“拿来主义”“实践标准”“自主创新”之路。继续向国外学习，拿来对我们有用的理论话语。这些话语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更加重要的是，我们的精力还是要放在创新上，创新才是文艺理论话语建设的主要途径。

　　张江：前不久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提出，文艺理论和评论工作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中国传统文艺理论评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外国文艺理论，研究梳理、弘扬创新中华美学精神，推动美德、美学、美文相结合，展现当代中国审美风范”。这应该是我们建设文艺研究中国话语的基本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