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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学 我们能做些什么?(罗伟章 张楚 等)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6年01月07日10:36 来源:文学报 罗伟章 张楚 于晓威 夏榆 戴来 周洁茹 任晓雯 赵志明

向起点出发

罗伟章

  一

  回顾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写作生涯”,有时候是很迷茫的,自己写了些啥,不去看作品,就基本上只记得题目,许多连题目也记不住。偏偏我最不喜欢看自己发表和出版过的东西,非但如此,我甚至有一种怪癖:某期刊物上,只要有我的文字,那本刊物上的任何文字我都不会去读。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对自己的不满。细细想来,真的不是。平心而论,写作的时日长了,也有疲乏和草率的时候,但这样的时候并不多,可以说很少,非常少,我为那些作品,交付过自己再也唤不回来的时间,我没有理由厌弃。

  或许,这正是对时间的焦虑。我从事写作,是很晚的事情,到我写作的年纪,许多人已功成名就,还有不少人,写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更有甚者,已经封笔十年以上(比如兰波)。可我才刚刚出发。我的出发有些悲壮。这悲壮的性质,并非外界传扬的为写作辞职一类,虽然那也是事实,但一点也不重要,从根本上说,那与辞职经商并没有什么区别;重要的是时间。从写作那天起,每一部作品都是我的一段时间。写作吞噬了我的时间。有人说,将时间换成了钱财、地位或者作品,值得,我没有这么乐观。我很清楚,文明史上的英雄,特别是那些能贯穿文明史的英雄,除了超常的智慧和博大,还有难以解说的机缘,别的都只是跑龙套。

  个别的瞬间我会想:如果我不写作,时间是不是就会停下来呢?这听上去我像是个妄图长生不老更不死的人。我哪有这么狂妄。就我所知,有过类似念头并说出来的作家,只有托尔斯泰,他觉得自己太伟大了,上帝可能不会让他死。他最终还是死了,不过他有资格那样去想。托尔斯泰的最后贡献,是再次证明了世间有一种不可通融的法则:时间法则。因此我理解的小说,一定要有时间的参与并作为某个“人物”出现。我自己的作品,时间总是转瞬即逝,于是我强调永恒的价值;虽然我知道,世上本没有永恒,说的人多了,仿佛就有了永恒。这其实是一种无力感。《百年孤独》让我着迷的地方,完全不是那句“多年以后”,甚至也不是奇妙的想象(风月宝鉴的想象放在哪里都不逊色),而是时间的没有穷尽,那部书里,什么都可以缺失,就是时间用不完———我认为这才是马尔克斯最伟大的想象。同时我也相信,蒲松龄、鲁尔福等作家笔下,那些关于死者继续生活着的小说,正是对时间的反抗。

  反抗是因为遭到侵犯。每种生命都遭到了时间的侵犯。站在宇宙洪荒的角度,初生儿的耳畔,也会响起一个声音:看,这个老家伙!或许还说得过分。鲁迅的《立论》,就写这个。普遍认为 《狂人日记》 是鲁迅全部作品的纲领,但依我看,《立论》才是。鲁迅时时感到“独战的悲哀”,往根子上说,这绝非仅就他自己而论。每个人都在独战,与时间独战。每个人都是失败者。“失败者”之所以能成为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母题,就因为那是深度现实。鲁迅还说过“独胜的悲哀”,这话的表面意义是丧失对手的寂寞,核心却是生命在时间面前的无奈。

  而这,恰恰是文学用力的地方。

  二

  与其说文学是创造另一种现实,不如说文学是打捞遗失、遗弃和破碎的“现实”。我在一部中篇小说里,借主人公之口写过一句诗:“被阳光忽略的,没有被风暴和黑暗忽略。”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就是去风暴和黑暗里捡拾生命的碎片。有展望未来的文学吗?当然有,但那样的文学怎么读都是在回望;也只能如此,否则就不合格。好的文学要让人看到来路。未来不确定,古怪之处在于来路同样不确定。被确定了的道路,文学家不感兴趣,如果有兴趣,也是怀疑的兴趣。文学的光荣使命,正由这两者产生。文学家的义务,不是推理,不是一句“只能这样”或“不这样不行”,就对万千事物加以谅解。而今美国的乡村多么漂亮,但斯坦贝克并不因此就谅解了拖拉机时代的血腥。时代并不成为他关注的焦点,时代下的人才是,人群中的个体才是;在作家眼里,“人人都有被了解的权利”(昆德拉语)。个体和对个体的尊重,是艺术家区别于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的地方。某年月日日本发生地震,死了五千人,这是新闻,过段时间也会成为历史,但日本导演北野武却跳出来大声疾呼,说那是不对的,应该说成某年月日,因为地震,日本发生了五千起死人的事件。

  个体是最鲜活的历史,也是最鲜活的时代。一个稍有感悟的旅行者都会承认,用两个星期跑八九个国家,远不如在某个地方住上三五天。这对应了个体呈现的意义。伟大作家的伟大本领,就是从个体入手,去把握时代的本质,给出一个时代的影像和普遍存在的精神困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夫卡的《变形记》,是我心目中至今还没被超越的中篇。这样的作家和这样的作品,为文学赢得了尊严,因此布鲁姆毫不迟疑地指出:小说家和诗人对我们理解哲学的智慧极为有益,他们中的最优秀者总是离个别最近; 他们对个别的丰富理解,与明智的普泛相结合,就是哲学原则形成的方法。

  反抗时间,就是反抗虚无,对个体的忽视是最大的虚无。艺术不可取代的价值,由此确立。但继续追究下去,艺术最终也只是一场虚无。所不同的,是它表达了“有意义的虚无”。罗贯中引《临江仙》 作为自己著作的题头诗,“是非成败转头空”,然后用数十万言,来证明“转头不空”;书中所提供的诸多文化资源,至今活着,书中人物的底线和高度,至今依然成为某种标准。这就是文学的志向,也是文学的伦理。屠格涅夫宣称,文艺比科学更能成为全人类的财富,因为文艺是“思索着的灵魂”。他是从人本身的角度来讲的。科学“篡夺”了许多以前属于神的权力,文艺去发现更多的空间,把神的空手掌再次填满,让人类留存一丝敬畏,一丝想象,一丝逃离或投靠的可能。道教神斗姥,被称为万物之祖,她依照各自的命运创造了人,她是每个人的“先天”,因此人去拜她,也就是拜自己;这样的解说非常有启示意义,我们因此可以说,把神的空手掌填满,就是把自己的空手掌填满,给自己一些内省,一些充实,一些变得更加纯粹和美好的可能。

  “可能性”,是作家和批评家们都喜欢提到的一个词,但许多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妄词; 在它以妄词的面目出现时,考验着文学家们的情怀、勇气和良知。鸡蛋碰石头,肯定不会出现第二种可能,恰恰因为这样,文学家才把深切的目光投向鸡蛋。

  三

  当然我说的都是常识。我把这些常识不是说给别人听,而是提醒我自己:你应该怎样面对你的工作。纵然你有百万个同类,你也不必在同类中取暖。我不喜欢圈子,也不属于任何圈子。我坚信圈子之外的自己一定是更好的自己。交流是必要的,但一定要不带偏见,要有宽阔的内心,既要勇于批判和抗拒,也要勇于肯定和接纳;两者相较,我觉得前者有可能只是本能,人天然地有一种排他性,且很容易产生一种欲望,就是以自己放大的影子,去挡住别人的光芒,———后者却是一种真正的能力,因而做起来更困难,却也更重要。同时,文学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就是它的“非交流性”———这是谢有顺的提法,他认为:“正因为文学有不可交流的封闭性的一面,文学才有秘密,才迷人,才有内在的一面,所以本雅明才说,小说诞生于‘孤独的个人’,‘孤独的个人’ 是伟大作品的基础……好作家应该警惕过度交流,甚至要有意关闭一些交流的通道,转而向内开掘,更多地发现个体的真理,在作品中锻造出那个强大的‘孤独的个人’,惟有这种文学,才会因为有内在的价值而深具力量。”我觉得,这种揭示是一针见血的,值得当下的许多中国作家反思。

  但问题还不止这些。日子久了,会走习惯和熟悉了的道路,这是轻松的道路,但也是必须警觉的道路。新经济史先驱道格拉斯·诺斯,创立了“路径依赖”理论,认为既定方向会在发展中自我强化,甚至锁定。这一理论不仅适用于政治和经济领域,也适用于艺术领域。“锁定”是艺术最不能接受的前景,所以作为写作者,要敢于抽身,向起点出发,向天赋源头出发,向最初的心愿出发,向眼前还没有任何一条道路的地方出发。

惟有在此,一切才有了意义

张 楚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居住在一个叫倴城的县城。我在这里上班、接孩子、买菜、看电影、参加婚宴或丧礼,跟狐朋狗友喝酒或者骑自行车漫游。我时常觉得自己仿若一枚细菌,在某个细胞核内漫无目的地走动。作为一个游手好闲的写作者,我必须承认自己的写作是从县城的时空和想象开始的:从我居住了三十多年的县城出发,在我的小说中以沉默的姿态行色可疑地结束。从我小学四年级到达这座县城,多年之内,作为空间和时间见证者的的它,并没有显著变化。即便参加陌生的饭局,看到那些应是陌生的人,你也会觉得他们那么眼熟———这些年,没准你就在什么地方碰到过他或她。另外一群人,则是时刻与你朝夕相处的人,他们是你的朋友,你的亲人,你的同事……可以这么说,他们早在属于你的时空里投下了暗物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沉默着,只有在特定时刻,他们身上才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同时,作为小镇上的居民,他们都保留着“复制人”的美好品德———你无法在他们身上刻意挖掘出更多的情感类型和不安因子,你只能依赖自己的想象和略显粗糙的技法,将降临到你身上的灵感战战兢兢地转化为人们称之为“小说”的东西。

  我曾经想,对我这样一位写作者而言,身边这些有个性或者没有个性的人,在他们身上显露或隐藏的事件,以及这些事件背后不为人知的缘由,可能才是最真实的中国人的故事,才是有个性的,独立的,甚至是永恒的故事。他们貌似波澜不惊,其实真相早与镜像融为一体,你无法用更多的技法和力量去做更多的阐释与勾芡。在我的小说中,时间的概念似乎有些模糊,但是我力图在狭窄的空间内,将建立在这些人之上的文学想象,赋予我自己对人性、对人心的理解。可以说,他们是我热爱小说,从事小说创作的最重要的理由,他们是我文学想象的起点。

  可是真的如此吗?过去二十年的时光里,我一直执拗地、骄傲地写着关于他们的故事。有时我在小说里伤害了他们,有时他们在生活中伤害了我。这种双重伤害会让我察觉到书写的苍白和无意义。曾经自问:这种基于小县城的叙事是否因为它的狭隘和封闭限制了文学意义的表达?或者说,当他们被我无数次书写之后,一个纸上的王国虽然诞生,但它是否能经得住时光的暴晒?当然,我也曾经用约克纳帕塔法世系来说服自己:狭隘的空间表达并不妨碍人性表达的深度。可是,谁能有福克纳那样的才华?所有的自我说服都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它不能从本质上解答对写作意义的拷问。如果硬说有意义,也无非是针对自我的救赎和祈祷。“救赎和祈祷”,当这样想时,问题似乎就不是问题了,它最终变成了一种自问自答式的解脱之道:我只管写我的就好,如果我没有能力让文字抵抗时光的侵蚀,那么就让那些文字在灰尘中自生自灭。

  对于写作,我还能做些什么?除了上面谈到的自我安慰,我也曾想象离开故土,离开那些熟得不能再熟的人与事,到一个复杂含糊、荒唐迷失的空间,写更宏大、更多棱、更具有金属质感、更具有历史意识和哲学思辨的人与事……说实话,当这个念头浮升之时,我忽然觉得甚是恐惧。人到中年,对已知世界的迷恋和沉溺注定了这种恐惧会像病菌般繁殖分裂,最后将那不安的念头彻底吞噬。

  于是,我想,就这样吧。这个现实世界里的县城,这个在我小说里充斥着悲观主义气味的县城,可能真如我壮年时所想,它就是我的仙境,它就是我的福祉。惟有在此,一切才是安稳,一切才有了意义。它即便不能让我更幸福,肯定也不会让我更消沉。

对于文学,我……

于晓威

  多年来从事文学创作,似乎一直思考的是,文学能为现实做什么,但当2015年马上过去,面对编辑发来的问题:对于文学,我能做什么?突然有一种恍惚怔忡、不知如何言说的困惑。

  这个问题好刁钻。是啊,我能为文学做什么?

  且用几句话简单地捋起来。从世俗的角度来说,对于文学,我做的还真是不少。初中时因为它,我学习偏科,除了语文,其它全部放弃,忍受着老师们无数的责骂不说,还害得我毕业留级,最终连正儿八经的高中都考不上,只好去了一所职业高中美术班打发青春期了事。20岁左右,刚在县城文化馆参加工作时,承蒙一位好心的、爱才的邮电局长相中我,他费了好大的劲儿,经过市里和省里两级主管邮电部门特批,调我去县城邮电局人事科工作,给我楼房。我去干了三个月,深感背叛文学,无暇伺候它,于是厚着脸皮找到局长大人,要求调回原单位,楼房我也不要了。后来的下场是我与妻子辛苦积攒了十年工资,才自己买了房。因为调回文化馆了,又有时间嘚瑟了,再加上一贯受到深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法则影响,自己主动跑到偏僻农村体验生活,搜集素材,却因连日奔波疲劳,于一个细雨飘忽的下午,竟在江上行驶中的木船的甲板上睡着了,醒来后浑身瘙痒,遍布湿疹,此后见风落泪,遇水浮肿,于是一个叫做“顽固性荨麻疹”的怪病折腾了我足足十五年,其间喝了无数汤药,寻了无数偏方,皆不抵用。冬天不敢出门,雨季不敢赴约,为此错过了多少与异性们聚会雅坐的机会。好在此症于十年前,不知不觉中,它自己竟完全消失遁形,让我恢复如初。再后来,遭遇过多次铁板钉钉、明确至极的步入仕途和攀升的机会,皆被我一一婉谢和放弃。

  看官,能说我为文学没做什么吗?

  但是没用,你做出这些,文学不一定就觉得你顺眼,文学还要看你另一方面为它献出什么。

  ———作品呗!

  说作品我气短,知道自己干得确实不像话,不够好。但是不像话,不够好,也还有点一以贯之的底线,什么是我能做出的。

  没太写一套做一套。也就是说,没太一边在作品中塑造善良、公平、正直形象,一边在生活中见利忘义、虚伪猥琐、前倨后恭。

  没太糟蹋汉语言文字。对它的热爱是从里到外,从内容到形式。追求简洁、凝练、富表现力和张力的文字,并且一直坚持手写,以体现对其身心俱服,五体膜拜。

  没太重复自己。文学是一个高贵和聪颖的女子,你对她展示你的智慧和桥段,你的迷人空间,不可再三。那样不仅仅是亵渎对方的美丽,更是侮辱自己的智商。只习惯用一种方式说“我爱你”是无力的。

  没太一心只写正确的故事,而慢待旁门左道、身体发肤与变态小我。别扯了,再好的金銮殿旁边也得有厕所,城市没有垃圾场就意味着处处是垃圾堆。人去了感官什么都没有,血液也是流动的,想成为榜样和标本那是尸体。

  没太考虑为金钱写作。这个真不是哪个生活中伟大导师教的。是天性。若说我不自量,那好,换句话说,那是文学本身教我的。

  没太觉得自己一直会写。知道自己总有写不动、写不出来的那一天,但是很清醒地偷偷发现一个秘密,写不动的那一天,可以有一个办法让人家尽量不忘掉你,那就是多扶持和帮助更年轻、更后进的人,不要跟年轻人争风吃醋,争名夺利,使大家由着对你文字的喜欢转化为真正对你心性和品格的喜欢。

  ……

  忽然觉得想唠叨的东西太多了,但是文章字数有所限定。那就赶紧回顾一下我的2015年。

  2015年读了鲁迅文学院回炉班(比较难听啊,我自己私下叫它“继研班”。平时都叫“高研班”,继续和重新回来读,如何就不能叫“继研班”?)2015年我的一位老师兼好朋友英年早逝了,我两次请假从北京回家乡去探看和追悼,我的难过是真实的。2015年文坛集中回眸和关注了“先锋派”,这是让我莫名地感到振奋的事。2015年我出版了第三本小说集《午夜落》。哦,2015年我重拾荒废丢弃了25年的画笔,开始创作丙烯画。当然,不是为了改行,是为了驱逐现实的无感和绝望,定位自己的精神和灵魂,更好地行进在文学的路途中。

  还有一件小事。2015年我们同学一行去海南社会实践时,有一天傍晚正在露天街头吃饭,来了一位身背吉它的年轻姑娘请求为我们献唱。每首三十元,我们觉得有点贵。尝试着与她讲价每首十五元无果之后,我开玩笑地站起来说,唱歌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要不我为各位唱。这时候,我发现她们是两个人,另一位姑娘在旁边拽音响。原来每人只赚十五元啊,我于是安静地坐下来。姑娘说,不过一般是这样的,一百元可以点四首,于是大家示意她们可以唱。

  唱了四首。我乐不起来。而歌声很悠扬。那时候我们知道她俩来自安徽,到海南不到一个月,事业不太好做。她俩的年纪,仅仅比我刚读大学的女儿稍大一点吧。我当时也不知我在她们甜美而怅然的歌声中,我究竟想了什么。我想2015年啊!

  歌声结束,我递去一百元钱,她们近乎匆促地转身离开。我想,她们是两个姐妹啊,于是我追上去又递去一百元。

  回到桌前,没等坐下,我身旁的一位女作家猝不及防地哭了起来,而我其实也一直在控制自己的酸楚。大家都在沉默。只有一位男作家一直哈哈在笑。

  你他妈笑什么?

  他的眼睛有一点我观察到的红。他僵硬地对我说,我不笑的话,我就会哭出来。

  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些搞文学的家伙,原来彼此都不算孤单。

  “对于文学,我能做什么?”我什么都做不了。此文写的,姑算是我对理想中的文学的希冀和盼望,并愿意继续为其蹩脚地付出。

  好运,姑娘。好运,文学。好运,未来的年。

不为所喜,不为所忧

夏榆

  长久的自我训练使身体对写作行为有了自动反应力,这是我现在的状态。

  每天午夜醒来,在寂静中坐到书房的电脑前写作。这时刻头脑明澈,心静神安,自在而欢欣。这是我要的写作状态,也是我要的人生状态。内心独立,精神稳固,这是我想要的身心状态。回头看来,所做基本如内心所愿,所过的时日也基本如内心所愿。如今对于写作,我已经甚少挣扎,甚少焦虑———我指的是写作行为与我个人的关系。少年时我想做个洞悉世界真相的人,想做个洞悉生命真相的人,结果就成了这样的人。现在如果对生活要做选择的话,我要求这选择是精准而确凿的。这样的说法可能令人怀疑,人们习惯看写作者的精神痛苦、自我怀疑、矛盾丛生,万般焦虑,但这样的状态确实与我无缘。心性使然,多年在人世的奔走,阅历已经使我成为一个浮华的绝缘体,蒙上天眷顾,我的精神结构很难被什么涣散。当然死亡除外,国家的暴力侵害除外,那是无可抵御的,所幸我与任何形式的暴力侵害都相互隔离。

  我想做个坚韧而谦抑的人。“谦虚会让我保持在正轨之上。只要我能够谦虚,无论成败,我都更容易接受。我会知道,无可捉摸的天命,不是我该闻问的。我也会因此知道,我的作品永远不可能完美。完美也不是我该窥视的。我能做的事情是尽我的全力,把工作做好。”这是当代美国侦探小说作家劳伦斯·卜洛克在他的“一个作家的祈祷”中的话。2012年辞去新闻工作之前我做的最后几单作家访问中就有劳伦斯·卜洛克,我并非侦探小说爱好者,也多拒绝阅读流行小说,包括类型化小说。但是现在我对劳伦斯怀有好感,我觉得好作家的精神质地是相似的。那就是对他所热爱之事“不偏移”,坚韧而潜行。

  如今可以涣散内心的外部力量都被我阻绝在外。个人化,这是我喜欢的写作状态,也是我喜欢的存在状态。我只持守个人化,其余的被我阻绝在外,不让它们进入我的内心。如今荣誉和名利也不对我构成困扰,因为它们都在远离我的地方。在现实中我不认为自己有同行者。不需要鼓励亦不需要援助。

  一不小心成了这样的人,油盐不进。水火难侵。当然这是比喻。

  卡佛说:“每天写一点,不为所喜,亦不为所悲。”我觉得这也是我的状态。

  因为有过10年的新闻职业生涯,这个职业带给我的好处就是,我与这个世界最好的作家对话,对他们进行观察而研究。我高兴地看到在人类中还有真正的杰出者,他们当然会影响到我,很多人被我视为精神的榜样。我愿意有这样的榜样引领和示范。愿意向杰出者看齐。我更像一个游泳到岸上的人,站在暗礁上看海面的风景而不会被海浪吞噬。也不会被海浪湮没。我已经不再问文学是什么。文学就是世界,文学的维度就是世界的维度。文学也是我自己。它是我体内的骨骼、血液、经脉。是我心里的浩渺意念。它是我身心之外又被我所需要的空气、食物和睡眠。虽然雾霾的时刻多,但有幸的是我所生活的地方雾霾少,天空晴朗,四季分明。那是适宜我生活的地方。现在我把写作看得比较要紧,改造生活让其适宜写作,而不是写作适应生活。

  辞职之后我写了很多作品。我的写作是不设限的。当然它们所遇到的必然是被拒绝。拒绝不是因为叙事的技艺,而是思想的表达尺度。我的长篇小说已经由出版机构编辑制作好内容,但最后还是搁置。我安然接受它们的境遇,以为这是必然的。但这并不会改变我的写作方向和志愿。一个作家总要写出几部放在抽屉里的书。这是我对自己说的话。

  我为自己建立起思想的谱系,在这个谱系中有很多我热爱的作家,他们与我的心意相合,精神相契,比如当下时空的 J.K。库切、奥尔罕·帕慕克、伊凡·克里玛,逝去的大师福克纳、马尔克斯、塞缪尔·贝克特、罗伯-格里耶,他们都被我看成精神同道。

  “让我永怀感恩之心,主啊,我是个作家,我现在的工作,就是我毕生的心愿。我不需要谁的批准。只要有工具、只要有题材,我就要一直写下去。”这是劳伦斯在《一个作家的祈祷》中写下的话,我不是基督信徒,但这样的话令我动心。2015年10月,在北京三里屯,我与从兰州来京的作家弋舟相聚,回到家里在得到的友人的赠书里看到这段话。然后我又从书架取下由台北诚品书店买回来的劳伦斯的 《卜洛克的小说学堂》,我坐下来用两天的时间认真重读了这部书,可以说这部书解决了我对写作的全部困扰,我做劳伦斯访问的时候并没意识到他对我的重要。现在就如何对待写作职业而言,劳伦斯是我的职业榜样之一。

  我愿意像我的精神同道者一样对待自己的写作志业。

  敬纸惜字,写作不辍。

开始是因为无聊

戴来

  如果说我最初开始写小说是因为闲极无聊,那么后来越写越少还是因为无聊。为什么要写作?在写了百八十万字后,这个问题有一天突然冒了出来,像是当头一记棒喝,把我自己也给问住了。与此同时,最初那种新鲜的隐秘的写作冲动和热情越来越少,觉得再写出来的东西并不比之前的好,至少没有多大的进步和变化。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在惯性中接着写呢,去占据本就在萎缩的文学刊物的版面。占据着,仅仅是因为不想让别人忘记你?不但无聊,似乎还有点无耻。

  无聊几乎贯穿于我生活的每一天,实在无事可干,就读读书。联系到自己的写作,读后的心得体会往往是两种,一种是,别人都写成这样了,觉得自己没必要再写了,怎么费劲巴拉写出来都是瞎忙活。而阅读文学期刊,通常又容易让我心生不满和自满。

  去年重又开始写东西,并不是我找到答案了,而是想写。一个子虚乌有却和我眉来眼去了很久的家伙也时不时提醒我,不要偷懒和找借口啦。这个没有名字的家伙是五年前我打算写的一个长篇主人公,迟迟没有动手是因为我心里没底。没有把握的恋爱,暂且就不走向婚姻吧。

  重新开始写作,还是从短篇开始。

  在这年头,短篇小说是不起眼的,它的节制与这个浮夸的废话连篇的时代格格不入。尽管如此,写短篇始终能给我带来莫大的快乐和成就感,虽然有时过程中也会有类似于便秘的痛苦,但当终于完成,终于可以从坐久了的那个地方站起来,这时所获得的满足绝对大于从便秘中解脱出来的轻松感。

  尤其是当写着写着,故事的走向完全脱离了我最初的想法,擅自奔跑了起来,我跟在它后面,气喘吁吁,然后我又超过了它,看到了更多可选择的方向和奔跑的可能性。我时不时回头瞟它一眼,或者故意停下来让它跑到我的前头,它跑啊跑,我也跑啊跑。我们交替领跑,这里面有斗智斗勇的游戏的快乐。

  短篇小说的魅力在于它的精巧、节制、角度独特、以小见大,提笔开始写的时候,作者就清楚舞台就如此这般大,表演时间短,种种的限制也许反倒能激发出写作者最大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你只有能力买一处小房子,那么你必须花心思尽可能在实用性上多做文章,可有可无的,去除,装模作样的,去除。

  我喜欢写短篇小说,她不像长篇那样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长篇的写作过程类似于跑马拉松,过程中有些阶段是用意志在对抗身体的极限,只是在做机械运动。而写短篇小说,完全可以在整个过程中都保持饱满的叙述状态,起承转合,张弛收放,节奏尽在自己的掌控中。

  可能只是一个好玩的念头,然后游戏就开始了。如果足够勇敢,并且注意力集中,沿途会触摸到各种未知的可能性,我要做的就是寻找和抵达这些可能性。

  就是这样的,由已知的部分开始,尝试探究我们视野和感知力的盲区,进而呈现我们充满多种可能性的复杂境遇,这实在是有意思也有意义的一件事。在有限的篇幅里,依靠细节的力量,屏气凝神,劈开外表貌似正常甚至光鲜亮丽的生活的一个横截面,将其杂乱无章或许已经腐坏的肌理暴露在外,作为一个写作者,想想都觉得激动。我固执而且阴暗地认定谁的生活都经不起细看,多扒拉两下,内里的不堪就显露出来了。还不止于此,这个世界的喧闹和五彩是经过伪装和刻意涂抹上去的,细心感受,她的质地是灰暗的,阴郁的,也许正是这些暧昧不清吸引着我在停滞几年后重新开始写作。

  每天写一点,慢慢来,写得不满意就放在那里。放在那里,它还是我的,任我指手画脚,敲敲打打,变成铅字了,反而跟我关系不大了。

  无聊至极的时候,看看微信朋友圈。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反正不是互相吹捧点赞表忠心,就是晒自己的幸福生活,还有喜欢一锅一锅往外端心灵鸡汤的。看来大家也都和我一样无聊,只不过我感受更强烈,并且愿意诚实地说出来。事实上,写这篇东西本身也是足够无聊的。

对于写作,我能做些什么

周洁茹

  37岁的第一个夜晚,我写了我的第一篇与香港有关的小说 《到香港去》。仅仅只是因为我收到的一个生日礼物,一个句子,你的语言不行,你过时了。我一定是为了证明我行才写那个小说的。

  在这个小说之前,我又是长达五年的没有写,我说的没写,就是真的,一个字不写。从美国搬去香港来来往往的间隙,我写了几个短小说,它们全部悄悄地发表了,没有人注意到,就像我最后悄悄地停在了香港。这 些 小 说 中 只 有 《 四 个 》(《鲤·孤独》)得到了一个句子,她的孤独是平静的,是自己可以观望甚至欣赏的,是潮水退去后安宁的瞬间。如果我要反对所有的评语,我就真的太忙了,我只好接受我的潮水退去后的安宁。这个时期我最突破的小说是 《你们》 ( 《钟山》2008年6期),我第一个可能也是唯一一个你是主角的小说。但是我自己最喜欢的还是一个叫做 《幸福》(《山花》2008年5期)的小说,小说里的女人们反复地寻找幸福,就如同我二十岁时候的那个小说 《花》,女孩子们反复地追问,你疼吗。

  我努力了。

  一个八年不写一个字的女人,在美国往返中国的缝隙里,努力写了一点小说,本身就是一个小说。

  然后又是五年的沉默,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香港。

  也在香港的葛亮请我喝了浸会大学的午茶,带我逛了浸会大学的走廊,我走得都要昏过去了。我们讨论的全是九龙塘的房子乌溪沙的房子西贡的房子,我们没有讲一个字的写作,我也完全没有记得住他带我走过的那些路。那个其实有点冷的下午,又一城滑冰场的栏杆旁边,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才能真正表达得出来我对我的写作的绝望,所以我什么都没有说。

  我连微博都没有。

  已经是我住在香港的第四年,好像与我以前在美国的日子也没有什么差别。然后我终于去了微博,然后我就得到了那个句子,然后我就写了第一个香港小说,小说在《上海文学》发表,仍然悄悄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上海文学》,连夜写完最后一个字,就这么连夜发送了出去。若说是我和《上海文学》还有什么联系,就是我二十岁的时候给他们自由投稿了一个小说 《点灯说话》,还是手写的方格纸,可是小说发表了,我自己都想不到,两年以后,我才发表了在他们那儿的第二个小说 《乱》(《上海文学》1998年6期),然后我就彻底消失了,算起来整整十五年。神奇的出现和神奇的消失,太真实的小说。我制造了第二次神奇的出现,在这个十五年以后,确切的十五年,不是五年不是十年是十五年,婴儿都可以成长为少年的十五年。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神奇的发表。

  写完 《到香港去》(《上海文学》2013年9期)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夜晚,我重写了我离开中国回去中国又离开中国时期的两个小说 《逃逸》 和 《回家》,用了更大的力气重写到全部崭新,为了让自己的一口气终于咽下去。这三件事情做完,我回到生活里去,生活比写作重要的生活。

  我生活里的一个朋友突然邀请我去她的有酒的白天派对,我去了,涂了口红,电梯下降,我给自己拍了一张照,拍完我就想,我还挺好看的啊,我就回来写作呗。我就回来写作了,在2014年的最后一个月。

  可是我仍然没有写确切的香港,我写了 《结婚》(《北京文学》2014年2期)又写了《离婚》(《上海文学》2015年5期),直到一个水瓶星座编辑来向我约小说,而且用了最直接的方式,完全不绕的,实际上我从来没有在中国见到不绕来绕去的人,我连夜写完了小说,给了另一位相对稳定的天秤星座编辑,可是我后悔了。我只好重新再写一个小说,给那位跟我一样完全不绕的水瓶星座。那个小说就是后来发表在《大家》(2015年2期)的《旺角》。可以这么说,除了《大家》,没有第二家刊物会愿意发表那个小说,《作品与争鸣》 还转载了它。

  然后我去查找了一下我与 《大家》 的关系,我发现我只在他们那儿发表过一个小说,而且是告别之作《我们》 (《大家》2001年2期),我那个时候的编辑还是李巍,我们最后的联络全部发生在云南到加州的电话线里,他一定要让我把那个小说写完,我一定就是只写那么多而且以后都不会再写一个字了。然后我搬了家,彻底中止了和所有人的联络,之后发生的一切,我都不知道了。

  夏天,我在一个青年的会议上作为最老的老青年说 《旺角》 表达了我真正的回来,然后我意识到我回来的地方,也是我当年告别的地方,所以这也是一个小说。生活不就是小说,我们不就是生活在小说里吗?

  开完会之后的半年,我再次回到一个字不写的生活,对于直接跳入不写作的状态,我真的是太熟练了。我反复检查了我在三月写的三十五个短小说,是的我做了一次写作习惯的练习,每天一个超短篇,练习的结果是我可以,但是我烦了。所以我也只写了那三十五个短小说。然后我也发现了短小说在中国的位置,台湾作家Walis NoKan在一个讨论民族记忆的会上提了一下短小说的问题,然后他朗读了也是他创造的一个两行诗作品,有人讲了一个中国段子来表示他懂了,我代替Walis先生白了他一眼。

  在我忙于为我的随笔书做各种各样无法言说的见面会的时候,《山花》 用了我的一组短小说,我与《山花》 是另外一个故事,一定也是很动人的那种,很好看可是很艰难的 《南方文学》 用了另外一组,于是我发现这个世界还是没有变化,漂亮姑娘就是会得到最坏的待遇,因为你太漂亮了。

  然后就是这一个十二月尾,我再次确认了我在2015年的后半年的确又是一个字没有写,即使你会看到什么,也是我在六月之前完成的,包括一些散文,是的我真的去写了一些散文,给了真的 《散文》,呼吸慢下来的瞬间,最好写散文。

  所以对于写作,我没有做什么,没有了我的写作的地球,也不会转慢一秒。可是写作为我做了太多,很多时候,完全是写作挑选了你,而不是你挑选了写作。我可能要重新开始一个小长篇,从那个没有写完的小说 《我们》 开始,尽管我是说过你要一个座位的话,你得有一个长篇小说这样的话,但是请相信我,我的写作绝对不是为了一个座位,我会站着把它写完。

我为什么写无名老太太的一生

任晓雯

  过去两年多,我把时间耗在书写一位无名老太太上。宋没用,苏北女人在上海。生于1921年,卒于1995年。普通不过的中国老人,似乎谁家都有一个,耳聋,多话、皱皱巴巴。

  起初,学习写作时,我受了影响,以为若要厚重,就得写成史诗性作品,或者地方志式作品。它们通常有着与“厚重”相符的篇幅,描述了一段中国历史,一方风土人情。我的上一部长篇是在八年前, 《她们》,39万字,写了一群上世纪男男女女的众生相。时隔数年,我意识到这部小说的问题,在于野心太大———我试图书写一个时代。

  然而,真的存在复数形式的“她们”,或者“他们”、“我们”吗?在这些年的阅读和思考中,我慢慢意识到,脱离了人,就没有时代。这里的人,必须是一个一个的。单个的人构成生活。很多很多人的生活,构成了时代。一个个时代,就构成了历史。人是起点,也是终点。因为时代终将过去,人性亘古不变。不变的人性,才是文学的意义所在。

  比如,经常被误认为历史小说的《日瓦戈医生》,其实主要写的不是国家或民族的历史,而是一个人的历史。具体而言,是写一个人的死亡问题。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历史就是要确定世世代代关于死亡之谜的解释以及对如何战胜它的探索。” “把历史看成人类借助时代的种种现象和记忆而建造起来的第二宇宙,并用它作为对死亡的回答。”简言之,历史是关于死亡的解释,也是对死亡作出的回答。帕斯捷尔纳克五十六岁那年,父亲在英国去世了。他给亲人写信说:“我已经老了,说不定我哪一天就会死掉。”为了这个原因,他不顾可能的政治风险,开始写作 《日瓦戈医生》。

  又比如 《安娜·卡列尼娜》。小时候受语文课教育,总以为这部小说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资产阶级妇女突破樊笼,追求爱情和个性解放之类的。近年重读,发现完全不是那回事。否则为何开篇题记为:“申冤在我,我必报应”呢?为何要安插列文这么个跟安娜交集甚少的人物,而且赋予了同等重要的篇幅? “申冤在我,我必报应”出自 《圣经》。在《圣经》 的秩序之下,安娜的婚外恋是罪,“罪的代价是死”。所以才有安娜的卧轨自杀,佛伦斯基的参军赴死。但托尔斯泰不是上帝,他是一个人,所以他对安娜的描述,有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怜悯。但在更大的秩序之中,安娜代表着人类往下堕落的状态。与她对应的列文那条线索,则表现了一个人不断向上仰望的状态。列文经历了哥哥的死亡,儿子的出生,经历了爱情、婚姻、工作,他对一切具体事物的思考中,都包含了对生命本身的沉思。其实这就是托尔斯泰本人的思考。我们在托尔斯泰稍后写作的思想随笔 《忏悔录》 中,能非常清晰地看到,列文的问题,就是托尔斯泰的问题。列文的身上,有托尔斯泰的影子。 《忏悔录》 写了托尔斯泰对自己和上帝关系的思考。在一生之中,他忽而远离上帝,忽而想要抓住上帝,他的理性与那看不见的信仰互相角逐。在 《忏悔录》 最后,托尔斯泰写自己悬空躺在深渊之上,保持仰望的姿势,这让他舒服,也让他安心。我们比照 《安娜·卡列尼娜》 的结尾,可以看到列文有相似的思考,他有困惑,但是他仰望: “而信仰———或者不是信仰———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这种感情也历经种种苦难不知不觉间进入了我的心灵,并且牢牢地扎下了根……现在我拥有着让生活具有善的意义的权力!”由此,安娜的往下堕落的状态,列文的向上仰望的状态,构成了生命的完整状态。这里没有批判,也不是非此即彼。因为每个人都既是安娜,又是列文。正如托尔斯泰本人所言:“人不是一个确定的常数,而是某种变化着的,有时堕落、有时向上的东西。”由此可见, 《安娜·卡列尼娜》 写作的出发点,不是描写历史,更不是阶级控诉,而是托尔斯泰对于人的道德状态和生命状态的思考。

  俄罗斯文学大师对于人之境况的书写,使我意识到:对于一个人的描述足够深入,完全能够涵盖一个时代乃至所有时代。时代从来不曾架空于人。它在人的词汇变化里,观念更替中,在面貌上,在服饰间。我一直记得多年前,观看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 时的感受。他使用长镜头,缓慢摇过一张张中国人的脸。那是1972年,镜头里的中国面孔,远比我阅读得来的“文革”人物印象复杂。友好的脸、惊讶的脸、疑惑的脸、茫然的脸,多有出人意料的友善单纯。记得陈丹青写过,他初次去美国时,大吃一惊,因为街上的年轻男女,“人人长着一张没受过欺负的脸”。没受过欺负的脸,是怎样的脸。受过欺负的脸,又是怎样的脸。把一张脸上的表情描摹透,就已非常可观。何况文字之于画面,更有深入内心和纵横时空的长处。当我们穷尽一个人的语言、体态、服饰、心灵,会发现最为广阔的世界。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书写一位无名的中国老太太,并试图在写作中搞明白一件事情:生命里为什么有苦难,有什么力量,能使我们超拔于苦难。我仿佛是用了多年的学习和练笔,终于给自己找到一个崭新的出发点。是的,一切还刚刚开始。

为我们暂居的世界留下一点余味

赵志明

  1980年代我上小学的时候,记得有书法课,每天下午练毛笔字,几年里临过好几本字帖,都是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家,然而当时并不以为然,终究也没有完成对“字”的塑形,对他们的印象还不如之后出现的庞中华老师来得深刻。究其原因,初高中的孩子已经情窦初开,当时又流行交笔友,写一首漂亮的钢笔字非常有必要遂成为共识,所谓“字如其人”云云,但我显然没有意识到此重要性,现而今,我的字依然难看如蟹爬,拿不出手,为此经常在写得一手好字的朋友面前自惭形秽。

  “字如其人”于我而言简直就是切肤之痛,不堪回首。后来上了大学,在中文系里难免要接触众多文人的八卦,“文如其人”这一说法经常被提及,少不得要对此妄加揣摩,发现这一论点在褒贬之间能够自由切换如入无隙,人好文佳的可以美誉为“文如其人”,文章一流人品有瑕疵的依然可以一言贯之以“文如其人”,从而将其“文章千古事”一棍子打死,文章人品皆不入流的更加坐实了“文如其人”的凿凿之断。师长们言传身教,也不断强化“为文更需为人”的准则,似乎“人品灌注到文品”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这种传导和过渡成不成立,又以及其工作原理是怎样的,我完全不清楚,估计也没有几个人能深谙于己心缕析给他人的。这就有成为一本糊涂账的危险。一个文人,为了规避“文如其人”泼冷水的尴尬,或者让自己名正言顺地享有“文如其人”的高帽子,往往会刻意拔高自己的精神世界,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完人”,但“完人”难为,免不了要狗苟蝇营于维护其“私德”,由不敢说一些真话的投鼠忌器导致彻底滑向张口全是假话的灭顶深渊,或者不自知,或者揣着明白装糊涂,变成了一个“假人”,戴着虚伪的面具,说着言不由衷的话语。这样的文字毫无疑问会顶风臭十里,放在电脑里占用内存,付梓印刷浪费纸张不环保; 写出这样文字的作者由此也极有可能造成大面积的非议,至少他是显然不敢像司汤达、波德莱尔和福楼拜那样坚信自己是为五十年后的读者而写。若不幸而有这样的想法,那简直就是无耻之尤了。

  想来,文人者,文在前而人在后,是不是可以理解成“言之有文,行之及远”的人都可称之为“文人”,这只是立足于效果的一种判断?若然如此,“文如其人”“人如其文”这种“为文”“为人”之间的先后关系就失之牵强附会了。不妨这样来理解,那些让人失望恶心至极的文人依然是文人,为了以示区分,可以加前缀词,比如说“狗” “无耻的”之类。

  很显然,我不是想要就“道德”展开讨论并得出某种结论,也无意于把“文人”这个概念纳入几千年的历史细加考量,事实上,若要探讨“为文之得失”,王国维的“一切景语皆情语”倒是足可说道的。 “情真意切”,可以视为“文”的试金石,至少是其中之一块。我和很多引以为知交同道的写作者都聊到过这个问题,真诚深潜的写作殊为可贵,按理说也相对容易达到,不就是说点真话实话蠢话吗,所不能行者大概是人的理解出了问题,流于表面和肤浅,或者哗众取宠,或者孤芳自赏,反而视“有一说一是一说一”的方式为畏途,或逡巡不前,或绕远规避,甚者标志为雷区的也大有人在。

  呜呼,这样的写作纵然高深绮丽,但在直指人心的效果方面定打折扣。我以前看布莱克的 《天真与经验之诗》,对写作形成了些微的认识,觉得人生在世界上,经验自然会与时俱进与年龄俱增,但天真万万不可全面溃败退却。保有天真的初心,辅以经验的世故,唯此写作才能既契合己心,又与世界相呼应。在东西方文学史上,无论是但丁屈原,还是卡夫卡鲁迅,都能作为“天真与经验”的佐证。也正因为如此,文学才有益,文人才让人羡慕。

  很有可能,“文如其人”“人如其文”互为关照,因为两者都兼具“天真与经验”,才能成其为“文”为“人”。写到这里,想起一些题外话。有论者说,中国目前的小说写作,存在一个特别遗憾的问题,那就是很多小说写得都差不多,看上去一个样,就像是同一个人写的。这可能指的是作品的精气神太过神似,没有呈现出多样性和特殊性,当然是很不应该的。就这点而言,“文如其人”就是个笑话。西哲有云:人不可能踏进同一条河流两次,或云,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推而广之,也就没有相同的两个人,人都不一样,文字却接近,这真的是奇哉怪也了。

  就我个人的一些经验来看(不光光是写作这个领域),随大流眼睛一闭就能够做到,特殊性意味着做出一些取舍和牺牲,强调一些不合时宜的个人趣味(也可能是恶趣味),不仅会惨遭无视,甚至可能遭到打压。但是千篇一律的写作太乏味可陈,连带着其背后的写作者也面目模糊且可憎。清人赵翼曾在诗中说:“万马齐喑究可哀”。如果“万马齐喑”是可哀的,那么“万马齐鸣声音若出一口”非但不壮观,简直就是太悲剧了。在这里,我不劝天公重抖擞,寄望于写作的同道中人,也聊以自勉,为山九仞,发轫于硎,写出不拘一格的文章,为我们暂居的这个世界留下一点余味。比如 《北回归线》,比如《午夜之子》,比如 《扎根》,比如《弟弟的演奏》,比如 《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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