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内：商业和文学一样严酷(张晓媛)

　　已过不惑之年的路内，继续书写“工厂”，他的新作《慈悲》 呈现了时代裹挟与业力流转下个体的尊严和慈悲。本版撰稿记者张晓媛

　　一关于新作

　　“我有我的写作路径。我想暂时停在这里，我说了我无法战胜历史，但愿意在40岁的时候回应它，并且长久地注视它。”

　　山东商报：首先恭喜您当选某媒体评选的年度魅力人物，和屠呦呦、贾樟柯、程维、崔健等各个领域的代表人物一同获奖。有媒体评《慈悲》可媲美余华《活着》。您如何看待这个评价？

　　路内：余华是我心目中最优秀的当代作家，称《慈悲》可以媲美他，真心惭愧。另一方面，《活着》已经出版了20年，它确实成为了当代文学的一个稳定参数。我私心还有一个参照的文本，是鲁迅的《阿Q正传》。从历史来说，20年很短暂，但从作家个体生命来说，20年已经足够长了。《慈悲》 是我40岁以后写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想总要交出一个比较好的答卷，或者是问卷。有一次我问李洱，你写《花腔》的时候多大，他说大概32岁。我说我真心佩服你，32岁啊。我终究还是心智晚熟，逐步走到一个对历史、文学严肃思考的位置。这当然不是否定过去的作品，过去自己也会在小说中讨论这些问题，但那个姿态有时候会让人产生怀疑。用个滥俗的词来说，我还是追求“进步”的。山东商报：有人说，“水生、根生、玉生、复生”四个带生的人，一边拼命求生一边安然赴死，正是多数中国人的生存面貌。您怎么看？

　　路内：“生”这个字在中国人的名字里太普遍了(我父亲叫淼生)，我一直觉得，那里面有一种非常简单的追求：活着，并且能够纪念。小说里的人物，说起来是工人、工程师，本质上还是像农民。农民的特质大体上我们都了解，他们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础。当下中国的情况更为扩大化，几亿农民成为了工人。他们是最被动的社会阶层。这种努力活着又安然赴死的状态，在我看来一方面是可悲的，一方面也保存了基本的尊严。因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大部分中国人不得不用《三字经》这种文本，来作为自己一生的行动准则，稍微高级一点的也就是世俗的佛经或者孔孟老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些革命的元素，但迅速也被世俗化。在没有办法的办法中，他们找到了一个较优的方案。某种程度上，他们是那些看着阿Q去死、也看着夏瑜去死的人们。山东商报：水生说：“邓工，我们到底是在做好事，还是在做坏事？”——很多时候，我们如何判断好坏？对自己有利的就是好的，没利的就是坏的？是非的标准和底线如今越来越低了？

　　路内：一百年前，中国人剪辫子、放脚，以此来走入现代，当时想必也有人觉得痛苦，但这种痛苦已经失去价值了，因为历史确定了它的坐标系。多少次进步都是以退步为代价，都是建立在人的固有价值崩溃的基础上。实际上欧洲也是这样，它经历了资本主义、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这可能不是一个中国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类现代性的问题，歌德的《浮士德》提出的也是类似的——在建立现代性的努力中，那些代价是否值得。升斗小民，也算是知识分子，稍稍思考一下，连对与错的问题都来不及回答就走进了“现代性”之中。人的生命只有那么长，一百年的历史需要四、五代人来构建，这里面不一定是“利”的问题，而是被时代裹挟着必须向前走，或者必须停下来。山东商报：为什么这部作品还是工厂主题而不是繁华一片的纯粹的上海都市生活，后者似乎从题材上关注度方面会更讨巧，尤其是市场方面。

　　路内：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没怎么考虑过市场，甚至我认为文学界的反响会不大好。因为当下的中国文学，好像有一种口号要建立“都市文学”的审美体系。这当然很好，但我有我的写作路径。我想暂时停在这里，我说了我无法战胜历史，但愿意在40岁的时候回应它，并且长久地注视它。也要感谢《收获》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给我发表和出版的机会。

　　二 关于出版

　　“如此多的‘转型’次数，实际上是一条直线。它更像跳跃摸高，每一本书写出来，都能让我向上多出一厘米的高度，而文学的最高点可能还在天上。”

　　山东商报：有的作家希望自己的作品一字不改，在实际出版过程中，有哪些主动的修改，哪些被删掉的部分或情节是自己特别在意的呢？

　　路内：这个话题说起来就长了。《慈悲》 这部小说大体上没有太多的增删，评论家黄德海先生提出过一些意见，我觉得非常好，让小说的结构上更丰满了。出版《云中人》的时候，《收获》的编辑钟红明老师在几万字的间隔里看到一个不起眼的硬伤，前后不一致，我冷汗都出来了。我的大部分小说是在北方出版的，有时候遇到北方的编辑也很有趣，他会坚持认为某一个句子是病句，句法不对，我会争辩说南方的句法就是这样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体会到了北方语系的强大。我也会尽可能坚持我的句法。有一些更细微的，比如小说里的人物骂脏字，编辑不给骂得那么难听，那就只能舍弃了，我总得做点让步。

　　山东商报：如何对待已经出版的小说？很多作家会说，作品出版后，就和自己没有关系了。

　　路内：我很在意的。当然，写得多了，也不可能一本一本都在意。在意有两个层面，一是当年写书总有轻狂不合理的地方，偶尔自己看一遍(不常看)觉得很汗颜，要是现在写，就会更好些，忍不住想改了它；二是能看出自己在写作上的调整。我印象中，自己被评价为“变向”、“转型”至少有三次了。“转型”是一个商业用词，用在作家身上我觉得有点羞辱。如此多的“转型”次数，实际上是一条直线。它更像跳跃摸高，每一本书写出来，都能让我向上多出一厘米的高度，而文学的最高点可能还在天上。文学那么严酷的标准，我不可能盲目自信，也不可能不在意。

　　山东商报：作为作者写作、出版一本书的过程中，会体会到很多难以言说，甚至羞于言说的时刻。在中国一个传统文学作家靠稿费生活似乎非常艰难，先不说印刷数的不透明，很多人还遇到过稿费不能按时结算的窘境。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家如何自我保护？

　　路内：我不知道，我对作家的生存方式提不出任何有效的建议。出版界确实有隐瞒印量的情况，这是非常糟糕的，我见过各种作家遭受的羞辱，甚至没法放到台面上说。我想我只能和作家们坐下来，抽个烟，喝点酒，安慰一下，然后继续写。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办法。写出好的作品，找一个好的出版社，有一个好的责任编辑。作家也要自爱，最起码在中年之前不要企图过上名人的生活吧。如果是想做畅销书作家，那就找个厉害一点的经纪人。记得哪位畅销编剧对严肃作家们说过“文学爱的是我”，一点没错，很多严肃作家都是被文学忘记的人，可能他们此生必须被忘记、被羞辱，然后才会产生可能性。

　　三 关于影视

　　“我看有些很夸张地谈IP的人，谈了两三年，至今什么也没干成。商业和文学一样严酷啊。”

　　山东商报：《少年巴比伦》 目前还在展映，入围了三个电影节的新人单元也算不错。“我不想再卖长篇版权是对中国的电影行业存疑，而不是对少巴这部电影失望。”但不能否认的是，影视版权是一笔很大的收入，相对出版书的收入而言。对这些收入能做到完全不在乎吗？

　　路内：《少年巴比伦》是在山东拍的，投资人、导演、执行导演都是山东籍。拍电影的时候，我会被他们气乐，事后想想，这么多投资下去，他不拍一个烂俗喜剧去挣几亿票房，却拍了一个相对有追求的电影，至今还在国际电影节上徘徊。我也是搞不懂他们。中国电影行业已经娱乐化了，如果小说要对应电影去写，在十年二十年前还有一点可能，现在就不用提了。一些有才华的导演，比如贾樟柯、万玛才旦、徐皓峰，他们也根本不需要原著支撑，自己就能写。

　　我对电影提不出更好的建议，大部分导演比作家更需要安慰，拍一本有追求的电影，结果可能是赔本，拍烂片又被人骂。这么矛盾的环境，已经不是思想境界的探索了，电影形式上都会出问题。无法对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对作家来说，要么就是闭着眼睛把版权卖出去，我们通常会祝贺，但严肃文学卖影视版权的价码并不像外界认为的那么高，有时也是白菜价。这个主动权不在作家手里，更不能指望电影为小说的文学价值增色，它也许只有一点宣传上的意义。往后的事情难说，成名作家或许能抵抗这种诱惑，对青年作家来说，选择更艰难，他们必须为稻粱谋，卖版权尚且还好，有些直接就去写通俗剧了。对此我无法提出更好的建议，比如要坚持文学理想之类的，没法说。我只能从世俗角度理解这种选择，但也仅仅是世俗角度。山东商报：现在影视和出版圈全员都在谈大IP，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路内：这事情对一部分人来说很重要，比如书商、畅销书作家、网络作家。不过人各有各的运气，我看有些很夸张地谈IP的人，谈了两三年，至今什么也没干成。商业和文学一样严酷啊。我也见过大作家大编辑，对于所谓的IP一脸茫然，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做，也许去做了也是浪费时间，浪费自尊心。实际上，IP这个概念和大多数作家是没有关系的，作家可以谈论IP就像作家也可以关心房价、股票，但这不是文学范畴内的讨论。倒过来再说一次，文学和商业一样严酷。山东商报：作品改编中您最看重的一点是什么？为什么这一点不能妥协？

　　路内：大体上没有什么是不能动的，电影是导演的作品，导演应该有自己的追求，拘囿于原作只会使导演丧失想象力。我和导演讨论的话，一切都是基于电影，而不是原作。也有一些牵制因素，比如长篇小说的气比较长，它一定会影响到电影的创作。这里的取舍就要看导演的功底和心理了。如果说有什么必须坚持的，我希望原著路内的这个名字不要动吧。